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和老戰友們的最後告別

周恩來一生勤懇、嘔心瀝血、任勞任怨,一天工作時間超過12個小時,有時在16個小時以上。即便是在同病魔作搏鬥的最後時期,他仍堅持工作,苦撐危局,直到最後一刻。據統計,從1974年6月1日住院到1976年1月8日逝世,周恩來共接受大小手術13次,平均40天左右就要動一次手術。只要身體能支持,周恩來就約人談話(包括他主動約請和別的領導人要求來談話,有時會見外賓後還留下主要陪見人談話)。談話時間最長時一次達4小時20分鐘。會見外賓65次(含港澳人士 3次),每次時間大都在1小時左右,最短的一次也有15分鐘。開會32次,一次會最長可開3小時45分鐘……而看文字材料、批閱檔、看書等所用時間次數繁多、時間長短不定,自然無法統計。周恩來曾對人說:「死我並不怕。古人說,人活70古來稀,我已是77歲多的人了,也算得上是高夀了。可是這二十幾年的時間,總應該把國家建設得好點,人民的生活多改善一些,去馬克思那裏報到,才感到安心。現在這種狀況去報到,總感到內疚、羞愧。」逝世前,他交待說:「把我的骨灰撒到江河大地去做肥料,這也是為人民服務。活著為人民服務,死後也要為人民服務。 」周恩來真正做到了他所說的「為人民服務而死」,為黨和人民的事業「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與毛澤東最後一次握手和最後一次密談

1974年5月29日,周恩來陪同馬來西亞總理拉紮克會見毛澤東。周恩來的專職攝影記者杜修賢沒有想到:這會是周恩來在他的鏡頭中最後一次走進毛澤東的書房。更沒有想到的是,這會是毛澤東與周恩來最後一次共同會見外賓。

會見結束時,鄧小平、喬冠華和毛澤東握手告別後,相繼走出書房。杜修賢也正準備離開,卻發現周恩來總理還站在門旁沒有離開。這是怎麼一回事?杜修賢覺得,總理今天的舉動一反常態,平時總理在主席書房中是從不拘禮的,常常會談一結束,起身就走,可這次……只見他一動不動站在那裏,似乎期待著什麼。杜修賢猶豫了一下,心裏的感覺一時說不清楚。他決定不急於離開,也站在靠門邊的牆根默默等待著。毛澤東送客走到門邊,與站在門旁邊的周恩來目光相遇。瞬間,毛澤東一臉的笑容飛逝而去,立刻憂傷地垂下眼簾,這表情的變化令杜修賢驚詫不已,他第一個反應就是端起照相機,將鏡頭對準他們……

「鏡頭裏,毛澤東憂傷地耷拉著眼皮,頭稍稍地低著,花白稀疏的頭髮整齊地向後披去。他身穿淺灰色的中山裝,顯得淡泊莊重。周恩來用溫馨睿智的雙目凝視著毛澤東。攝影光從他後側射來,腦後和脊梁猶如披著一道光束,眉毛在逆光的面部依然黝黑濃密,充滿著生氣。曾洋溢樂觀笑影的「酒窩」雖已被歲月的刀斧鑿成兩道深深的溝紋,卻依然顯露出執著的善意:周恩來看著攜手近半個世紀的毛澤東,慢慢地伸出了手,毛澤東也把手伸了過去。兩雙操縱中國革命方向的巨手再次握在一起,組成了這神聖且又沉重的瞬間。杜修賢「咔嗦」一聲按下快門,他沒有想到這是共和國第一位總理和中國共產黨的偉大領袖最後一次對著攝影鏡頭握手道別。3天後,周恩來就住進了 305醫院,直到生命最後的一刻! 」

1974年12月23日,根據中央政治局的意見,周恩來、王洪文前往長沙向毛澤東彙報四屆人大準備情況。行前,醫務人員再次發現周恩來便中帶血,需要馬上進行檢查治療:周恩來自己也明白這樣遠途奔波會使病情惡化。但是一貫以國事為重的他,決定以黨和國家的命運為先,毫不猶豫地向醫生表示:「既然把我推上歷史舞臺,我就得完成歷史任務。」負責周恩來醫療工作的葉劍英只好再三叮囑隨周恩來前往的醫護人員:為了黨和國家的最高利益,不能改變計畫,但要想盡一切辦法,絕對保證周總理的安全當天中午,虛弱的周恩來離開305醫院,啟程飛往長沙。登機時,他的行動明顯遲緩了許多,而且還有點晃。在旅途中,總理端杯子的手不停地顫抖。下午,飛機抵達長沙。王洪文也另機到達。

