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總理的晚年，可以說經歷了極其複雜和困難的局面。這方面，已有很多專著、大作問世。

作為一名普通翻譯，我所知甚少，但由於多次直接接觸他的便利條件，有一些親見親聞，或許可以作為一種側記記錄下來，供後人研究。

招待會上替我解圍

1972年10月底，日本首相田中角榮訪華、中日兩國恢復邦交一個月後，上面傳達說，周總理近日嚴厲批評外交部，說兩國復交後外交部的對日工作不積極、不主動、不作為。

原因是，他從日本媒體的一則消息中得知，田中首相、大平外相一行回國後，破例在東京舉行了一次空前規模的盛大招待會，邀請華僑總會和方方面面的在日華人出席，以表示祝賀和感謝。招待會氣氛很好，華僑們都很高興。

周總理批評說，為什麼田中、大平和日本外務省能夠想到這一點，而我們的對日部門卻不動腦子、不想辦法，不努力開展廣交新朋友的工作？

聽到批評後，外交部立即行動。經過討論研究，決定以對外友協和中日友協的名義，儘快在北京舉行一次規模更大、規格更高的慶祝招待會，邀請當時在北京訪問、經商、旅遊的日本朋友和常住北京的日本僑民出席。

經過半個多月的籌備，兩國各界代表近3000人在人民大會堂宴會廳歡聚一堂。80高齡的中日友協名譽會長郭沫若代表中方致辭，接著日本友好團體以及經濟、文化、科技、教育界5位有影響的代表人士講話，都是由我擔任翻譯。講話過程中，鼓掌聲、歡笑聲一陣高過一陣。

眼看任務即將順利結束，我高興地跟隨最後一位日方代表、關西日中經貿中心理事長木村一三先生上台，為其當翻譯。沒想到，一個意外發生了。

木村理事長當天清晨由大阪啟程，途經香港，由深圳入境，再從廣州飛抵北京，直接從機場乘車趕到人民大會堂。他到達時，招待會已經開始。我問他有無書面講話稿，他答稱自己沒有時間準備，只在來北京的飛機上想了一個提綱，寫在了香菸盒上。又說，他相信即使沒有講話稿，我也一定能夠翻譯好的。

上台後，他即席講了七八分鐘，其中引用了當時中國流行的一句政治口號：「中日復交是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是偉大領袖毛主席革命外交路線的偉大勝利。」

按理說，這一類政治口號是最容易翻譯的，我當然也不存在任何困難。但不知道什麼原因，我在翻譯他的整段講話時，竟漏掉了絕對不能漏掉的這兩句話。坐在主桌上的另一位翻譯、我的北大校友唐家璇急得大步跑到台前，大聲高喊：「老周、老周！還有兩個『偉大勝利』沒有翻譯呢！」

聽到喊聲，我真的嚇了一大跳，立即驚醒過來。我深知在那個年代裡這件事的嚴重性質和可怕後果，馬上當眾沉痛地表示：「我剛才不慎漏譯了木村先生講話中兩句最重要、最關鍵的內容。對翻譯來說，這是一個不能允許的失職行為。現特補譯如下。」

為了挽回不良影響，更表明自己剛才漏譯不是有意為之，我是用最激動、最有力、最宏亮的聲音一字一字說完這兩句話的。全場響起了一陣特別熱烈的掌聲。

回到主桌後，桌上一位平時對我十分友善的老領導輕聲提醒我，領導對你很不滿意，說你剛才犯了嚴重的政治錯誤。我一聽，感到這件事太可怕了，完全可以被上綱為無法無天、膽大妄為、竟敢在莊嚴的人民大會堂主席台上任意刪掉外國朋友稱頌偉大領袖的話語。

於是我站起身來，低頭向就坐在身邊的周總理檢討：剛才您也聽到、看到了。作為一個翻譯，這是一件十分嚴重的事情（我有意將「錯誤」說成了「事情」），但我可以向您保證，我絕不是有意這樣做的。

