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1月9日，天剛濛濛亮，福州軍區空軍副參謀長、福建前線空軍指揮所主任曾幼誠將軍已經按慣例來到指揮所進行交接班工作。之所以在天還未亮的時候交接工作，是因為當時台海兩岸的對峙激烈，往往天一亮國民黨空軍的飛機便會進來，如不提前交接班，恐來不及應對敵情。

曾幼誠剛剛坐下，便接到了福州軍區副司令員皮定鈞打來的電話。皮定鈞自報家門後，沒有任何客套，直截了當地說：「昨天晚上，在黃岐半島發生了一件事。黃岐半島的凸出部離馬祖很近，我們有一支水上部隊在那裏，有一艘登陸艇，上面有九個人，當中出了一個叛徒，與臺灣敵特溝通了，昨天就引上來兩個人，對艇長說這兩個人是他的朋友，要搭船。艇長他們警惕性不高，就應允帶他們到南邊去，結果晚上開船後，其他人都睡著了，只有艇長一個人在駕駛登陸艇，這三個叛徒就用衝鋒槍把其他人都打死了，然後劫持了這艘登陸艇開到對面的馬祖島上去了。情況就是這樣。」

這個電話讓曾幼誠深感震驚。他預感到此事絕難善了。「八一三」炮戰以來，金馬方向打打停停，在國共軍事手段之外不乏政治爭取，但涉及叛逃事件，尤其是這種殺害軍中袍澤的惡性事件，任何一支軍隊都不會容忍。

曾幼誠將軍的判斷是十分準確的。在人民海軍建立後，還是第一次發生此類事件。國民黨方面大肆報導，試圖將叛逃人員送到臺灣接受「表彰」，以鼓舞士氣。國共雙方就此展開了一場空海搏殺。

關於這次事件的肇端，我方是這樣記述的：

1966年1月8日夜間，大陸福建沿海中國人民解放軍某守備師船運隊一艘50噸的小型登陸艇（舷號：F131），艇上共有10人，從馬尾裝運物資前往霞浦（艇上物資：柴油54桶、軍用海圖44張、衝鋒槍手槍信號槍多支、子彈手榴彈24箱），以10節左右的速度向東北方向行駛。駛至馬祖海域時，該艇依預訂航行計畫實行燈火管制，摸黑航行。蓄謀已久的吳文獻等三人趁機開槍，殺死艇長甘久郎等七人，將登陸艇駛至馬祖。

這與皮定鈞司令員傳達的情況略有出入，但總體相符。而臺灣方面對吳文獻等人叛逃的經過，則有一些不同角度的敍述。

根據台方記錄，這艘F131號是在1月9日0時30分為國民黨軍金門防衛司令部設在馬祖島上的雷達所注意到的。當時它的位置處於靠近馬祖的半洋礁海區。國民黨軍發現這艘艇航向很不正常，正在以10節的速度向其防區駛來，目標直指兩軍的實際對峙線。雷達監視員當即向值班軍官報告。由於從未遇到這樣的事情，馬祖方面一片忙亂。「金防部」緊急下達如下命令：第一，海上偵察隊派炮艇一艘；第二，船舶連派出兩艘同型號的LCM登陸艇；第三，兩栖偵察隊和附屬部隊派出三艘膠舟，迅速進入有事海區，形成對不明登陸艇的包圍狀態。

約深夜兩點鐘，F131號登陸艇進入馬祖南竿島馬祖澳國民黨軍警戒線。南竿、北竿、高登各哨位的火炮和輕重機槍都對準了該艇，2時30分，海上各艦艇的合圍完成，南竿島上的探照燈齊明，同時照射向已經駛入港口的F131艇。這時，國民黨軍官兵驚訝發現，該艇沒有按慣例保持燈火管制，打開了照明燈，而桅杆上則掛著一條白床單。國民黨海軍人員推斷該艇並無敵意，隨即接近並登上F131艇，進入艙內搜查。他們首先看到的便是艙內黑板上寫著「起義投誠，望君接應」的字樣。三名叛逃者吳文獻、吳加珍和吳春富放下武器，空手走過來。據《馬祖日報》報導，當時艙內和甲板上到處染滿鮮血。經過清點，艇上共有五具屍體。

