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下簡稱「三中全會」）於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在北京召開。這次會議只開了五天。五天會議，簡單、平穩、順利，波瀾不驚。會議閉幕當天就發表了三中全會公報。但是，它向關心政治的人們表明：重大轉折已經發生，而且，這是一次堪比遵義會議的重大轉折，因為它開啟了中國改革開放的命運之門。

一石激起千重浪

回顧歷史，我們會發現，任何重大歷史轉折，都是從思想上的轉折作為先導。三中全會實現重大歷史轉折，首要的，也是思想路線的轉折。這就是：拋棄「兩個凡是」，重新確立黨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聯繫實際的思想路線。

三中全會公報中明確指出，「會議對進一步繼承和發揚毛澤東同志所宣導的馬克思主義學風，即堅持唯物主義的思想路線問題，展開了深入的討論。會議一致認為，只有全黨同志和全國人民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指導下，解放思想，努力研究新情況新事物新問題，堅持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聯繫實際的原則，我們黨才能順利地實現工作中心的轉變，才能正確解決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具體道路、方針、方法和措施，正確改革同生產力迅速發展不相適應的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全會公報還號召，要繼續打破林彪、「四人幫」的精神枷鎖，要人人解放思想，「開動機器」。引人注目的是，公報中還有這樣一段話：「會議高度評價了關於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問題的討論，認為這對於促進全黨同志和全國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線，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一個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一切從本本出發，思想僵化，那它就不能前進，它的生機就停止了，就要亡黨亡國。」

三中全會公報中的這些內容，今天的人們很容易理解，但是瞭解歷史的人都知道，這些話，在當年字字千鈞，標誌著我們黨已經拋棄了一度盛行於全黨的「兩個凡是」，回歸以實事求是為核心的思想路線，實現了黨在思想路線上的重大轉折。而做到這一點，決非輕而易舉。

重大變化往往起於青萍之末。黨的三中全會實現思想路線重大轉折，但是重大變化是在三中全會前開始的。說到這裏，不能省略的，是粉碎「四人幫」之後全國掀起的揭批「四人幫」運動。那場運動批的是「四人幫」，而「四人幫」是靠搞「文革」起家並受到信任爬上高位的，批「四人幫」自然要涉及如何看待「文化大革命」以及「文化大革命」以前的諸多問題。同時，今後中國的道路向何處走、怎麼走的問題也被提上了日程。當時的中共中央雖然還在提「學好檔抓住綱，深揭狠批‘四人幫’」，但同時發出大量要抓經濟建設的資訊。當人們困惑於怎麼把抓階級鬥爭與抓生產聯繫起來時，1977年2月7日的兩報一刊（《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紅旗》雜誌）社論《學好文件抓住綱》中又提出了「兩個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擁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這種拒絕對任何事物作任何分析的方針，在理論上違背了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在實踐上為新形勢下堅持真理、修正錯誤設置了障礙。

1977年4月，尚未恢復領導職務的鄧小平在給黨中央的信中指出，「我們必須世世代代地用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來指導我們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從更高視野啟發人們正確對待毛澤東思想。此後，他在不同場合多次批評「兩個凡是」。陳雲、葉劍英、聶榮臻、徐向前等老一輩革命家也反復強調實事求是的優良傳統，抵制「兩個凡是」的推行。

1977年8月，中國共產黨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在這次大會上，宣告「文化大革命」已經結束，重申在本世紀內把我國建設成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是新時期中國共產黨的根本任務。但是，受當時歷史條件的限制，大會沒有能夠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理論、政策和口號，仍然堅持「以階級鬥爭為綱」和「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錯誤理論，繼續肯定黨內有「走資派」，並繼續說像「文化大革命」這種性質的政治大革命還要進行多次等等，因而根本任務和基本理論之間存在明顯的矛盾。這種矛盾的根源，是思想上的僵化，它的存在必然導致認識混亂和手腳的束縛。黨和國家的工作出現了在徘徊中前進的局面。當時，很多工人反復思考百無一解的是：我們的生產和階級鬥爭有什麼聯繫呢？很多農民為自己吃飽飯搞一些副業是否走了資本主義道路而擔憂，很多「解放」重新工作的老幹部一邊幹工作一邊心裏嘀咕：會不會有一天又來一次「文化大革命」而再次被打倒呢？

誰也沒有想到，揭開矛盾、打破僵局的，竟是一位小人物。他叫胡福明，當年是南京大學政治系的一位教師。他在這樣一個歷史時點寫了一篇文章《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先在中央黨校內部刊物《理論動態》上發表，接著以「特約評論員」的名義在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報》發表，隨後《人民日報》及新華社予以轉發。文章鮮明地提出：社會實踐不僅是檢驗真理的標準，而且是唯一的標準。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寶庫不是一堆僵死不變的教條。