在毛澤東住地,周恩來和王洪文同毛澤東會面。從12月23日到12月27日,毛澤東與二人一連進行了 4次談話。毛澤東聽取彙報期間,談了幾方面的意見。一是批評了以江青為首的「四人幫」:毛澤東嚴厲警告王洪文「不要搞『四人幫』」,「不要搞宗派,搞宗派是要摔跤的」。又說:「江青有野心。」毛澤東提出,江青應該作自我批評,並且要求王洪文寫出書面檢查。二是高度評價了鄧小平。毛澤東說鄧小平「政冶思想強」「人才難得」。毛澤東還采納了周恩來的建議,提出在四屆人大前召開的中共十屆二中全會上,補選鄧小平中央政治局常委、副主席,同時擔任中央軍委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兼總參謀長。三是關於四屆人大的人事安排問題:毛澤東重申了「總理還是我們的總理」。會後,總理可安心養病,國務院的工作由鄧小平去頂。毛澤東還就四屆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副委員長和國務院副總理、各部部長的人選問題提出一些具體意見。

12月26日深夜,毛澤東專門找周恩來單獨談話。兩位並肩戰鬥、榮辱與共相處近50年的老戰友,促膝長談直至天明。毛澤東對周恩來說:「列寧為什麼說對資產階級專政,這個問題要搞清楚。這個問題不搞清楚,就會變修正主義。要使全國知道。」毛澤東還談道:「要儘快『解放』一批幹部,要安定團結,要把國民經濟搞上去。」他們還就黨和國家領導人員的任職問題交換了意見,最終確定了中共十屆二中全會和四屆人大會議上的人事安排方案。在聽取周恩來彙報後,毛澤東表示他已經知道江青和張春橋有嚴重政治歷史問題的情況。

周恩來最後一次抱病遠行確實不辱使命。毛澤東與周恩來共同作出的「長沙決策」具有深遠的意義,它粉碎了以江青為首的「四人幫」長期以來企圖「組閣」的陰謀。這對以後中國局勢的發展與中華民族的命運,顯然有著至關緊要的意義。

與朱德最後一次相見

1975年7月11日,朱德正準備前往北戴河休養時,得到了周恩來想約見他的通知。原來,這天下午,身體稍稍有點恢復的周恩來午睡後在病房內稍作運動。他一邊活動一邊通知身邊工作人員高振普:請朱老總在去北戴河之前先來見見。他說:「你打電話問一下朱老總的身體怎麼樣了,他現在有沒有時間,前些日子他想來看我,因為我當時身體不太好,沒能請他來。今天可以了,看老總能不能來。」當高振普答應著轉身去打電話時,周恩來又補充說:「現在是4點多鐘,如果朱老總可以來,5點鐘可以到這,大約談上半個小時,5點半可以離開,6點鐘他可以回到家吃飯。按時吃飯是朱老總多年來的習慣。他有糖尿病,年歲又大,不要影響他吃飯。如果今天不能來,請他去北戴河之前來一趟。」幾天前,朱德曾想去醫院看望周恩來,因為周恩來當時身體狀況不太好,不願讓年近九旬的朱老總看到他在病榻上的樣子,就沒有請他去。當時,朱德也不想影響周恩來的正常治療』就沒有去探望。當得知朱德去北戴河需兩個多月才能回來的消息後,周恩來擔心到那時自己的身體條件不會比現在好,於是向朱德發出了邀請。

高振普把周總理想見朱老總的事情報告了鄧穎超。鄧穎超指示高振普直接找康克清。康克清對高振普說:「請報告總理,老總的身體挺好,今天沒有安排別的事。他這幾天總想去,一直在等你們的電話。他是要見了總理後再去北戴河的。」高振普將朱德可來的消息報告了總理,同時轉達了康克清的問候。周恩來在病房裏來回踱著步,思付片刻說:「換上衣服,到客廳去見老總,不要讓他看到我穿著病號衣服。」

5時50分,朱德來了。周恩來起身微笑著迎向朱老總,兩人同時伸出了雙手,溫暖地握在了一起。朱老總用顫抖的聲音問:「你好嗎? 」周總理回答:「還好,咱們坐下來談吧。」朱德已是89歲高齡,動作有些遲緩。當衛士走過來扶他坐到沙發上時』周恩來關切地問:「要不要換一個高一點的椅子? 」朱德說:「這個可以。」周總理示意關上客廳門,工作人員馬上都退了出來。