聽完我的沉痛檢討，周總理一臉嚴肅地說：「什麼政治錯誤！？我看不是什麼政治錯誤，而是肚子抗議。我們大家都已吃飽喝足，而小周兩個多小時像個走馬燈似的，六上六下不停地當翻譯，至今滴水未進。」

這幾句話說得主桌的多位領導點頭稱是，我的眼淚奪眶而出。從那天起，工作中遇到困難、挫折時，我常常回想起這幾句溫暖人心的話。

批評「造反派」

凡是見過周總理的日本朋友，都覺得他的記憶力特彆強。與他交往甚密的岡崎嘉平太老先生曾認真問過他是怎樣做到這一點的，他想了想，只回答了兩個字：用心。

作為翻譯，我也深有同感，但沒有想到，周總理不僅對外國朋友，對工作人員的情況也記得清楚，對外交部200多名司局級以上幹部的情況更非常熟悉。

「文革」初期，我所在部門的一位幹部第一個帶頭「造反」，帶頭高喊打倒陳（毅）、姬（鵬飛）、喬（冠華）。她在審閱一個科員起草的《關於調整我國對非政策建議》時，見文中幾次出現「剛果（利）」和「剛果（布）」的稱謂，以為這次終於抓到了這位平時不那麼服管、不那麼聽話的「保守派」小頭頭的辮子，便當眾訓斥道：「剛果就是剛果，哪來什麼利不利、布不布的？試問你這個外交部小幹部，有什麼權力把一個國家分成兩個國家！？以後絕對不允許再犯這種令人難以容忍的低級錯誤了！」

實際上，稍有一些國際關係知識的人都知道，剛果（利）和剛果（布）從來就是兩個國家，分別位於剛果河的兩側，一個的首都是利奧波德維爾，因此用「利」來指稱，就是今天的剛果民主共和國（首都改名為金夏沙）；另一個的首都是布拉柴維爾，因此用「布」來指稱，就是今天的剛果共和國。

1968年1月18日上午，周總理在人民大會堂會見了日本社會黨資深議員石野久男和枝村要作。會見氣氛融洽，雙方都很滿意。

那天周總理的心情特別好。送走客人後，他問服務員：今天中午你們職工食堂供應什麼飯菜？服務員答：主食煎餃子，副食豆腐白菜湯。他說：很好喲！快去給我端一份來。為了見外賓，今天我還沒有吃過任何東西呢。服務員問：要不要加一個您平時特愛吃的西紅柿炒雞蛋？他說：不用啦。還有，就是不要忘了把糧票和菜錢都記在我的帳本上。

周總理見我呆呆地站在一旁，便問我最近這幾天外交部有什麼新鮮事。我覺得這是一個極好的機會，便詳細匯報了有關剛果的這起咄咄怪事，但我沒有提及主角的姓名。

周總理聽後笑著說，這類天下奇聞竟然出現在我們外交部，真是令人難以容忍呀！接著又問，你說的那個副局級幹部，就是早就小有名氣的張××吧。我點頭稱是。

他說：「我30年前就認識這個人。聽說她祖籍湖北，父親是大地主，在一個人多地少地區擁有3000多畝土地，她自己從小是由六個奶媽帶大的。後來她進了燕京大學，受到地下黨員黃華等人的影響，參加過一些抗日救國的學生運動，加上失戀等原因，沒有畢業就奔赴延安，進了女子師範學校。我記得，當時我去女師大講課、作報告時，她總是爭坐在第一排，主動為我倒茶、添水。解放初，一次我去巴基斯坦訪問，當時她是使館二秘，又搶在大使前面，大言不慚地問我，美國已經開始向外國派遣女大使，為什麼我們中國遲遲不行動？莫不是外交部領導也存在重男輕女的封建舊思想、舊觀念？見她如此自以為是，不懂規矩，我當即嚴肅回答她：我這個兼任的外交部長從不重男輕女，中國將來肯定也會派女大使的。我看今天在座的、隨我一道來訪的龔澎同志（作者註：喬冠華夫人、時任外交部新聞司長兼首席發言人）現在就完全夠格，你還差得遠呢。」