一石激起千重浪，這篇文章的發表，立即引起高層不同反響。由於它同「兩個凡是」尖銳對立，並且觸及盛行多年的思想僵化和個人崇拜現象，因此受到一些領導人的強烈指責。真理標準問題討論面臨著巨大壓力。關鍵時刻，時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鄧小平表態：《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是「駁不倒的」。在鄧小平的支持下，一場關係國家前途命運的理論大討論在全國展開。

說它關係國家前途命運，不是危言聳聽。在當時，中國到底是拘泥於「兩個凡是」，還是解放思想、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聯繫實際？這不僅關係到對歷史特別是「文革」的評價，更重要的是關係到今後中國的道路怎麼走的重大問題。可喜的是，經過艱難曲折歷程形成優良思想作風的中國共產黨人，已經擁有很高認識水準，在這個重大問題上達成了思想統一。在新中國歷史上恐怕首次出現這樣的情況：各省市自治區黨委、各大軍區黨委陸續公開表態或發表文章，支持《光明日報》發表的這篇評論員文章。這一情況表明，通過這場大討論，黨內在認識上達到了初步統一。

真理標準大討論，發生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但是它卻為三中全會實現黨的思想路線重大轉折打下了堅實基礎。因此，三中全會公報在重新確立並明確表述了黨的正確思想路線之後，寫下了這樣一段可以彪炳史冊的話：「會議高度評價了關於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問題的討論，認為這對於促進全黨同志和全國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線，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同時把鄧小平在中央工作會議上支援真理標準討論並將討論價值予以提升的一段話，一字不差地寫入全會公報中：「一個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一切從本本出發，思想僵化，那它就不能前進，它的生機就停止了，就要亡黨亡國。」

在談到三中全會偉大轉折時，重新確立正確的思想路線無疑應該放在首要位置。因為確立正確的思想路線不僅是各方面撥亂反正的先導，更是從根本上解決黨的政治路線、組織路線等重大問題的前提，是開啟改革開放之門的先決條件。只有重新確立正確的思想路線，才能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解決新出現的一系列問題，正確地改革同生產力迅速發展不相適應的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根據我國的實際情況，確定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具體道路、方針、方法和措施。三中全會重新確立正確的思想路線的重大價值，怎麼評價都不為過。從三中全會到今天，與時俱進、求真務實等內容的提出和闡述，無疑豐富了黨的思想路線的內涵，但是，實事求是這個黨的思想路線的核心點始終不渝地被堅持。由此可以看出三中全會重新確立黨的思想路線的重大意義所在。

中央工作會議「擺開來講」

三中全會公報中有這樣兩段話：「全會決定，鑒於中央在二中全會以來的工作進展順利，全國範圍的大規模的揭批林彪、‘四人幫’的群眾運動已經基本上勝利完成，全黨工作的著重點應該從一九七九年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全會一致同意華國鋒同志代表中央政治局所提出的決策，現在就應當適應國內外形勢的發展，及時地、果斷地結束全國範圍的大規模的揭批林彪、‘四人幫’的群眾運動，把全黨工作的著重點和全國人民的注意力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這兩段話，標誌著三中全會已經把全黨工作重點從以階級鬥爭為綱轉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全會公報對實行這一重大轉折，作了很多論述，包括對毛澤東、周恩來領導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的論述，對二中全會以來黨的工作成就的論述，對國內外形勢的論述等等。公報中寫入這些為黨的工作重點轉移做解釋、鋪墊的論述，本身就表明，實現黨的工作重點轉移，經歷了艱難歷程。

回顧這段歷史，要提到真理標準討論所催生的「擺開來講」的中央工作會議。

在真理標準討論中，否定真理標準、堅持「兩個凡是」的同志擔任中央領導職務；支持真理標準、反對「兩個凡是」的同志的意見受壓，這樣，就不可避免地出現議論紛紛的情況。在這種情況下，葉劍英提出了一個意見：「擺開來講，免得背後講。」葉劍英的意見得到鄧小平的贊成。鄧小平說：我主張中央開一個會，如葉帥說的，索性擺開來講，免得背後講，這樣好。華國鋒、李先念同意葉劍英和鄧小平的意見。「擺開來談」，就是要開黨的會議。因此，中央政治局決定召開中央工作會議。

全程參加中央工作會議並參加為鄧小平起草會議講話稿的于光遠曾說過這樣的話：「在三中全會之前舉行了一個中央工作會議。三中全會舉行的日期是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為期5天。會前的中央工作會議舉行的日期是1978年11月10日到12月15日，為期36天。這兩個會議之間存在一種不尋常的關係，在紀念三中全會時，不能不同時紀念中央工作會議。」於光遠這些話是對中央工作會議地位及與三中全會關係的正確評價。三中全會公報中也有這樣兩段話：「在全會前，召開了中央工作會議，為全會作了充分準備。」「全會認為，這次會議和會議以前的中央工作會議，在黨的歷史上具有重大的意義。」這兩段話，是對中央工作會議對三中全會基礎作用的肯定。

