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的強大實力，是外交官最堅強的後盾。這一點，在我的外交實踐中得到充分證實。改革開放徹底改變了我國「弱國無外交」的局面，讓中國贏得了世界的尊重，也給了我們外交官十足的底氣。
國力不濟就難有話語權
1970年5月，我被派到我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工作，正式開始了外交生涯。南斯拉夫曾長期被定性為「修正主義」國家，在我心目中必然是個「糟糕」的國度。但來到南斯拉夫首都貝爾格萊德之後，所見所聞卻令我大吃一驚。市面上各種商品應有盡有，不像我國當時那樣限量要票。我曾到剛剛興起的「超級市場」看過，貨架上商品琳琅滿目、種類繁多，任憑顧客自己挑選。
我跟隨大使參觀南斯拉夫許多工廠企業，感到現代化程度很高。當年我國建造一艘萬噸輪船就稱之為「巨輪」，而南斯拉夫早就能造幾萬噸的船隻了。實際上，那時南斯拉夫是東歐最發達的國家，民眾生活相當不錯，許多家庭開始擁有汽車，國際活動也十分活躍，又是不結盟集團三巨頭之一，每年都有多國首腦來訪，在世界上擁有相當的影響力。相較而言，我國「文革」帶來經濟混亂，外交上也面臨不少挑戰和難題，國際局面並未完全打開。
新中國成立20周年的1969年，同我建交的國家只有50個，其中還有6個以種種藉口同我國斷絕或中斷了外交關係。這固然是美國等西方國家破壞的結果，但也與我國國力不濟相關。記得那年世界游泳錦標賽在貝爾格萊德舉行，國內指示使館就恢復我國合法地位做國際泳聯工作。使館一位高級外交官帶我去執行這一任務，雖經南方多方斡旋，國際泳聯負責人對我們卻依舊不理不睬。這次經歷讓我有一種強烈的受辱感覺，卻毫無辦法。國家不夠強大，國際上就難有影響力和話語權。
被誤認日本人刺痛了我
上世紀80年代初，我到駐加拿大溫哥華總領事館工作。那時我國改革開放已經蓬勃展開，取得不少成績，加拿大開始看重我國，我國國際處境比我在南斯拉夫時好了許多。但那時正是日本風頭最足的時候，人們開口閉口都在談論日本，在溫哥華幾乎到處都能感受到日本的影響。我個頭不高，穿了一身西服，又戴著一副寬邊眼鏡，經常被人當成日本外交官。
有一次參加活動，我正同一位加拿大朋友交談，一個加拿大人走過來說，他剛從東京回來，當著我的面大誇日本如何發達先進，一副無比佩服和羡慕的神情。他顯然把我錯看成日本人了。和我交談的朋友趕緊介紹我是中國領事，那人聽後才知道搞錯了，尷尬地念叨了句「中國現在也不錯」，轉身匆匆離開。這件事深深刺痛了我，中國比日本幅員遼闊，人比日本多，歷史比日本悠久，為什麼日本在外國人眼裏那麼出彩，而我們中國卻不被瞧得起呢？！
當時，商店裏到處都是日本精緻的家電、照相機、音響和其他高檔產品，價格高卻深受顧客青睞。而中國出口的產品，卻是一些廉價的布鞋、塑膠鞋、打火機、勞動手套等低檔物品，成堆地擺在地攤上都沒有人光顧，兩者形成鮮明反差。在一些知名的公園裏，經常可看到日本捐贈的小亭子、出資修建的「日本花園」，日本儼然被看成亞洲文化的代表。在普通人眼裏，只有發達的日本，自然沒有我們中國的位置。雖然加拿大官方、企業界和有識之士業已意識到中國改革開放具有的發展潛力，開始重視對華關係，看重中國的國際地位，但在各種場合，日本外交官更受重視，地位也比中國外交官顯赫。在溫哥華的種種親身經歷，使我深切感到，沒有祖國的繁榮強盛，就沒有外交官的地位。
開放驅動中英關係加速
1997年3月，我出任中國駐英國大使。那個時候，隨著改革不斷深入和對外開放的持續擴大，我國日益強盛，輝煌成就舉世矚目，國際影響明顯增大。日本經濟總量仍比我國大不少，但在經濟泡沫破裂後已陷於蕭條的十年。尤其在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後，許多國家遭受嚴重衝擊，作為亞洲經濟實力最強的日本，卻採取了以鄰為壑的自保政策，聲名受挫。而我國不僅持續發展，而且向一些困難的國家慷慨伸出援手。我國還堅持人民幣不貶值，為世界經濟穩定做出貢獻，受到普遍的讚揚，國際聲譽明顯上升。
1998年3月，朱鎔基總理正式訪問英國。這是他擔任中國總理之後首次出訪。據說法國曾試圖爭做朱總理出訪的第一站，結果英國占了先，倍感「殊榮」，給予高規格接待。表面上是個禮賓問題，實質卻是英法相互爭奪中國的商機，都想搶佔在華的優先地位。當時西歐各國經濟狀況普遍不佳，把希望寄託于蓬勃興起的中國市場上，英國各界對中國表現出強烈的興趣。英中貿協舉行盛大的歡迎晚宴，並邀請朱總理發表演講。容納500人的金融城市政大廳，那一晚湧進700多人，他們殷切希望親耳聆聽中國總理介紹改革開放。朱總理講演內容豐富、材料翔實、條理清晰、語言幽默，引起陣陣熱烈的掌聲。講演結束後，所有人都站了起來，震耳欲聾的歡呼聲和鼓掌聲響徹整個大廳。中國改革開放將會給英國帶來發展機遇，成為英倫各界談論的最重要主題。
