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2月下旬，首都北京春寒料峭。在人民大會堂，人們驚喜地看到了被錯誤審查關押長達16年之久的習仲勳。曾經熟悉的戰友和同志們都感慨萬分，葉劍英激動地說：「仲勳同志，你備受磨難，身體竟還能這麼好！」此次，習仲勳是作為全國政協特邀委員，來參加政協第五屆全國委員會第一次會議的。16年了，重回北京，習仲勳已經65歲。在鄧小平的批示下，在時任中央組織部部長胡耀邦的主持下，他得以平反。他渴望把自己和國家被耽誤的時間都追回來，他期待再次投入祖國的建設事業。就在這次會議上，習仲勳當選全國政協常委，此時，距離他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當選中央委員還有10個月。很快，改革開放的大浪即將湧現，習仲勳將站在時代的前沿，投身到轟轟烈烈的歷史洪流中。

鎮守「祖國南大門」

中共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室研究員盧獲說：這次復出，習仲勳原本以為自己會被安排農業部副部長之類的職位，沒想到接到了「把守南大門」的通知——擔任中共廣東省委第二書記，主持廣東省日常工作。他深知，這副擔子並不輕。

廣東是「文革」重災區之一。長期以來，生產力被嚴重束縛，農業發展緩慢，老百姓不敢多養「三鳥」（雞、鴨、鵝），菜籃子裏幾乎只能看到空心菜。曾經的魚米之鄉沒魚吃、水果之鄉沒水果。由於溫飽得不到保障，老百姓怨聲載道，更別提工業及其他行業的凋零。時任中共廣東省委第一書記、省革命委員會主任韋國淸身兼數職，十分繁忙，對廣東省的實際工作難以兼顧。因此，黨中央急需一位能主政廣東的領導人。這時，葉劍英想到了資格老、級別高、從政經驗豐富的習仲勳。經過討論，鄧小平等人一致覺得習仲勳是主持廣東工作的最佳人選。

習仲勳在黨內長期擔任要職，早在1945年，他就擔任中共中央西北局書記。新中國成立之初，西北經濟基礎落後，為恢復經濟，土地改革是重中之重。但西北是多民族地區，各民族間關係複雜，在少數民族聚居區逬行土地改革，必須格外逋慣。習仲勳進行了實地調研。他在視察青海部分地方土改工作時，詢問塔爾寺附近的農牧民群眾：願不願意進行土地改革？得到的回答是不願意。一位年長者說：幾千藏民在塔爾寺所屬的土地上耕種放牧，收穫的麥草供寺院燒火做飯，現在土地分到一家一戶，寺院就收不上麥草了。習仲勳以西北局的名義做出決定：凡是寺院轄區的農牧民暫不實行土地改繭。在西北局，習仲勳還結交了大批黨外朋友，其中最著名的便是十世班禪額爾德尼•確吉堅贊。習仲勳回憶說：「我第一次與班禪大師見面是1951年4月中旬的一天。他率領班禪堪布會議廳官員途經西安。當他走下飛機時，一個活脫脫的英俊藏族少年活佛形象出現在我的眼前。他緊緊握住我的手，心情激動地對我說：我們專程去北京向毛主席致敬的！」12月15日，班禪自青海西寧返藏，習仲勳專程赴西寧送行。

廣東毗鄰港澳，華僑眾多，各階層人士構成複雜，正需要習仲勳這樣在抓經濟、交朋友方面都有豐富經驗的負責同志來協調、溝通。

鄧小平與習仲勳的交往也由來已久。1952年8月，為加強中央統一領導以及大規模經濟發展建設，主持西南局的鄧小平和主持西北局的習仲勳同時調回中央。陝西黨史人物與紅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袁武振教授告訴《環球人物》記者，鄧小平和習仲勳在1953年就曾共事，鄧小平曾召集兼管新疆問題的習仲勳等人開會，研究新疆民族區域自治實施計畫問題。他們還一起參與過黨中央號召的糾正「共產風」，恢復農村經濟工作。習仲勳曾率調査組到河南省長葛縣開展典型調査，走村串戶，噓寒問暖。有個社員問他：「你們是參觀團嗎？你們是不是從北京來的？過去汽車一來都得去歡迎，你們不像過去的參觀團。」習仲勳耐心地作了解釋，還對工作人員說，我的身份對群眾不用保密。經過詳細調査，習仲勳就農村形勢、公共食堂、勞動保護等問題兩次向黨中央和時任中央委員會總書記鄧小平作了書面報告。