朱德同周恩來有著半個多世紀的深厚情誼。1922年,朱德在德國由周恩來和張申府介紹入黨。50多年來,他們曾經一起度過了無數個生死與共的日日夜夜,個個都為自己年輕時選定的理想和信念鞠躬盡瘁奮鬥終身,直至生命最後一息。周恩來知道患有糖尿病的朱德有按時吃飯的習慣,為了不耽誤朱德吃飯,6時15分,結束了這次談話。朱德同周恩來交談了 20多分鐘。周總理送朱老總走出客廳,兩人依依不捨,緊緊地握手告別。警衛員換扶朱德上車時,周總理還一直深情地目送著朱德的汽車開走。這次短暫一見,竟然成為兩位共和國領袖的最後一次交談﹗誰又能想到,這次相見竟然是兩位老戰友最後的相見。

對鄧小平說了意味深長的最後一句話

周恩來生命的最後時刻,中央一些領導同志對他十分牽掛,只要周恩來的健康狀況允許,他們就到醫院看望,哪怕一句話不說,靜靜地陪著一會也好。來醫院看望周恩來最多的中央領導人除了葉劍英外,就是鄧小平了。這裏有一組數位可以說明這一點。周恩來住院1年零7個月,鄧小平來醫院63次,如果減去每次大手術後的10天時間不允許探視外,平均六、七天他就來醫院一次。一方面鄧小平因為工作需要,需要經常來醫院與周恩來商討;另一方面他與周恩來的感情很深,只要聽到周恩來情況不好的消息』就會放下手裏工作,趕到醫院看望。

這次進手術室前,躺在平車上的周恩來忽然微微地向右邊側過頭去,以低沉而沙啞的聲音問道:「小平同志在哪兒?請他過來一下。」身邊工作人員立即高聲向後面傳話:「小平同志,總理請您過來。」鄧小平急走幾步,來到周恩來右側。周恩來一見到鄧小平,從被子裏哆哆嗦嗦伸出手來,用他僅有的氣力緊緊握住鄧小平的手,欣慰地說:「小平同志,你這一年多來的工作證明,你比我強得多! 」這是周恩來對鄧小平領導全面整頓的高度評價,是對鄧小平工作最後的話,也是最有力的支持。鄧小平聽了周恩來的話,面部神情嚴肅而帶激動,他緊緊地握了一下周恩來的手,未說什麼話。只是靜靜地站在一旁,向周恩來揮手致意,含淚目送周恩來進入手術室。

顯然,周恩來說這番話並不是只講給鄧小平聽的,在場的人都聽到他的這句話。更重要的是,這番話是說給王洪文、張春橋他們聽的:那時「四人幫」正在全國上下大造聲勢,企圖掀起一股「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浪潮,其目的就是要打倒鄧小平。周恩來衝破「四人幫」的阻撓,積極促成鄧小平復出,是周恩來政治交班的一項重大舉措。鄧小平受命於危難之際,他所面臨的是被「文革」的狂風驟雨破跤混亂的局面。為挽狂瀾於即倒,他義無反顧地挑起了重擔,大刀闊斧地對各項工作進行整頓,並取得了顯著的成效,從而贏得了黨心、民心和軍心,也得到了周恩來「你這一年幹得很好」的由衷稱讚。周恩來得知自己的病情非常嚴重,到了藥石不醫、來日無多的最後階段,在這種情況下,在每一次進手術室前,無論是作檢查或是手術治療,他都會理智地考慮到能否過得了這一關,再順利地從手術室裏出來。所以,他在這次進手術室之前,為了黨的事業、人民的利益,經過深思熟慮後,找到了這樣一個機會,不顧一切地再一次向黨中央表明自己堅定地支持鄧小平的決心』以及他對鄧小平的深情、厚望與重托。這當然是周恩來最後的囑託。

歷史已經證明,周恩來選到了能實現自己重托的最適當的人選,鄧小平也沒有辜負周恩來對他的殷殷厚望。

在和葉劍英的最後一次秘密談話中做了重要交代

周恩來總理病重以來,葉劍英就擔任了總理全面治療的負責人。他不管白天還是黑夜,只要有時間就主動與主治醫生聯系,瞭解治療情況。他說得最多的一句話就是:「要想一切辦法,能延長一天就延長一天,哪怕是多延長一小時一分鐘,只要可能,就要盡到醫療方面的最大努力和責任! 」他不僅打電話,而且隔幾天就要來醫院一趟,看看周恩來,約醫療組的專家們和工作人員座談,聽取彙報,並對醫療和保健工作提出自己的意見,作出明確指示。

