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外交經歷了巨大的變化。40年來，中國由封閉走向開放，由被封鎖和被包圍的險惡處境走向和平與合作，與大國的關係由孤立的鬥爭走向平等的周旋、博弈和相互依存。中國以迅速上升的綜合國力為後盾，以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中大國的獨特身份，在國際事務中扮演著無可取代的角色。今天，世界對中國分量的感受是近代史上前所未有的。毛澤東主席曾說過：「中國應當對於人類有較大的貢獻。」如今我們正在實踐這個諾言。

外交實現歷史性轉折

1978年中國在國內終結了「以階級鬥爭為綱」政治的同時重新評估了國際形勢。鄧小平認為，在可以預見的將來，世界大戰打不起來，當今世界的主流是和平與發展，中國應當利用這個歷史機遇集中精力發展經濟。中國開啟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新時代。從此，中國外交也實現了由「準備世界大戰早打大打」轉入為國家現代化建設營造和平的國際環境的歷史性轉折。

1978年至1983年，我在中國駐伊朗使館工作，見證了同一時期中東大國伊朗的一段歷史轉折。1978年前在巴列維統治下的伊朗是個全盤西化的國家，20世紀70年代油價上漲促進了經濟高速發展，恰在此時伊朗爆發了「革命」，成千上萬民眾走上街頭反對巴列維，迎來一個「不要西方也不要東方」的伊斯蘭革命政權。幾乎同時，中國打開了國門，我所在的伊朗關上了國門。1979年中美建交，同年伊朗與美國斷交，並隨後與伊拉克血戰八年，經濟和民生一落千丈。40年過去，中國已發展成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而伊朗至今還在「革命」中掙扎。作為伊朗的朋友，我十分尊重伊朗人民的歷史選擇，但是每當我對比這兩國40年歷史的發展總是感慨無比。

改革開放的頭十年，中國國內面臨撥亂反正和百廢待興的艱難複雜局面。在國際上，冷戰還在進行。中國的外交不免多少仍帶有意識形態的烙印。中國與最大的鄰國蘇聯還處在緊張對峙的狀態，中國還繼續奉行著聯美反蘇的「一條線」的外交政策。在這個時期，中國的外交不得不耗費巨大精力解決中蘇關係中的「三大障礙」，以消除來自北方的威脅。

在此期間，有一件事也許會載入中國外交的史冊。1982年春節剛過，當時的蘇聯領導人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干發表講話釋放出對華關係鬆動的信息被鄧小平捕捉到，小平同志立即指示外交部對此作出反應。時任外交部新聞司司長的錢其琛舉行了外交部歷史上的第一個新聞發布會。當時的外交部主樓在朝內大街，沒有新聞發布廳，地點只能設在主樓的門廳。七八十位中外記者擠得水泄不通，將發言人錢其琛司長團團圍住。錢其琛代表中國政府回應了勃列日涅夫的講話，講了三句話，未回答問題就收場。短短几分鐘的發布會立刻成為國際媒體的頭條新聞。這個發布會成為中國外交的一大步，一方面是，對峙長達30年的中蘇關係從此開啟了一扇和解之門；另一方面是，中國外交部從此建立了新聞發布制度，一直延續至今。

「中國的長城，堅不可摧」

中國改革開放取得了很大成就，對世界經濟也做了很大的貢獻。但是根據我的經驗，世界上對中國的改革開放不完全是鮮花和掌聲，有人不高興。改革開放的第二個十年，中國與西方的干涉發生了劇烈的碰撞。中國外交這十年的路程十分坎坷。我們一面在發展，一面還要來應付西方國家對我們的制裁。

1989年北京政治風波之後，美國等西方國家的對華政策180度逆轉，從幻想中國西化走到了另一頭——期待蘇聯的崩潰在中國產生骨牌效應，從而對中國採取了除斷交和封鎖以外的一切施壓的手段。中國外交一度面臨十分嚴峻的形勢。中國前副總理錢其琛在他日後撰寫的《外交十記》回憶錄里寫道，「一時電閃雷鳴，烏雲翻滾，黑雲壓城城欲摧」。他說，這是「中國外交所經歷的最艱難的時期」。

在鄧小平同志的直接領導下，中國的外交敢於鬥爭，善於應對，頂住了西方的壓力，維護了中國的主權與尊嚴，向世界證明，「中國的長城，堅不可摧」，書寫了改革開放時期中國外交光輝的一頁。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就是我們鬥爭得來的一個結果。我們改革開放了，引入了商品經濟，引入了市場經濟，但是我們沒有放棄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應該說這個十年鬥爭是很有效的。這十年對於一個外交官來講，是很值得回憶的。

十年鬥爭，案例無數，僅擇我親歷之一與讀者共享。

1988年起我任外交部西亞北非司副司長，主管對海灣國家、伊朗和土耳其事務。1990年8月1日伊拉克薩達姆出兵入侵併吞併科威特，海灣危機爆發。8月7日，美國總統老布希簽署出兵海灣的行動計劃，並開始調兵遣將，準備發動第一次海灣戰爭。

為了師出有名，美國需要聯合國安理會的授權，五個常任理事國中的蘇聯當時正處在崩潰的前夜，自顧不暇，中國的態度成為關鍵的一票。中國贊成譴責甚至制裁伊拉克，但不贊成聯合國授權動武，美國十分擔心聯合國授權被中國否決。而當時的中國正遭遇美國的全面制裁。中國外交抓住海灣危機的機遇，運用高超的外交藝術，對美國展開攻勢，逼迫美國在對華關係上讓步。