我在英國任職近五年半時間，深切體會到改革開放是中國最亮麗的名片，也是中英關係進入發展快車道的強勁驅動力。我曾被各類部門、組織、團體和學校邀請去介紹改革開放政策和我國發展的情況。英國的一個知名商務諮詢組織「發展集團」（The D-group），以促進英國出口為主旨，會員包括英國一百多個企業，連續幾年都邀請我做演講主賓，介紹中國的政策和發展情況。該組織負責人對我說：「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發展顯著，對世界都有很大影響。我們會員一直關注著中國每年的進展，希望在中國找到機會。」這不是個別現象，更多瞭解中國，抓住更多合作機會，在開放的中國市場佔有一席之地，是英國工商各界普遍的要求。
使館肩負著為國家經濟發展服務的重要任務，為中英企業牽線搭橋是義不容辭的責任。我們除了經常到英國各地區和主要城市做宣介工作，深入講解我國改革開放政策，全面介紹中國發展情況，探討雙方合作的專案與途徑之外，還同英國企業建立了密切聯繫，推動他們加強同我國合作的願望，同時也及時反映他們的關切和訴求。英國維珍公司老闆理查•布蘭森是著名的商業「怪傑」。我到倫敦不久，布蘭森就邀請我午餐，圍繞我國改革開放問了我許多具體問題，我問他是否想要到中國闖蕩一番，他點頭說：「我正在思考這件事。」不久後，他在開闢倫敦直飛上海航線上與英國航空公司展開激烈競爭。我詢問英國外交部的意見，他們幾乎眾口一詞地支持維珍。國內聽取了多方意見，最終同意維珍公司開闢這一重要航線。
1998年10月，英國時任首相布雷爾訪華，是英國工党在任首相第一次正式訪問中國。布雷爾早在1988年曾隨工黨代表團訪問過中國，「親眼看到了中國正在發生一場經濟革命」，始終認為「中國的經濟發展對我們來說是機遇，而不是威脅」。出任首相後布雷爾表示要「開闢英中關係的新開端」。結束在上海的訪問後，他立即在自己的「首相網站」上發起《中國與西方》的網上討論，親自撰文強調同中國發展合作的重要意義。德國時任總理施羅德、法國時任總理若斯潘以及美、日等許多知名人士積極參加討論，共發表了近百篇文章，紛紛表達與中國合作的願望。這種現象是前所未有的，說明中國改革開放已產生廣泛的國際影響。
我在英國的五年多時間裏，中英關係得到全面的蓬勃發展。雙方高層互訪不斷，貿易額翻了一番多，英國對華投資也翻了一番，其他領域的互利合作也取得重大進展。
大使受邀檢閱倫敦警隊
改革開放為我國外交插上騰飛的翅膀，也為使館工作開闢了廣闊天地。祖國日益發展壯大，是我們開展對外工作的雄厚基礎，增強了我們敢於工作、善於工作的堅強信心。與此同時，我國駐外使館也受到更大重視，在駐在國的地位明顯提高，往往是最受關注、最為繁忙的一個使館。許多場合中，我國外交官常被排在顯要位置，受到更多尊重。
我館舉辦的一些重大活動，多是賓客如雲，而且一般都有英方要人參加。1999年9月底，我館在倫敦金融城市政大廳舉行國慶50周年招待會，英國派出4名部長和4名副部長參加，時任副首相普萊斯考特發表了熱情洋溢的祝詞，這在英國使團活動中是非常罕見的。招待會結束後，美國駐英大使羡慕地問我：「你用什麼辦法請來這麼多英國高官啊？」
另一方面，我也經常應邀參加英國當地的許多重大活動，往往被當做主賓，發表主旨講演等。英國大企業每年舉辦的年會活動，我常常被邀坐上主席臺的主桌，而我的日本同行卻往往坐在下面的桌子。
2001年，我被邀請參加英國建築家協會的年會。到場一看，外交官除了我只有美國駐英大使。協會主席在致詞中說：「這是協會第一次邀請外交使團參加我們的年會，雖然只邀請了美國大使和中國大使，但這兩個國家足以代表世界。」
這些活動中讓我最有感觸的，是擔任倫敦亨頓員警學院畢業典禮的檢閱官。
亨頓員警學院被稱為「世界上最大和最完備的員警培訓學院」，1974年校舍重建完工時，英國女王伊莉莎白二世曾蒞臨主持了落成典禮。該學院每期只招收100名學員，經過18周嚴格培訓後，派到倫敦員警部門擔任骨幹。畢業典禮主要有兩項內容，一是學員正裝列隊行進接受檢閱，一是頒發結業證書和檢閱官訓話。檢閱官歷來都是邀請一名英國有關部門政要擔任，被邀請擔任檢閱官實在出乎我的意料。那天，我站在檢閱臺上，看著全副黑警裝的學員整齊地正步走過檢閱台，他們的眼睛全都轉向檢閱台對檢閱官致敬，這一時刻我心情特別激動。大英帝國的員警接受中國大使的檢閱，這在以往是絕對不敢想像的。畢業典禮開始，先是高奏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然後是英國國歌。在莊嚴的氣氛中，我給畢業警員一一頒發證書並合影留念。然後是作為檢閱官的我發表訓詞，我在演講最後，引用了孟子「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將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那段話，受到特別熱烈的歡迎。
回到使館後，我的心情久久難以平靜。一個中國人被邀請檢閱英國員警和發表訓話，確實是一個不尋常的事件。其實我很平凡，在警界更沒有過任何作為，我之所以被邀請，只是因為我是中國的大使，代表著世界上迅猛崛起的中國。「發展是硬道理」，是改革開放促進了祖國的高速發展。國家有實力才能得到世界的尊重，我們中國人的形象才能在人們心目中更加高大。
（馬振崗／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