與我方記錄不同，國民黨方聲稱發動叛逃的共有七人，他們在途中按照預謀襲擊了艇長甘久郎少尉和另外兩名幹部。在激戰中三名幹部全部被殺，策劃叛逃的七人中也有四人被擊斃。事後蔣經國還專門安排給這四名死亡的所謂「義士」每人頒發了60兩黃金的獎勵。

筆者就此採訪了一位對當年事件知情的大校軍官。據他講述，所謂七人共同發動叛逃，是臺灣情治部門為搶功而對實際情況進行的歪曲，以對事件進行最大化宣傳，試圖提升本部門地位。而情報部門不斷傳回大量詳細而張揚的資訊，客觀上給共產黨提供了資訊，在某種程度上對解放軍空軍的行動提供了幫助。

經調查，這起叛亂的主謀只有吳文獻、吳加珍和吳春富三人。吳文獻是領航員，另外兩人是輪機兵。他們由於偷聽敵臺廣播而起意叛逃，利用同鄉關係串聯起來，而艇上其他人員與他們並無這樣的關係。叛亂發生時正值午夜，除駕駛臺上的艇長以外，其他人都在睡覺。叛亂三人先合夥殺死艇長，而後進入艙內殘忍地用衝鋒槍掃射其餘六名戰友，造成這一慘劇。在這一事件中遇難的七名我軍人員，後均被授予革命烈士稱號。他們的名字分別是甘久郎、陳振新、魏獻美、楊保、張正慶、許忠義、施林嶽。

證實吳文獻等人確屬劫艇來投，國民黨軍方面欣喜若狂，迅速將三人安排在特務機構「大陸義胞接待所」，為其理髮更衣，披掛錦緞條幅照相，並緊急聯繫臺北的「國防部」，要求迅速派機前來，接吳文獻等前往臺灣。臺灣的新聞界聞訊，立即與臺灣「中華航空公司」聯繫，包機一架前往馬祖採訪。由於當地地處前線，「華航」派出了該公司的王牌飛行員練振綱駕機前往。馬祖的機場不適宜民航機起飛，因此練振綱駕駛的是一架「藍天鵝」，即PBY水上飛機，臺灣「中央社」等新聞單位的記者蜂擁登機前往。

就在臺灣方面一片忙亂之際，我方的反擊之劍已經出鞘。

放下電話，曾幼誠整理思路：國民黨要把叛逃者接到臺灣，但究竟怎樣去不清楚，如果用飛機接，空軍有沒有辦法將其擊落？曾幼誠迅速將這個緊急情況逐級上報。當時的空軍司令員意識到軍情重大，遂緊急請示周恩來總理。曾幼誠回憶，因為馬祖離臺灣很近，飛機起飛後，很快便會到達，周恩來總理很清楚這個任務極不容易完成，所以指示十分客觀：就根據情況辦，如果能夠攔截最好。

接到指示後，空軍司令員隨即下達作戰命令，福空指揮所便成為截擊作戰的具體執行者，當即開始部署作戰任務。

當時，解放軍空軍的主力殲擊機仍然是殲-5，這是一種輕便靈活的戰機，定型於1956年，由瀋陽飛機廠生產，仿製蘇聯研製的米格-17Ф噴氣式戰鬥機。殲-5易於操縱，人機結合度高，火力兇猛，實戰中屢立功勳，很受飛行員歡迎。

臺灣國民黨空軍當時裝備的F-100「超級佩刀」噴氣式戰鬥機，是美軍曾裝備的第一種超音速噴氣式戰鬥機，1959年該機有一批出售給國民黨空軍使用。

殲-5是高亞音速戰鬥機，到1966年，與國民黨空軍裝備的戰鬥機相比，存在著技術上的代差。但解放軍空軍更加先進的殲-6式戰鬥機，也已經開始裝備福州軍區的部隊。殲-6式戰鬥機，是通過測繪仿製蘇制米格-19型戰鬥機，由瀋陽飛機廠製造的解放軍空軍第一代超音速戰鬥機，先後生產達26年之久，曾長期擔任我空軍的主力戰機。從性能上來說，殲-6的原型機米格-19噴氣式戰鬥機在蘇聯只是一種過渡機種，並不太受重視，但我國由於短時間內沒有其他機型可用，故此只能對其進行最大限度的利用，這樣一來反而使米格-19設計潛力較大的特點得到了體現。優秀的飛機設計師陸孝彭甚至依託它開發出了一代名機—強-5噴氣式強擊機，至今仍有一些國家在使用。