履職廣東的任務來得很突然，還沒來得及收拾北京的住房，習仲勳便啟程飛往廣州。一下飛機，他就直接趕去中共廣東省第四次代表大會會場。他後來回憶說：「我已有16年沒有工作了，覺得任務很重，心裏不大踏實。當時，中央幾位領導同志，特別是小平、劍英同志都找我談話，要我大膽工作，來了要放手幹。」面對廣東的同志，習仲勳很誠懇地說，自己剛來，對具體情況還不熟，可能會犯一些錯，希望大家指正。一番話，讓大家覺得很交心。

你們自己去搞，殺出一條血路來」

習仲勳對廣東最大的貢獻主要體現在兩方面，一是積極回應鄧小平支持領導開展的真理標準討論，二是帶領廣東「殺出一條改革開放之路」。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在《光明日報》公開發表不久，廣東省委機關報《南方日報》和廣州市委機關報《廣州日報》就予以轉載。6月底、7月初，廣東省教育工作會議舉行，批評教育戰線上「左」的錯誤，就海南「屯昌教育革命經驗」展開了激烈爭論。「屯昌教育革命經驗」提出學生要讀書務農，學校要大辦農場。習仲勳明確地說，這是「左」的錯誤思想的產物，不能把學校搞成農場、生產隊。他強調，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9月上旬，廣東省委連續舉行真理標準問題討論會，帶動了全省開展討論。

時隔多年，習仲勳回憶說：「那一段大家心有餘悸，我也心有餘悸……北京有同志見到我，說我對真理標準問題表態早了……我表態早點，我們也進行了討論……如果不發展毛澤東思想，用靜止的形而上學的觀點看待毛澤東思想，那我們就不是真正高舉毛主席的偉大紅旗。」盧荻對《環球人物》記者說：「習仲勳是全國最早鮮明表達自己的觀點、大力支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准’討論的省級負責人之一。」

上任僅兩個多月，習仲勳就深入寶安縣（後改為深圳市）調研。這裏流傳著一首民謠：寶安只有三件寶，蒼蠅蚊子沙井蠔。十屋九空逃香港，家裏只剩老和小。民謠背後是一組驚人的數字：從1954年至1978年，全省共發生偷渡外逃56.5萬人，逃出14.68萬人。一路走來，習仲勳看到一片荒蕪，但香港那邊很是繁華。他感慨：「為什麼我們這邊的人往香港偷渡？關鍵就是香港那邊社會穩定，經濟發展，市民安居樂業。我們呢，肚子都吃不飽，日子都過不下去！群眾能不跑嗎？」

一天天地，習仲勳走遍了南粵大地。他深切感受到，廣東迫切需要提高經濟水準。他認定，如果中央給廣東一些特殊政策，廣東人民完全有能力把經濟搞上去。

時間來到年底，中央工作會議和十一屆三中全會相繼召開，改革開放的號角吹響了。習仲勳來到北京參加會議。盧荻說，習仲勳向中央提出，「希望中央能給廣東更大的支持，同時多給地方處理問題的機動餘地。比如農業機械化，如果中央允許我們吸收港澳、華僑資金，從香港引進一批先進設備和技術、購進電力，進口部分飼料，就可以一方面先把國營農場、畜牧場、淡水養殖場等武裝起來，作為示範、培養人才，取得經驗……」這是大膽的提議。次年4月，習仲勳參加中央工作會議時，又代表廣東省委提出了更大膽的請求：允許在毗鄰港澳邊界的深圳、珠海與重要的僑鄉汕頭各劃出一塊地方，單獨進行管理，作為華僑港澳同胞和外商的投資場所，按照國際市場的需要組織生產。當時名字定不下來。叫「出口加工區」，臺灣已這麼叫了；學香港叫「自由港」，又怕被認為搞資本主義。最後定了一個「貿易合作區」的名號上報中央。

習仲勳又單獨向鄧小平做了彙報。鄧小平聽說大家意見不一致，名稱定不下來時，不假思索地說：「還是叫特區好，陝甘寧開始就叫特區嘛！中央沒有錢，可以給些政策，你們自己去搞，殺出一條血路來。」