當天下午回單位，我向全體人員傳達了周總理的談話，張××本人也在場。

出乎我的意料，聽完傳達後，站起來第一個表態的竟是她本人。只見她一改平時唯我獨尊的架勢，低著腦袋，細聲細氣地說：周總理對周斌同志說的那些事，都是實情。我願意虛心接受總理的批評教育，脫胎換骨，改正錯誤，重新做人。請大家今後批評、幫助、監督我。

更多同志爭著發言，紛紛表示堅決擁護周總理的講話。更有意思的，大家還因此推舉我擔任單位群眾組織的頭頭。

一番傷心話

周總理平時對人對己都十分嚴格，平時所說所談幾乎全是工作問題。但心情好時，偶爾也會主動跟人聊聊天。

一次姬鵬飛陪他會見日本客人。客人離去後，周總理主動把姬鵬飛留了下來，對他說：《人民日報》頭版頭條刊登了一條時政消息「×××到達北京訪問，外交部長姬鵬飛到機場迎接」，聽說北京大學新招收的工農兵學員竟為你的姓名發生爭論。一部分學生竟認為，你這位外交部長姓「姬」名「鵬」，是「飛」到機場迎接客人的。

周總理感慨，大學生理應是我們這個社會最有文化、最有知識的一部分人，而現在他們整天忙著造別人的「反」，革別人的「命」，連一些最基本、最起碼的知識都不懂，也可以說是無知到了極點。再這樣下去，我們中國怎麼得了！

在我的印象中，平時溫文爾雅、和藹可親的周總理，「文革」期間很容易生氣、發火。起初我一直以為，可能是全國各地每日層出不窮的麻煩事使他精疲力盡、心情不好，有一次他嚴厲訓斥身邊工作人員時講的一段傷心話，卻使我感到，很可能還有一些難於言表的更深層次的原因。

那次是他在人民大會堂會見一個重要的日本代表團。同往常一樣，他提前半小時到達，聽取接待人員的匯報。他那天似乎情緒特別不好，對於接待人員有些模稜兩可、不得要領的匯報很不高興，嚴厲批評在場人員做了這麼多年對日工作，卻連日本的一些基本情況都搞不清楚，簡直不可理喻。他越批越有氣，言詞越來越激烈，說話聲音越來越大，差一點就要拍桌子罵人了。

這時，他的外事秘書錢嘉東走過來，輕聲告訴我，一群日本記者已經提前到達會見廳，在門外等著拍攝周總理走出去與日本客人握手、問候的鏡頭，要我從旁提醒總理說話小聲一點。但我擔心這樣做會打亂他的思路，加劇已經很緊張的氣氛，就沒有提醒，心想他批一陣後自己會停下來的。

誰知周總理是個眼明手快、異常敏銳的人，一下子發現會見廳門外已經站著一群日本記者。他先是吃了一驚，接著就把話題一轉，查問在場的人為什麼不及時向他報告這件事情。錢秘書只朝我看了看。我低著頭，沒有吭聲，更沒敢認錯。

周總理也沒有再追查下去，而是低聲但非常激動地說了一番話：你們為什麼連日本記者已經提前到達這件區區小事，都對我封鎖消息！？我周恩來搞過多年外交，還多少懂得一點內外有別的道理。如果你們及時告訴我，即使我對你們有再大的意見，也絕不會不顧國際影響，朝你們大叫大嚷的。你們可以捫心自問一下，這些年我周恩來對你們怎麼樣？可以說我把自己的心都掏給你們了。而你們又對我周恩來怎麼樣！？你們當面一套，背後一套，當面是人，背後是鬼，許多事情都瞞著我、欺騙我、捉弄我……

實話實說，我當時聽了很困惑，但只是隱約覺得周總理可能話中有話，另有所指，藉機訴說他心中的不滿、苦楚。因為當天在場的幾位都是跟隨他多年的部下。後來，才慢慢懂得一些總理當時的處境和心境。

日本各界的悼念

1973年初，中國在東京開設大使館後，我被派駐東京，擔任大使陳楚的翻譯。

周恩來總理去世的消息，是1976年1月9日早晨6時（北京時間5時）傳到東京的。1月8日晚正好輪到我值夜班。

9日晨6時一過，東京華僑總會、多個友好團體的電話就一個接一個打進來，說他們從NHK等幾家電視台播放的清晨頭條新聞中得悉，周恩來總理昨天已經逝世，並問使館何時可以接待他們前來悼念。