反觀當時國民黨軍使用的F-100戰鬥機，美軍從來沒有把它視為一種真正有效的空優戰鬥機，反而因為它事故頻出而十分頭痛。這是因為它最初的試飛員為迎合官方儘快定型的意圖，沒有真實反映飛機的問題。這種飛機裝備部隊後，很快被反映存在穩定性和控制方面的問題，當機翼掛有副油箱時問題尤為嚴重。結果，最早的一批被全部停飛，重新設計尾翼後才投入使用。也正因為這種飛機毛病太多，它在美國空軍中服役時間很短。

因此，福建前線解放軍的殲-6和殲-5混合機群，面對臺灣的F-100戰鬥機群，無論在技術上還是數量上都已經略占上風。也正因如此，曾幼誠等空軍將領對於打這樣一場截擊戰是毫無懼色的。

實際上，福空指揮所調動用來截殺國民黨方面運送飛機的戰機，便是空二十四師的一對殲-6雙機（沈學禮、楊才興）和一對殲-5雙機（李純光、胡英法）。

福空指揮所首先判斷，由於乘坐艦艇過海的時間長，不符合國民黨方面儘快召開記者招待會、進行大肆宣傳的初衷，其用飛機接運三名叛徒基本是可以確定的。

曾幼誠將軍回憶，當時搜集到的情報是，在馬祖有一個簡易機場，先有兩架運輸機在那裏降落，後又去了一架水上飛機，落在海灣裏。另外據偵察得知，臺灣「中央社」的記者來搶新聞，情報部門更是來了不少人，總共約有三十餘名。同時臺灣那邊在新竹做了開萬人大會的準備，要熱烈歡迎「反共義士」的到來。

據此，我方堅定了叛逃者會從空中去臺灣的判斷，堅定了借機進行截擊的作戰計畫。

筆者閱讀臺灣方面相關資料，發現這份情報中還有一些需要補充修正的地方。

首先，兩架抵達馬祖簡易機場的飛機型號，其目的和到達時間是不一樣的。F131艇叛逃事件上報後，國民黨方面「國防部」立即調用一架C-47運輸機飛來馬祖，準備用它接運三名叛逃者回臺灣參加新聞發佈活動。1月9日晨8時30分，這架飛機到達馬祖接人。但該機在落地時，起落架折斷，翼尖擦地損傷。因為發生了這一故障，臺灣才派來了第二架飛機，試圖對其進行修理。載運了修理人員和器材的PBY水陸兩用飛機，在上午晚些時候到達馬祖，便是曾幼誠將軍提到的兩架運輸機中的第二架。到達後，工作人員迅速核定，C-47運輸機破損嚴重，需要修理，無法完成任務了。

此時，有人提議用這架PBY飛機將吳文獻等人送往臺灣，不過意見被否決。理由是該機只能乘坐八人，裝運叛逃者，國民黨軍方和情報部門的陪同人員不能同行，而各部門都不肯等待，生怕自己部門的大功被分割。

無奈之下，臺灣方面隨即派出一架大型水上飛機前往馬祖，裝運所有相關人員。中午12點11分，HU-16信天翁專機降落在馬祖。

此時，大陸方面的工作，便是判斷叛逃者具體會坐哪架飛機、何時起飛和怎樣對其發起攻擊了。這一段時間，解放軍方面並不僅僅在等待，他們發現了截擊任務中存在的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當時解放軍空軍還在使用蘇式指揮系統，即通過地面指揮控制戰鬥機進行空戰，這一仗也不例外。但因為需要最大限度地避免打草驚蛇，這次作戰要保持無線電靜默。那地面應如何引導戰鬥機的攻擊呢？第二個問題是，水上飛機起飛的高度低，我方雷達很難發現。怎樣及早發現敵機起飛，以利作戰呢？

截擊的準備工作，是曾幼誠參謀長親自落實的。這次行動，計畫是以殲-6雙機擔任掩護，李純光和胡英法的殲-5雙機實施攻擊。曾參謀長隨即派指揮所最好的領航員，攜帶所獲得的目標資訊及機型種類的情報，包括飛機形狀、速度、飛行狀態等，將有關資料資訊提供給飛行員。同時，他們開始著手解決兩大難題中的第一個：在對方也同時監視我方飛機、不得不保持無線電靜默的情況下，在作戰中進行地空聯絡，下達有關航向等命令的問題。