三中全會前的中央工作會議，本來沒有把黨的工作重點轉移作為議題。原定的議題是:（一）進一步貫徹以農業為基礎的方針，儘快把農業生產搞上去。（二）討論1979年和1980年的國民經濟計劃安排。（三）討論李先念在國務院務虛會上的講話。但是，會議開起來後，沒有按照原定議題和預定議程展開。會議最先討論的，是中央政治局根據鄧小平建議提出的把全黨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問題。這是一個重大變化。

發生這種重大變化，是有原因的。粉碎「四人幫」後，是繼續堅持以階級鬥爭為綱，還是把黨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在中央內部一度產生過分歧。突破「兩個凡是」的束縛之後，在黨內民主風氣初步形成之後，黨內大多數人的意見得到了充分表達。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許多老一輩革命家和領導骨幹，對「文化大革命」結束後兩年來黨的領導工作中出現的問題提出了批評，對黨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政治方面的重大決策，黨的優良傳統的恢復和發揚等，提出了建議。與會者經過討論，在這個問題上很快達到意見統一。參加中央工作會議的，有各省、市、自治區和各大軍區負責人等共212人，這212人的意見統一，對於三中全會實現黨的工作重點轉移，起到了決定性作用。

把黨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在中央工作會議期間就成為全黨共識。有了這個堅實基礎，三中全會決定把黨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就成為順理成章的事情了。

自從三中全會確定全黨工作重點轉移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上來之後，中國共產黨雖然經歷了許多風浪，經受了很多考驗，但是，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這一點，從來沒有動搖過。三中全會之後黨的歷次重要會議，包括從黨的十二大到黨的十九大的歷次政治報告和黨章中，都寫明全黨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三中全會意義重大，從這一點就可以看出來。

開啟改革開放之門

在確定全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同時，怎麼樣搞經濟建設的問題也就擺在面前了。此前，黨領導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還是因襲守舊的模式和方法。現在，確定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搞「四個現代化」建設，是因襲過去僵化的體制不變，還是適應新形勢新情況實行改革開放？這關係到今後我們黨搞經濟建設會不會重蹈覆轍的問題。限於歷史條件，三中全會沒有對過去的僵化體制和舊的建設方法作出梳理和分析，但是明確作出了中國必須改革開放的大政方針，這說明，三中全會不但認識到這個問題的重要性，而且為解決這個問題交出了合格答卷。

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三中全會公報中還沒有把「改革」和「開放」連在一起的辭彙，但是，三中全會已經作出改革開放的重大歷史決策卻是毫無疑義的。三中全會公報寫下了這樣一段表明我們黨已經作出改革開放決策的話：「現在，我們實現了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恢復和堅持了長時期行之有效的各項經濟政策，又根據新的歷史條件和實踐經驗，採取一系列新的重大的經濟措施，對經濟管理體制和經營管理方法著手認真地改革，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積極發展同世界各國平等互利的經濟合作，努力採用世界先進技術和先進設備，並大力加強實現現代化所必需的科學和教育工作。因此，我國經濟建設必將重新高速度地、穩定地向前發展，這是毫無疑義的。」

三中全會作出改革開放重大決策，仍然應該溯源於之前的中央工作會議。1978年12月13日鄧小平在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發表的題為《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講話，把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改革開放聯繫在一起，清楚闡述了改革開放的決策。他說：「解放思想，開動腦筋，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首先是解放思想。只有思想解放了，我們才能正確地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解決過去遺留的問題，解決新出現的一系列問題，正確地改革同生產力迅速發展不相適應的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根據我國的實際情況，確定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具體道路、方針、方法和措施。」鄧小平把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落腳於「向前看」，指出：「要向前看，就要及時地研究新情況和解決新問題，否則我們就不可能順利前進。」 鄧小平在講話中批評了官僚主義，指出「政治的空談往往淹沒一切。」接著特別強調改革關係中國社會主義事業的命運，說：「如果現在再不實行改革，我們的現代化事業和社會主義事業就會被葬送。」 當事人回憶說：十一屆三中全會吹響改革的號角，就集中表現在鄧小平在三中全會前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間。「關於這個講話稿，那些精闢的見解可以說全是鄧小平自己的，不但思路是他自己的，而且給人留下深刻印象的語言也大都是他自己的」。鄧小平在和起草人談怎樣寫稿子的問題時明確闡述了中國必須改革的決策，他說：「為社會主義、為人民發展生產力是主要標準，否則什麼叫政治上強？用經濟方法管理經濟還要展開，不要等上層建築」。鄧小平還考慮到改革會帶來一些問題，他說：「改革上層建築，改革生產關係，都可以帶來許多問題，會涉及大批人的切身問題。要信任群眾，依靠群眾，並且創造條件使其各得其所，相信群眾，會取得群眾理解、諒解……震動比較大。新的矛盾並不比現在的問題簡單，而且會更複雜。走群眾路線，信任群眾，教育群眾以大局為重，隨著生產力發展可以得到很好解決。」三中全會正是按照這一思路確定了改革大政方針的。鄧小平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這個講話所談到的改革思路，實際上就是三中全會作出改革開放決策的基本指導思想。