對這個不幸消息，我其實早有預感，但真的聽到，仍深感悲痛，淚流滿面。

預感來自近幾個月，陳楚大使先後兩次接到外交部發給他個人的密電。密電指示他立即派人調查、了解日本近期有無治療膀胱癌的特效藥，如有就不問價錢當場買下，並馬上指定專人送回北京。

由於陳大使不懂日文，便將這件要事交給我辦理。密電雖未說明藥的用途，但我們都知道，這是為了搶救周總理的生命。他還告訴我，我國駐美聯絡處、駐英使館、駐法使館和駐聯邦德國使館負責人也都收到過內容相同的密電。我接受重託後，四天跑了五家著名製藥公司，結果都是失望而歸。

接了幾個日本各界人士的問詢電話後，我奔到陳大使的辦公室兼臥室，將這個不幸消息告訴了他。他立即起身，並讓我通知全體使館人員馬上到他房間開會。

住在館內的42位使館人員（人數最多的商務處和記者站在別處辦公），不到一刻鐘就聚集到大使房間。大家流著淚投入到布置靈堂、準備接待悼念者的工作。

剛過7點，我從值班室的窗口往外看去，發現使館門前馬路上已排起了近百人的長隊，排在最前面的竟是年近七旬、德高望重的日本著名表演藝術家瀧澤修老先生，後面是松崎君代等十幾名日本桌球隊老國手。

當時我就聽說，瀧澤修是日共秘密黨員，至少是日共的堅定支持者（我從未核實過）。「文革」開始後，中日兩黨公開決裂，雙方所有文化交流完全中斷。上面還多次告誡我們，今後不得以任何形式、在任何地方，與日共黨員接觸、往來。

看到這位日本家喻戶曉的文藝大師身著薄薄的黑色風衣，站在零度左右的凜冽寒風裡，我心想，即使他是日共黨員，我也必須迎上前去，把他接進館內。我毫不猶疑地打開大門，請他先進館內休息片刻，喝杯熱茶，暖暖身子，再去靈堂。

老先生說，從清晨電視新聞中得知這個不幸消息後，悲痛萬分，趕緊起身，來不及洗漱，就披上外衣，乘計程車來到這裡。如果你們不方便，那就麻煩你小周先生，在周恩來先生遺像前，替我鞠個躬，燒支香，告訴他，日本的瀧澤修祝願他一路走好。

我對他表示感謝，說我們沒有任何不方便，陪同他第一個進了靈堂。

日本官方對此也十分重視，多位國會議員、近半數內閣成員都來到使館悼念，三木武夫首相本人接連兩天前來悼念。

在悼念人群中，我無意中發現了一位大人物——時任日本內閣副首相福田糾夫先生。在中日兩國知名度都極高的他，此前從未與新中國有過任何交往。他鞠躬、點香後，沒有馬上離去，而是繼續在靈堂里走來走去，嘴裡不停地重複著一句話：太遺憾、太可惜了。

考慮到他的特殊身份，我便主動走上前去，表示感謝，並說：外務省中國課只通知三木首相定於上午11點來使館悼念，而沒有提到您，所以沒能在使館門口迎接您。他回答說：三木代表政府，我只代表自己，你們並不失禮。

接著我把他領到陳大使辦公室，兩人交談了十幾分鐘。他請大使轉達他對中國政府以及鄧穎超夫人的問候。

當時在靈堂採訪的一位資深政治記者對我說，福田作為一個政治家，這次精心選擇這個特別的時刻與地點，開始直接接觸中國，肯定經過深思熟慮，可能背後還有能人替他支招。

正是這位福田先生，當年底接替三木武夫出任日本首相，並在任期內與中國簽署了《中日和平友好條約》。接著他又盛情邀請、隆重接待了鄧小平訪問日本。這是中國國家領導人首次踏上日本國土。

（周斌／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