當時規定的通信方法參考了朝鮮戰場的經驗，是利用無線電報話機上的通信按鈕，通過對它的輕輕敲擊，發出不同的電信號，借用電信號的長短組合來代替話音通信。對手很難注意到這種看似無意識的敲擊，即便注意到，也分析不出來。

領航員和飛行員確立了這種簡單信號的約定後，第一個問題基本解決。第二個問題，即雷達的佈置則複雜一些。

雖然還不知道馬祖那架C-47飛機出了故障，但因國民黨軍最後派來的那架HU-16水上飛機噸位大，可以水陸兩栖，飛行高度低，安全係數較高，更適合作為載運吳文獻等人的專機，解放軍方面遂將其視為監視重點。

曾幼誠考慮到，水上飛機飛得低，按照常規架設的雷達有盲區，看不見貼水面飛行的敵機，於是決定將離馬祖島最近的平潭島上的雷達作為這次作戰行動的專用雷達，下令那個架在山上的雷達全天只盯著馬祖島，並指示把雷達天線角度從仰角調成俯角，這樣，敵機一起飛，雷達就能發現。當時平潭島和福空指揮所之間並無電話通信線路，空軍特意與地方部門協調，包用本省陸地通往平潭島的兩條線路之一作為指揮專線。這樣，兩大難題就此解決。

準備工作在中午12時之前完成。此時，距吳文獻等劫艇叛逃不過12個小時。

準備就緒後，福空指揮所氣氛凝重，所有人緊盯著雷達傳來的資訊，隨時等待命令。曾幼誠回憶，當時最深刻的印象是三個負責在地圖上標注雷達信號的標圖員，其中一名標圖員頭戴耳機，接聽雷達發來的資料，然後用鉛筆在地圖上標出。為把飛機位置標得更加準確，鉛筆需要削得很尖，因此，另外兩名標圖員便在一旁不斷地削鉛筆，一連削了幾十根。

仰仗著官方通訊社的地位，國民黨「中央社」的記者隨那架運送修理器材的PBY飛機已經到達馬祖，並拍攝到了叛逃的登陸艇。他們發出的電訊刺激了其他新聞部門。臺灣新聞界的巨頭們便緊急聯絡航空公司，包租華航一架PBY水上飛機前往馬祖搶新聞。同樣由於天氣不好，這一航程也頗有危險。華航總經理因此派出王牌機長練振綱擔任這次航班的駕駛員。下午3時左右，飛機降落在馬祖。一停穩，便看到岸上國民黨軍政人員正送三名「反共義士」登上HU-16水上飛機，準備起飛回臺灣。

國民黨的調查報告中提到，臺北的「國防部」曾安排國民黨空軍第四大隊第二十二中隊（駐嘉義基地）起飛兩架F-100A戰鬥機，負責為從馬祖飛回的專機護航。但在15時50分左右，這兩架飛機被解放軍在高空的沈學禮、楊才興殲-6雙機吸引，遠離了HU-16專機，因此沒能在其受到攻擊時趕來保護。殲-6雙機的機長沈學禮後擔任空三十八師副師長，但他從未談到過這次誘敵。

曾幼誠回憶時提到，HU-16專機起飛時，福空方面在空中也採取了別的行動牽制國民黨軍。

一是同時下令另一架飛機（未標記型號）起飛到高空，一方面是吸引敵方雷達的注意力，另一方面也起轉信飛機作用，如同備份指揮所一樣，如果地面指揮所的信號不清楚，我機沒有接收到，它可以在空中補充傳達。二是為防止敵機起飛，還從另一個機場起飛了四架飛機往這邊來，以造成敵方的錯覺。

除出動戰鬥機護航，國民黨方面還實施了多次無線電佯動，並讓那架運送修理器材的PBY水上飛機先行起飛返台，以試探大陸方面的反應。

這架飛機剛一起飛，平潭島上的雷達監控人員便傳來資訊：「看到有飛機起飛了。」

曾幼誠參謀長馬上下達了「一等戰備」命令，飛行員進了座艙，等候起飛信號。但他很快作出判斷：這架飛機飛行線路過高，其招搖有些過分，應該不是我們要打的目標。果然，不久曾幼誠從雷達標圖上眼看著第一架飛機飛走了，越飛越遠。從對馬祖的監視情況來看，對面並沒有人已送走的輕鬆，依舊如臨大敵，證明我方判斷正確。