葉劍英每次來都不會空手,家裏有好吃的他一定會記得給周恩來帶一周恩來不能進食了,他就帶給醫護人員吃。有一次,他釣到一條30多斤重的大草魚,就馬上派人送到了醫院給周恩來吃。結果這條魚太大了,又是紅燒又是清蒸又是燉湯,也沒有吃完周恩來就把魚分送給醫療組的專家和工作人員吃,大家吃了魚,就打電話感謝葉劍英,:葉劍英一聽,釣魚的積極性更高了,過了化天又專門派人送來魚,說這次是專門慰問工作人員的。大家一看,這條魚比上次也小不了多少,於是就把魚最好的部分挑出來送給喜歡吃魚的周恩來。

自周恩來病重後,尤其是1975年下半年臥床後,葉劍英基本上是天天來醫院。特別是在處理重大問題的前後,必定來和周恩來商量。開始,他常常與周恩來一談就是3個小時。慢慢地,周恩來聲音越來越微弱,談話減到了兩小時。再後來,葉劍英越坐越貼近周恩來,談話的時間也越來越短,連一個小時也無法堅持了。最後只有數語或一聲招呼了。最終周恩來難以再說出話了。葉劍英仍然堅持天天來,來了就緊貼周恩來坐一下,輕輕握住周恩來的手,二人一句話不說地你望著我,我望著你……那種無聲勝有聲的心靈慰藉、依依不捨的戰友深情令人動容。

最讓周恩來的衛士長張樹迎印象深刻的是葉劍英與周恩來1975年底最後一次談話的情景。

葉劍英進來先握了握周恩來的手,周恩來只能微微一笑表示他高興的心情。葉劍英欲言又止,但看看身邊有醫護人員,就叫大家暫時先出去,並說無論是送水、送藥,不按鈴不許進:但醫生護士也不能遠離,便在屏風外監視著周恩來的心電示波儀。大家都知道葉劍英來一定是在彙報有關中央的重大問題,此時鄧小平被迫中斷整頓之後,很多矛盾交集在一起,都對鄧小平十分不利,葉劍英心裏著急,才來和周恩來商討對策。

周恩來病危之際,最放心不下的是中央領導權問題。他囑咐葉劍英說:「要注意鬥爭方法,無論如何不能讓權落到『他們』手裏。「周恩來所指的「他們」是誰?葉劍英心裏肯定清楚。葉劍英談完話出來,把張樹迎和衛士高振普叫到跟前,神情很嚴肅地吩咐說:「你們倆都準備好紙和筆,24小時守在總理身邊,一刻也不能沒有人。總理原則性很強,很多事很多委屈悶在心裏不講,特別是對於中央的某些人,在最後時到有什麼話要說,你們一定要記下來……」因為葉劍英不可能時刻守在周恩來身邊,張樹迎便和高振普輪流值班守候,保證每時每刻他倆都有一個守在周恩來身邊……然而周恩來始終沒有說什麼。周恩來逝世後,張樹迎和高振普將白紙交給葉劍英,覺得自己給葉劍英交了一張白卷,很對不住葉劍英的重托。葉劍英望著白紙,眼裡湧動淚花,訥訥地說一聲:「唉,他一生顧全大局啊﹗」

最後約談的人是台辦主任羅青長

解決臺灣問題、實現祖國統一,是周恩來長期縈繞在心的一大願望。他多次說:對台工作急是無用的,今後可能會拖下去,我們這輩子如看不到祖國統一,下一代或者再下一代總會看到的。「我們只要播好種,把路開好就行。」

「文革」開始後,對台工作遭到很大破壞。1972年中美關係恢復正常後,對台工作才開始出現轉機,艱難地向前推進。對台工作一直由周恩來直接領導,一些臺灣問題的重要文電仍要送他簽發。雖然躺在病床上,周恩來的心裏卻時刻惱記著遠在臺灣的老朋友們。當他聽說張學良患了眼疾、有失明的危險時,十分著急,立即請負責對台工作的羅青長查明情況。

