他主持《明報》33年間，寫下7000餘篇社評，卸任後仍自稱「新聞工作者」

在空間距離最近的香港讀者眼中，金庸先生有兩支筆：一支是寫武俠小說的「世界第一俠筆」，另一支是寫社評的「世界第一健筆」。無論提起哪支筆來，他的功力都猶如武林高手般登峰造極。

1959年在香港創辦《明報》後，金庸左手書寫江湖傳奇，以連載武俠小說拉動報紙銷量；右手辣評時局民生，發出振聾發聵之聲。他兩手握住的仿佛不是筆，而是兩盞燈，在想像與現實之間探出一方廣闊天地。若論被這光亮照射到的人群，小說自然更勝一籌，但金庸始終認為，報人身份才是他的第一生命。離開《明報》後，他在演講中依然自稱為「新聞工作者」。

我在1946年夏天就參加新聞工作，最初是在杭州的《東南日報》做記者兼收錄英語國際新聞廣播。」回憶起入行往事，金庸在與池田大作合著的《探求一個燦爛的世紀》中如是說道。自這一年後，他與新聞業的緣分再未斷絕。從杭州、上海再到香港，這個才情無限、滿腹珠璣的青年一步步成長為傳奇報人。

入行時任翻譯，曾是專欄「段子手」

「『狂氣』，我以為是一種達於極點的衝動，有時甚至於是『故意的盲目』……我要這樣武斷地說一句：要成就一項偉大的事業，帶幾分狂氣是必需的。」1941年9月，《東南日報》發表《一事能狂便少年》一文，開篇即從學校訓導主任批評學生的一句「你真是狂得可以」談起，大膽提出反駁觀點，並以法國大革命等案例加以佐證。文章的作者，正是當時在讀高二的金庸。

此前，金庸因為寫壁報諷刺這位對學生很凶的老師被開除，轉學之後仍憤懣不平，於是寫就此文。年齡雖小，他的詞句卻格外犀利。「狂文」見報後，年僅17歲的金庸一炮而紅。《東南日報》副刊主編陳向平對這位敢怒敢言的學生頗為欣賞，文章刊出後不久，他就在出差途中專門下鄉看望金庸，後又將其推薦給《東南日報》總編輯汪遠涵。倘若沒有此文，金庸的人生或許會是另一個樣子。

1946年11月，金庸與《東南日報》簽下職工保證書，職務一欄裏寫著「記者兼收英文廣播」。實際上，那時他出門採訪的次數很少，主要工作是收聽美國之音、英國廣播電臺等外國廣播，從中選取有價值的內容編譯成國際新聞稿。由於缺少錄音設備，金庸沒有回聽的機會，只能邊聽邊記，一次譯出。同學余兆文看到後深感震驚：「外國電臺說話那麼快，又只說一遍，能聽懂就已經很不錯了，你怎麼還能逐字逐句直譯下來？」金庸解釋：「每段時間國際上只有那麼幾件大事，又多是有來龍去脈，有連續性的。必要時寫下有關的時間、地點、人名、數字，再注意聽聽有什麼新的發展，總是八九不離十。」

但對於做新聞的人來說，這些內容再有趣，也只能算是佐料，實打實的採訪報導才是正餐。金庸的第一篇訪問稿於1946年12月6日見報，標題為《訪問東方的劍橋大學——浙江大學》。文章開頭寫道：「踏著薄薄的積雪，記者到大學路浙大去訪問代理校長王季樑先生……」與小塊專欄不同的是，這篇文章署名「查良鏞」。通過對比同時期發表的文章可以發現，在此文之後，凡屬正式採訪文章金庸皆署真名。

雖然早期做嚴肅新聞不多，金庸還是在報社學到不少東西，為日後在《大公報》工作打下了基礎。1947年10月，《大公報》上海館公開招聘3名翻譯。廣告一出便有百餘人來應徵，其中甚至有大學教授、中央研究院研究員和知名作家。經過一番挑選，金庸和另外9人進入筆試環節。試題由精通英、日、俄文的《大公報》翻譯主任楊曆樵出題，內容是將電報和社論譯成中文。金庸僅用65分鐘就完成筆試，成為第一個交卷參加口試的人。錄取名單公佈後，他的名字位列榜首，金庸至此進入《大公報》。

三篇「從國際法論」，向新中國建言獻策

在上海《大公報》工作不到半年，金庸就被選派到香港參加《大公報》香港版的復刊工作。一次看似尋常的工作安排，讓命運在他身上打了個轉向。

「要感謝《大公報》派我來香港！」日後回憶起來，金庸深感幸運，但當時的他可謂「身無分文走香江」，生活相當窘迫。追隨《大公報》創辦人之一胡政之來到香港後，金庸就住在宿舍樓的樓道裏，每天胡政之都要側身從他的床邊走過。短暫的相處中，金庸感受到胡政之身上那股讀書人的正氣和文章報國的精神。近距離接觸《大公報》的各位前輩，也讓他受益良多。可以說，金庸接受到真正的新聞啟蒙正是在《大公報》工作時期。此後的漫長歲月中，這把思想火炬一直指引他前行，提醒他去完成一個報人的使命。

來到香港沒多久，胡政之就因病返回上海治療，隔年便病重辭世。得到消息的金庸很是傷感，他在《再也聽不到那些話了》一文中深情緬懷，「與胡先生相處只有一個多月，在這一個多月中，因工作、吃飯、睡覺都是在一起，這位偉大的報人對於一個年輕的新聞工作者生活和學習上所產生的影響是極其深遠的」。胡政之曾對金庸說「外交不是根本的學問，要多看點歷史與經濟的書籍」。金庸照做了，也因此在學養和見識上得到極大提升。