當年9月錢其琛外長出席聯大會見西方國家外長時明確向他們傳遞信息：「中國對安理會的有關制裁伊拉克的決議都投了贊成票，這是不容易的，因為安理會五個常任理事國中有三個還正在對中國進行制裁，這是一種不正常的狀態。」接著美國就上演了貝克國務卿在中東「巧遇」錢其琛外長的戲。

10月下旬外交部發布消息，錢其琛外長將在11月初以中國政府特使的身份出訪海灣和中東。美國聞訊後迅速傳來消息，說國務卿貝克11月3日出訪中東，希望中美兩國外長6日在開羅見面商討海灣危機。中方隨機應變，調整了出訪順序，把6日啟程前往中東的首站改為埃及。中美外長在開羅機場「巧遇」，並進行了長談。美方的核心關切還是中國對安理會授權對伊拉克動武的態度。錢外長十分智慧地勸美國「要看得遠一些，和平解決需要的時間也許長些，但後遺症會少些」，對美方授權動武問題堅持不直接表態。事實上，錢其琛與貝克在此次「巧遇」中花了相當多的時間討論了中美關係，並就兩國外長互訪達成了諒解，實現了對美關係的首次突破，只是美方不願公布。

美國力圖在11月擔任安理會輪值主席期間通過一項新的提案，讓聯合國必要時授權對伊拉克動武。為換取中國贊成或不否決美國的提案，美方主動邀請錢外長正式訪美。

錢外長到達紐約後，美方又橫生枝節，出爾反爾，提高了要價，把訪美安排與投贊成票掛鉤。我方據理力爭，原則立場寸步不讓，最終錢其琛外長代表中國對美國的決議案投了棄權票。決議以12票贊成，2票反對，1票棄權獲得通過，美方鬆了一口氣，但是，找借口取消了老布希總統的會見。

此時此刻，中方面臨兩難的選擇，或賭氣不去華盛頓，或去了總統不見。我方經反覆權衡決定拒絕兩選一，錢其琛外長指示駐美大使朱啟楨星夜趕回華盛頓與美總統安全事務助理斯考克羅夫特通電話，凌晨6時斯回復，歡迎錢外長按計劃訪問華盛頓，老布希總統期待會見他。中國外交又一次跨越了一場驚濤駭浪，充分顯示了決策者的魄力、才智和定力。

中伊關係已今非昔比

1991年我以大使的身份重返伊朗，伊朗已開始戰後重建。中國實行改革開放40年，中伊政治關係始終友好，雙方都尊重對方社會制度的選擇，都珍惜自己來之不易的獨立，在中國遭遇美國為首的西方集體打壓的10年中，伊朗在人權和台灣等問題上給中國提供了寶貴的支持。但是，我任大使期間，中國與伊朗的經貿關係遠遠落後於政治關係。直至我1995年離任，雙邊年貿易額沒有超過4億美元。石油貿易是一大障礙。

1993年以前，中國與伊朗同是石油輸出國，雙邊貿易互補性較差，除了石油，伊朗可出口到中國的商品十分有限，而伊朗卻需要從中國大量進口機電產品、化工原料和生活資料，雙邊貿易長期不平衡。伊朗遭受美國制裁，不可能用他們稀缺的石油美元來換中國的進口商品。就在此時，中國改革開放在鄧小平南巡講話後加快步伐，經濟提速，能源消耗劇增，以至於1993年中國從石油出口國轉而成為石油進口國。但是，中國的煉油廠始建於上世紀60年代，只能煉大慶的低硫油，仍然無法進口除阿曼和利比亞以外的中東含硫量高的石油，所以1993年後中伊貿易進展仍很有限。經過三年的努力，中國在茂名、舟山和大連等地的煉油廠終於增建了脫硫裝置。

1996年後伊朗原油終於源源不斷輸入中國，並且迅速增加。22年後的今天中國從伊朗年進口原油達3150萬噸，占伊朗出口原油1/4，佔中國進口原油7.4%，貿易額達500億美元。隨著伊朗石油流進中國，中國100多個企業進入伊朗的市場，今天中國企業興建的地鐵、電站、煉油廠、石化企業、水利工程、汽車製造和海水淡化等工程已在伊朗全國遍地開花。

40年中伊關係今非昔比。中國改革開放帶動了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為中國外交和對外關係的發展打開了無數扇機會之門，將中國推向了世界舞台的中心。

與大國進行平等博弈

改革開放40年中國外交取得了非凡的成就。我個人的體會，做好外交工作最重要的經驗有兩條。

首先中國還是要專心致志地發展自己的經濟。「財之不豐，兵之不強，國無以立」，這是我們中國古人講的，也是我能深深體會到的。改革開放40年，我們的經濟發展了，綜合國力提高了，外交上的分量也不一樣了。今天與40年以前相比，中國在世界上說話的分量已經很重了，而且中國對世界的貢獻比40年以前大多了。因此我們要心無旁騖，不管世界上發生什麼風波，中國要集中精力把自己國內的事情做好。

其次中國要有一種比較淡定的心態，與其他大國進行平等的博弈。我們要意識到，經過40年改革開放，中國發展起來，今天的中國已經不是昨天的中國。中國跟世界上那些大國的關係，比如說中國同美國的關係，已經不是那種鬥爭的關係，封鎖被封鎖、包圍被包圍的關係，而是一種平等的博弈。所以我們在處理跟大國的關係時，要有一種比較淡定的心態。在我們綜合國力提高的基礎上，同對方進行平等的博弈，確保中國的發展和中華民族的復興。只要強國之路不被阻斷，我們就還有機會繼續發展自己的國家。

（華黎明／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