1975年12月中旬後,周總理已在彌留之際,他連續幾天處於半昏迷狀態。20日這天,他的神志稍微清醒,就催促身邊的工作人員去找時任中共中央對台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兼辦公室主任羅青長。從20世紀30年代起,羅青長就在周恩來身邊工作,已經共事了近40年;他也是最早知道總理病情的知情人之一,是周總理生前約見的最後一位中央高級領導幹部。

1975年蔣介石去世後,蔣經國上臺。大陸如何瞭解和看待蔣經國?如何把握好兩岸關係?這關係到祖國統一大業,絕不可掉以輕心。病重的周恩來對此牽掛在心。

蔡省三自從決定長期留居香港,便開始了他的寫作生涯。1975年冬,經蔡省三申請,並得到中央統戰部的幫忙,其失散多年的妻子曹雲霞被找到,來到香港與他團聚。蔡省三每天為香港《新報》特辟的《蔡省三專欄》寫時事評述,每天800字左右,開了香港報業的先河。《蔡省三專欄》運天同時在香港、臺北、美國三藩市和澳大利亞四個地方見報。期間,蔡省三還同妻子先後用本名或筆名出版了《蔣經國與蘇聯》、《中共釋俘的來龍去脈》、《贛南憶舊錄》、《蔣經國系史話》等論著。蔡省三的文章,病危中的周恩來不可能都能讀到,但香港《七十年代》月刊1975年9月號刊載的《訪蔣經國舊部蔡省三》(新華社大本《內部參考》連載4期),病危中的周恩來每期必讀。文中,蔡省三憑著對蔣經國先生的瞭解,判斷蔣經國上臺後「三不會」:1、不會出賣臺灣,向外國賣身求榮。2、不會投降大陸。3、不會把臺灣搞亂,而能有一番作為。蔡省三在香港發表的這些言論引起了病痛中的周恩來的極大興趣。1975年9月4日,病重中的周恩來看了蔡省三的訪談內容很重視,他用顫抖的手在新華社編印的《內部參考》轉載的香港《七十年代》月刊9月號刊載的《訪蔣經國舊部蔡省三》一文旁邊批示:

請羅青長、家棟對蔡省三的4篇評論的真實情況進行分析,最好找王昆侖、于右任的女婿屈武等人,弄清真相,以便x x (兩字模糊)。

周恩來,九月四日,托、托、托。

這是身患絕症的周恩來彌留之際,躺在病床上批示的他一生中關於合灣問題的最後一份檔。幾個「托」字不僅是周恩來留給負責對台工作的同志最後的囑託,也是他對全國人民的囑託。

據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所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記載:12月20日上午,周恩來體溫三十八度七。約羅青長談對台工作問題,詢問臺灣近況及在台老朋友的情況,囑咐不要忘記對人民做過有益事情的人。其間,兩次被病痛折磨得說不出話來,並進入昏迷狀態。最終不得不中止談話。這是周恩來最後一次約中央部門負責人談話。

羅青長後來回憶:危在旦夕的周總理提出要見我,因為當時我兼任中共中央對台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但被時任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的張春橋無理拒絕鄧小平聽到這一消息,急了。這個時候了總理要見誰,就讓見誰。我趕到醫院時。總理正陷於昏迷狀態。我在外面等著。一直等到中午,總理蘇醒過來,我在總理病床前坐下。……聽我彙報臺灣的有關情況。總理在詢問了臺灣的近況和在臺灣的老朋友後一再囑咐「不要忘記合灣的老朋友……」再次陷入昏迷。經醫生搶救,周恩來再度蘇醒過來時,他對我歉意地說「我實在疲倦了,讓我休息10分鐘再談。」周恩來又向羅青長詢問臺灣的那些老朋友情況如何、蔣經國情況怎麼樣。在羅青長簡單做了彙報之後,周恩來說:「臺灣問題最好是我們的老一代來解決,國共合作嘛,我們都親自經歷過的,不然將來可能夜長夢多。」同時,周恩來也表示寄希望於臺灣人民,但又考慮臺灣人民對歷史不是很熟悉。據《百年潮》1998年第2期載文稱:羅青長後來還說過,總理特意囑咐他不要忘記在合灣的張鎮將軍。那天,周總理剛說完不要忘了張鎮做過的這件好事,就被病魔折磨得說不出話來,很快又進入昏迷狀態,不得不停止交談。鄧小平、李先念、陳錫聯、華國鋒、紀登奎等領導也是醫院的常客。除鄧小平外,李先念也經常到醫院看望周恩來,他先後到過醫院52次。周恩來臨終時,他是第一個趕到醫院的領導人。聶榮臻、徐向前、王震等人也衝破重重阻礙,幾次去醫院看望總理。