有研究者認為，金庸真正以新聞人的角色來寫社論，應當以1948年12月13日發表的《論美軍登陸護僑》為第一篇。在這篇文章中，金庸以「違反國際公法」「違反聯合國憲章」「違反莫斯科宣言」「違反中美平等新約」「違反美國國內法」「違反杜魯門的外交政策聲明」「美僑是自願來的」等7個部分逐個說明美國軍艦以保護僑民為由靠岸上海的嚴重違法性。這次嘗試之後，金庸的時評寫作一發不可收拾。

1949年6月，金庸寫下評論文章《從國際法看新中國政府的承認》，表態支持即將成立的新政權；新中國成立後，國共兩黨對香港鐵路的資產問題爭持不下，金庸於1949年11月分兩日連載《從國際法論中國人民在海外的產權》一文，闡明這些資產應當歸中華人民共和國所有；1950年11月，他又執筆寫下《從國際法論援朝志願部隊》，論證中國人民志願軍赴朝鮮抗美的合法性。金庸運用大學時期對國際法知識的掌握，有理有據地辯駁，表明了他對家國大事的態度。文章發出後，金庸還得到國際法專家梅汝璈等人的讚賞。

創辦《明報》，強調人民性

回首金庸的一生，不禁讓人對「偶然」二字深深感慨。1955年，因《新晚報》武俠專欄完結，金庸被臨時拉去填補空白，結果一部《書劍恩仇錄》深受讀者追捧，他由此走上武俠小說之路。4年之後，金庸與老友沈寶新相遇，二人商議後決定合辦一家旬刊，專門刊載武俠小說。在報販的建議下，旬刊的設想被日報替代，《明報》就這樣誕生。金庸在發刊詞中表明立場，立志維護「公正與善良」。

為了辦報，金庸將積攢下的8萬港元稿費全部投入其中。創業最艱難時，報館只剩下金庸和沈寶新兩個人。每次下班已是深夜或淩晨，金庸從報社回家需要過海，為了湊齊6個人分攤船費，他常要在涼風中等待，人滿之後才能乘一艘俗稱「嘩啦嘩啦」的小電船渡海。日子雖然過得艱苦，好在報紙一點一滴積累起聲譽，影響力不斷增強。

《明報》之所以能在香港報紙中獨樹一幟，除了金庸的武俠小說，還與他的社評分不開。身為總編輯，金庸肩上的擔子實在不輕。一節小說八九百字，社評要寫1000多字，每天一睜眼他就欠了2000多字。以至於朋友請客他都不去，「我必須要寫好社評後才能放心吃飯」。每當有大事發生，無論港英當局還是內地和臺灣，都會有無數雙眼睛在關注《明報》的態度。

金庸有意識地讓社論站在普通民眾的立場。港府有新政策出臺，他會分析哪部分人將受到影響，思考政策還有什麼需要改進的地方。香港發生勞資糾紛，他積極調解社會矛盾：「對窮人的福利工作，我們做得夠了麼？對於下層階級的人，我們是否能給以更多的公平機會？公務人員對於窮人，是否有足夠的禮貌和尊重？」港英當局要拆掉有大量底層居民聚居的九龍城寨時，金庸在社評中歷數前幾次試圖拆遷帶來的後果，以「相信這一次也會停止拆遷」表明態度。在香港社會之外，海外的華僑華人也為金庸所關注，個別東南亞國家有排華舉動，金庸立馬發文《中國人感到憂慮》，分析華僑華人的安全能否得到保障。

國際形勢和重大新聞更是金庸社評的主要話題。1964年，金庸在一篇題為《世界糧食分配不均》的社評中談到糧食安全，「縱然有一半以上人口從事耕作，拉丁美洲仍然有數百萬人陷於饑饉；非洲方面，每一個農民所生產的糧食只夠他本人及家庭成員吃」。他以日本作示範，認為其農業制度是「世界上最有效率的」。

除了對國計民生的關切，面對複雜變幻的時局，金庸也總是強調人民性。「得民者昌，失民者亡，哪一個政黨或集團真能為廣大人民服務，人民自然會擁護他們。」金庸曾旗幟鮮明地告訴讀者：「凡是有利於國家和老百姓者，我們讚揚之，有害于國家和老百姓者，我們反對之。」因此《明報》得到市民群體的廣泛支援。

在報紙內容上，金庸有自己的獨到見解。他用「五字真言」總結出專欄文章的寫作要求，即「短、趣、近、快、圖」。至於副刊文章，還有另外一個「廿四字訣」：「新奇有趣首選，事實勝於雄辯，不喜長籲短歎，自吹吹人投籃。」投籃就是把稿件投入廢紙簍，棄而不用，可見金庸對報紙立場的重視。這些主張不僅在《明報》上得到充分應用，甚至影響了整個香港的嚴肅媒體。幾十年過去，很多做法依然適用。

主持《明報》的33年間，金庸將無數心血融入到報紙中。除了期間撰寫的十幾部小說，僅他親自執筆的社評就有7000多篇。《明報》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已成為香港名報，無論今日還是以後，當人們談到香港新聞史時，金庸的名字必然要提及。在他珍視的第一身份「新聞工作者」上，金庸取得了一流高手的成就。

（祖一飛／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