1979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國務院批轉廣東和福建兩個省委的報告，批准對廣東、福建實行特殊政策、靈活措施，試辦深圳、珠海、汕頭、廈門四個出口特區。參與特區籌建工作的吳南生回憶說：「最令人感到髙興和意外的是，在特區條例公佈後的幾天，最困擾著深圳——其實也是最困擾著社會主義中國的偷渡外逃現象，突然消失了！確確實實那成千上萬藏在梧桐山的大石後、樹林中準備外逃的人群是完全消失了！」而那些偷渡到港澳的人，又成批成批地回來了。

當廣東的改革開放初見成效時，中共中央從黨和國家的大局考慮，決定將習仲勳調回中央工作。而習仲勳最擔心的，就是廣東的改革開放半途而廢。1980年9月，他第三次向中央要權：允許廣東參照外國和「亞洲四小龍」的成功經驗，大辦出口特區，以便加速經濟發展。在回中央前夕，習仲勳對自己約法三章：不兼任廣東省委第一書記，不干預廣東的工作，五年內不去廣東。人們看到他對廣東的「割捨」，也明白這是最深的不舍。

習仲勳在廣東工作雖然只有兩年十個月時間，但他是在一個具有重大意義的歷史轉折時刻，在極為重要的袓國南大門，進行了一項偉大的開創性工作。盧荻評價說，鄧小平是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習仲勳是改革開放的先行者、實踐者，為全國起到示範探路作用。

「京官還朝」

《習仲勳傳》一書記載，這次調回中央工作，按照習仲勳自己的說法，是「京官還朝」。1981年，習仲勳以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的身份出席首都各界春節聯歡晩會。1982年，他當選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從地方主官變成中央領導。這一時期，他面臨著黨和國家的領導體制及幹部制度改革的重大難題。

袁武振說：「隨著改革開放步伐的加大，黨內面臨著嚴重的各級領導班子老化問題。實現新老幹部的合作與交替，是一個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早在1980年，鄧小平就尖銳地指出：「主要弊端就是官僚主義現象、權力過分集中的現象、家長制現象、幹部領導職務終身制現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權現象。」習仲勳堅決擁護這個講話，並直接參與和領導了制度改革。1982年起，中直機關由習仲勳總負責包括中央辦公廳、中央調查部等機構的精簡整編。他一個單位一個單位地調査，按照單位的特點分類指導，並多次與部門領導和有關幹部談話。中央調査部遛留問題比較多，改繭難度很大。習仲勳與部門12位領導幹部一起座談。他說，解放戰爭時期，熊向暉、陳忠經同志在胡宗南那裏搞情報，熊向暉同志鑽到了胡宗南的心臟，當了機要秘書，搞了很多重要情報。還有很多這樣的同志都是黨的寶貴財富。但情報工作要一茬茬接下去，老同志不退下來，年輕同志怎麼進領導班子。

通過改革，黨中央直厲單位局級機構減少11%，工作人員總編制縮減17.3%，各部委的正副職減少15.7%，新選拔的中青年幹部占16%，平均年齡由64歲降到了60歲。正常的幹部離退休制度建立起來了。袁武振說：「習仲勳為黨和國家實現新老幹部交替，傾注了大量心血，作出了歷史性貢獻。」

1983年，根據中共十二大的部署，成立中央整黨工作指導委員會，習仲勳作為中央書記處書記和整黨工作指導委員會顧問，參與了領導工作，對黨的作風和黨的組織進行了全面整頓。

有一次，習仲勳路過北京宣武區紅南路的基建工程兵黃金指揮部大院，看到附近農田中間被人踩出一條便道，有人從便道上行走。習仲勳當即下軍上前勸阻。隨後，他到指揮部大院問明情況後，嚴肅批評說，為了自己方便，大路不走而踐踏農田，損害農民利益。他要求對農田進行保護。離開指揮部大院後，習仲勳又走訪了附近農戶，詢問對此事的意見。一個星期後，習仲勳又來這裏檢査。他曾說：「我這個人一生沒有做過對不起老百姓的竄，別人欺負老百姓，我也不答應。」

1993年後，習仲勳不再擔任黨和國家領導職務。離開領導崗位的他選擇回到深圳休養。2002年5月24日，習仲勳病逝，享年89歲。在生命瓰後的日子裏，他對子女們說：「我沒給你們留下什麼財富，但給你們留了個好名聲！」

（李璐璐／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