三中全會開啟了對中國發展歷史產生重大影響的改革開放之門。時隔四十年的今天，我們越來越清楚地認識到，正是三中全會，作出了實行改革開放的重大決策。三中全會公報中有三個重要內容：一是明確決定中國必須改革開放。三中全會公報中有這樣一段話：「實現四個現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產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變同生產力發展不適應的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改變一切不適應的管理方式、活動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場廣泛、深刻的革命。」這段話用的「改變」一詞，含義就是改革，表明中國共產黨已經確定了必須改革的大政方針，並且把改革定位於「廣泛、深刻的革命」。二是提出了經濟體制改革的基本任務。會議指出，現在我國經濟管理體制的一個嚴重缺點是權力過於集中，應該有領導地大膽下放，讓地方和工農業企業在國家統一計畫的指導下有更多的經營管理自主權；應該著手大力精簡各級經濟行政機構，把它們的大部分職權轉交給企業性的專業公司或聯合公司；應該堅決實行按經濟規律辦事，重視價值規律的作用，注意把思想政治工作和經濟手段結合起來，充分調動幹部和勞動者的生產積極性；應該在黨的一元化領導之下，認真解決黨政企不分、以黨代政、以政代企的現象，實行分級分工分人負責，加強管理機構和管理人員的許可權和責任，減少會議公文，提高工作效率，認真實行考核、獎懲、升降等制度。採取這些措施，才能充分發揮中央部門、地方、企業和勞動者個人四個方面的主動性、積極性、創造性，使社會主義經濟的各個部門各個環節普遍地蓬蓬勃勃地發展起來。三是作出率先啟動農村改革進程的具體決定。全會同意將《中共中央關於加快農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等文件發到各省、市、自治區討論和試行。這個檔中就已經對農業管理問題、搞農副業問題、調動農民生產積極性等問題，放開了很大的口子，對於鼓勵農民和農村基層幹部打開發展生產的思路，探索更切合實際的管理思路起到了重大作用。這個檔在經過修改和充實之後正式發佈，接著一些重要的農業方面的檔相繼制定和發佈施行，有力地推動了農村改革的進程。

為了保證三中全會確立的政治路線的貫徹執行，三中全會還對黨中央的組織進行了重要調整，從而為三中全會實現偉大歷史轉折提供了堅強的組織保障。

歷史已經證明，偉大的社會主義改革開放，是由三中全會揭開序幕和開始起步的；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道路，是以這次全會為起點開闢的；指導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強大理論武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是在這次全會前後開始逐步形成和發展起來的。從三中全會一直到現在，中國共產黨始終保持改革開放不動搖。中共十八大後，黨中央把全面深化改革作為「四個全面」戰略佈局的重要內容。黨的十九大堅持把改革開放作為黨的基本路線的重要內容，強調，「只有改革開放才能發展中國、發展社會主義、發展馬克思主義。」由此可以證明，三中全會作出改革開放重大決策，具有歷史里程碑意義。

回顧三中全會歷史，我們不能忘記鄧小平的功績。正是他，在關係黨的國家前途命運的真理標準大討論中，率先旗幟鮮明地支持真理標準，反對「兩個凡是」；正是他，在三中全會前的多次談話中明確提出黨的工作重點必須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並且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作出有理有據的論證；正是他，在三中全會前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明確提出中國必須實行改革開放的重要觀點。在三中全會確立黨的正確思想路線、政治路線和作出重大決策中，鄧小平都起到了其他人不可替代的關鍵作用。歷史已經記上濃墨重彩一筆的是：三中全會確立了鄧小平作為黨中央第二代領導集體核心的地位。三中全會按照鄧小平的思想和主張確立了正確思想路線、政治路線，作出重大決策；三中全會經過組織調整，一批擁護鄧小平思想和主張的同志進入中央領導核心，是確立鄧小平第二代領導核心地位的根本標誌。正是有了鄧小平為核心的黨中央第二代領導集體，中央的改革開放事業才得以展開、深化並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才蓬勃發展。鄧小平的名字，將牢牢記入中國共產黨光輝史冊。

（陳思／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