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統一與改革開放及中美關係絲絲相扣

今日是全國人大常常委會發表《告台灣同胞書》四十周年紀念,中央將於明日在人民大會黨舉行紀念大會,習近平主席將會發表重要講話;也是中美建交四十周年,習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昨日互通電話,強調中方高度重視中美關係發展,願同美方一道,總結四十年中美關係發展經驗。而前幾天,國家舉行慶祝改革開放四十周年大會,習近平主席在重要講話中指出,改革開放是黨和人民大踏步趕上時代的重要法寶,是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必由之路,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一招,也是決定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一招。

中國當代史上的這三件大事,都「扎推」地集中在一起。正是因為標誌著改革開放開端的中央十一屆三十全會的召開,决定結束階級鬥爭,將黨和國家工作的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才具備了將對台工作方針,先後由「武力解放台灣」、「和平解放台灣」轉型為「和平統一,一國兩制」基本方針的政治及內部環境條件;也正是中美建立外交關係,美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的惟一合法政府,幷承認中國的立場,即只有一個中國,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才能為和平解決台灣問題提供了良好的外部國際環境條件。因此,這三個重大歷史事件,是互為關聯,互為促進,但以改革開放為主軸的。.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會公報首次以「台灣回到祖國懷抱,實現統一大業」來代替「解放台灣」的提法。三中全會剛結束,一九七九年元旦,全國人大常委會發表《告台灣同胞書》,鄭重宣布關於于台灣回歸祖國、實現國家統一的大政方針,其要點有:一、强調在解决統一問題時,一定要考慮台灣的現實情况,「尊重台灣現狀和台灣各界人士的意見,采取合情合理的政策和辦法,不使台灣人民蒙受損失。二、提出「我們寄希望於一千七百萬台灣人民,也寄希望於台灣當局」,幷肯定「台灣當局一貫堅持一個中國的立場,反對台灣獨立。這就是我們共同的立場,合作的基礎」。三、提出「首先應當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台灣當局之間的商談結束這種軍事對峙狀態」。四、提出「雙方儘快實現通航通郵」,「發展貿易,互通有無,進行經濟交流」(後來被概括爲「三通」)。《告臺灣同胞書》是新時期中國共産黨和中國政府對台方針政策的重要宣示,標志著對台方針政策的重大轉變。此後的「葉九條」和「鄧六條」,還有「江八條」和「胡四點」等,都是源發於此。而習近平則在此基礎上,將國家統一思想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完美地、科學地結合起來,並提出了「兩岸一家親」、「心靈契合」等具體概念產生。

台灣問題是中美關係的最關鍵部份。台灣問題的形成,與美國的干預有關。本來,美國對國民黨蔣介石集團充滿失望,這從《白皮書》的論述和美國駐中國大使司徒雷登沒有跟隨行政院遷到廣州,卻是留在南京計劃於軍代表黃華接觸,商談建交議題中看得出來。蔣介石逃到台灣後,美國準備放棄,並扶持「第三勢力」圖取而代之。當時粟裕將軍在沿海集結四十萬大軍,準備渡台,「萬事俱備,只欠東風」--船艇,但斯大林卻糾纏於「雅爾塔情結」,指使及支持金日成打過「三八線」,爆發朝鮮戰爭,美國派出第七艦隊入侵台灣海峽,「解放台灣」增添難度,終於釀成了台灣的問題。此後,美國又與台灣簽署「共同防禦條約」。不說,還是留下了一道「後門」,台灣當局向大陸用武必須經美國批准。一九九四年六月,筆者訪問剛被李登輝、陳水扁攆出「行政院」不久的郝柏村將軍,問他:一九六二年蔣介石是否有「進攻大陸」的計劃?他當時眼光一亮,連忙說確有此事,並說他當時就駐在小金門,被任命為進攻大陸計劃第一軍的軍長,因而倘該計劃實施,他就是第一個踏進大陸的人。至於「反攻大陸」的原因,他說,毛澤東搞「大躍進」,餓死了幾千萬人,我們要拯救大陸的同胞。筆者又追問,後來為何放棄了此計劃?他直爽地說,第一、鄧小平搞政策開放,大陸同胞解決了溫飽問題,不需要我們去拯救了;第二、大陸有了核子彈,使得兩岸軍力對比發生了顛覆性的變化;第三、由於在《台美共同防禦條約》中規定,凡台灣對大陸用武,必須現行取得美國政府的同意,而美國政府反對這個計劃。由此可見,台灣問題,確實是與改革開放﹜中美關係密切相關。雖然這只是其中的一個例子,但也可從一滴水中看太陽。

《告台灣同胞書》就是在這樣的背景,在國內形勢下,改革開放加大了政治自信心和經濟實力,在國際環境上,美國與台灣當局「斷交」,兩個《中美聯合公報》(此後還有第三個公報即《八一七公報》),美國承認一個中國政策,支持在兩岸人民同意之下,尋求和平統一的辦法。

此後,中國改革開放高歌猛進,盡管期間遇到一些曲折,但「青山擋不住,畢竟東流去」,成為今日的強國。記得當年,李登輝尚未暴露出其「台獨」真面目,並以成立「國統會」及制定《台獨綱領》來欺騙黨內「非主流派」,以鞏固其在黨內地位之時,還傲氣地說,只要大陸的經濟發展能夠達到台灣的水平就可以進行統一的和平談判。後來大陸經濟崛起,就連廣東省等沿海省市的經濟總量都已超過台灣,台灣當局不敢如此吹牛了。陳水扁上台後更是堅持「一邊一國」,並提出「民主制度」為談判條件。而馬英九本來最有機會進行兩岸政治對話,但卻鯨竟要做「全民總統」,做了新時代的「投降派」,導致後來爆發「太陽花學運」,還丟失了政權等大局。因此,如果馬英九還要出來選,那就連曾經有過的一些貢獻都給抵銷掉,真正成為歷史的罪人。蔡英文的拒絕承認「九二共識」,也桎梏了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

但前途是光明的。「十九大」提出的對台灣工作方針,一定能夠完成。實際上,《告台灣同胞書》的主軸,就是和平統一。去年「十九大」前,兩岸都出現兩大派,一派堅持和平統一,一派對目前形勢不耐煩因而提出武力解決,並以為習近平在「十九大」報告中會採納其主張。筆者指出,今時不同五十年代初,一個「二二八事件」的後遺症,搞到社會撕裂,都現在都還是餘波蕩漾。因而即使能攻佔台灣地區的土地,也難以收服台灣人的人心。而且,武力必會造成破壞,恢復重建成本太高,也將拖慢大陸全面深化改革及建設的進程。習近平當年在福建主政時,看到「福建前線」經濟建設的濟後,應當深刻有感。果然,習近平在「十九大」中仍堅持《告台灣同胞書》定下的主調:和平統一。

和平統一,工作必須全面、寬廣、深入、細緻。既需要轟轟烈烈的反「獨」促統群眾運動,造成強大聲勢;更需要艱苦細緻的具體行動,這方面的難度更大,必須深耕細作。在台灣地區的政治條件下,選舉仍然是一個落實「兩岸一家親」的有效途徑,今次「九合一」選舉就是明證。總之,對台工作就像一部汽車,既需要有麗亮的外殼,更要有馬達等零部件,甚至缺少一顆鑼絲釘也可能導致「車毀人亡」。因而各零部件缺一不可,只有分工合作,各盡所能,才能將兩岸和平統一的航船,開抵兩個「一百年」,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彼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