對身邊工作人員說的最後一句話是:「我累了! 」

1968年8月,25歲的紀東從8341部隊選調到周恩來總理身邊擔任秘書,一直到總理去世。在總理身邊工作的8年,紀東陪伴周恩來生命中最後一段日子。這八年也是新中國成立後黨和國家面臨嚴重挫折的時期。紀東後來曾深情地回億說:「我跟隨總理工作的8年,是他老人家最苦、最難,最累的8年。」「那是個特殊的歷史年代。」在紀東心裏,很多關於周總理的記憶,很多關於西花廳的人和事,總是那麼歷歷在目,影響著他後來的人生。

「我累了! 」是病榻上的周總理對紀東等身邊工作人員說的最後一句話,也是8年間紀東第一次從總理嘴裏說出「累」字。說這句話8天後,周總理便溘然長逝。數十年來,攝人心魄的這一幕和這沉甸甸的一句話,讓紀東刻骨銘心。

1966年春,華北平原遇到多年來罕見的大旱,人口稠密的邢臺地區又發生強烈地震。這段時間裏,周恩來格外忙碌,他那濃眉緊鎖的神態,多少透露出內心的沉重。1973年1月,周恩來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會見義大利外長的時候,隨行的義大利攝影師為他拍攝了一張著名的照片,取名「周恩來的沉思」。這時的周恩來在想些什麼?對於許多人來說,可能是個不解之謎。也許,我們可以從佩戴在他胸前的這個「為人民服務」的徽章上,得到一些答案。

在「文化大革命」那樣一個非常處境下,為了維繫國家的發展,周恩來忍辱負重對林、江集團的倒行逆施進行抗爭,盡可能減小危害。對於在「文革」各種複雜的政治漩渦中殫精竭慮苦撐危局的周恩來,他的諸位老戰友都有客觀公正的評價。這些發自肺腑的話,從一個側面生動地反映出周恩來總理那個不輕易說出口的「累」字背後,凝聚了周恩來為了黨和國家及人民利益甘願付出的鞠躬盡瘁和無怨無悔。鄧小平說:「在『文化大革命』他所處的地位十分困難,也說了好多違心的話,做了好多違心事。但人民諒解他,因為他不做這些事,不說這些話,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減少損失的作用。他保護了相當一批人。」陳雲說:「沒有周恩來同志,『文化大革命』的後果不堪設想。他保了很多同志下來,我們這些人都是他保的嘛!」葉劍英說:「周恩來同志同林彪、『四人幫』進行了長期的、艱苦卓絕的鬥爭。」李先念說:「在十年動亂的時期,環境複雜而又艱險,他幾乎耗盡了所有精力,做了一切力所能及的工作。」楊尚昆說:「他以『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獻身精神,選擇了一條比拍案而起更為複雜艱難的迂回鬥爭的道路。」薄一波說:「敬愛的周總理挺身而出,堅持原則,對他們的倒行逆施進行了堅決的抵制。」宋平說:「周恩來在『文化大革命』中度過了他的最後歲月。他為黨和人民的事業奮鬥到最後一刻,確實做到了鞠躬盡:庫,死而後已:聶榮臻說:「十年動亂中,他對林彪『四人幫』反革命集團的鬥爭,既講策略、原則又十分堅定。」陳丕顯說:「周總理雖然未能親手扭轉這場史無前例的動亂,但他卻以高度的堅毅精神,盡可能減輕了這場動亂造成的破壞和影響。這是歷史的結論。」王任重說:「在林彪、『四人幫』橫行的十年,幸賴有周恩來同志做毛澤東同志的輔弼,我們的國家才得以倖免於徹底崩潰。」陸定一說:「周總理像中流砥柱,同廣大革命幹部和人民大眾一起,挽救中國於危亡。」谷牧說:「敬愛的周總理晚年,不正是在『苦海』中度過的嗎?他自己被迫人了『苦海』,心理仍然時刻惦記著同人『苦海』的廣大千部和億萬同胞,日日夜夜操勞著為這些人民分憂解難。」余秋里說:「總理是無法抵制這場災難性的『革命』的,他當時有可能做到的,是盡可能使生產建設事業遭到較少的破壞。」傅崇碧說總理對人民、對國家確實忠心耿耿。『文化大革命』中要是沒有總理,國家就亂了。」

(孟紅/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