此後，馬祖島上的國民黨軍除不時發出電信佯動，始終一動不動，持續了兩個小時。曾幼誠記錄了當時一個難忘的細節。

早晨開始準備截擊行動的時候，曾有多位領導到達指揮部督戰，行動進入到實施階段時，他們先後離開，但福州軍區空軍副司令員袁彬沒有走，陪在曾幼誠身邊，卻又一言不發。曾參謀長晚年講，這是袁副司令員對他這樣一個年輕指揮員的愛護之意，一旦此戰出現什麼意外，袁副司令員作為在指揮所的最高軍官，將承擔責任。

14時50分，吳文獻等人開始登機。據統計，其中包括了吳文獻、吳珍加、吳春富三名叛逃者，也包括了一批國民黨方面的軍政人員和機組成員共17人。登機後，HU-16並沒有馬上起飛。

這樣一來，從上午到下午3時，幾次報了「一等戰備」，又幾次解除。幾次反復，使飛行員李純光十分緊張。曾幼誠戰鬥經驗豐富，深知這種狀態下，飛行員自己把飛機摔了的危險比打掉敵機的可能性還要大。曾幼誠與李純光頗為熟悉，經常帶著作戰部門的參謀到他的大隊研究工作，並和飛行員們打籃球。所以，看到情況不對，他立即與李純光通話，讓他放鬆心情。電話接通以後，曾幼誠不和李純光談工作，只和他提打籃球的事兒，說了一分多鐘，李純光的情緒明顯平和下來。

就在這時，雷達資訊又來了：「第二架又起飛了，從螢光屏上連水花都能看得見！」

1月9日15時30分，解放軍的雷達系統已經發現馬祖方向的飛機開始有異動。15時35分，HU-16水上飛機起飛，在它起飛前兩分鐘，福州空軍指揮所已經再次下達「一等戰備」命令。

15時38分，雷達在馬祖東南七千公尺處鎖定HU-16專機，這架飛機飛得很低，推測是試圖超低空飛行，利用地球曲面避開大陸雷達的跟蹤，但我軍還是及時計算出了它的速度和航向：航速200至240公里每小時，航向120度，直指臺北方向。

福空指揮室中，隨著曾參謀長一聲「起飛」，機場打出了信號彈，李純光等的戰鬥機在15時41分沖出跑道，沿預定航線從福州的閩江口到馬尾港，低空飛向海面。

由於制定的預案合理，我機出去時國民黨軍方面看不到也聽不到，沒有發覺低空有我方飛機襲來。

根據曾幼誠將軍的回憶，負責掩護的殲-6雙機升上高空，而負責截擊的李純光和胡英法飛出閩江口時，敵機已經飛出三四十公里，距離臺灣還有約100公里。於是，地面領航員開始向李純光指示航向。

這個指示的過程很特別。指揮所這邊把送話器的通話按鈕一按，發出一個電信號，這是提醒飛行員注意接聽信號。接著，飛行員聽到一個非常輕微的聲音：拐洞（就是70的意思）。李純光按照約定按了一下飛機座艙內的通話按鈕，並把航向轉向70度。指揮所的領航員便明白飛行員已經收到航向指示了。接著，平潭島雷達站的領航員接過了指揮權，從螢光屏上就能看到飛機的航向位置，所以直接向李純光指示航向90，進一步修正了航向。

此時，在指揮所中的曾幼誠在標圖板上看到，飛機朝90度航向飛去。這個時候海面上雲底高只有約400米，浪很大，那架HU-16水上飛機飛行高度只有300米，已經很低了，但李純光和胡英法的技術更加精湛，駕駛噴氣式戰鬥機，竟然以兩百多米的高度高速接敵！

15時51分15秒，李純光的僚機胡英法率先發現目標，他只說了三個字：「看見了。」

李純光回答道：「你上。」按照戰前規定的「誰發現，誰開火」原則，由胡英法先打。胡英法隨即在距離HU-16機尾部700至800米處開炮，但第一次攻擊打偏了。胡英法接近到四五百米時第二次開炮，這次輕傷了對方的尾部。這時，李純光也根據胡英法射擊的方向找到了HU-16，他看到胡英法沖到了敵機前方，於是進入尾追航線，在距離敵機400米處開炮，沒有命中。他進行第二次射擊，擊中了HU-16的左側發動機。

HU-16專機沒有裝備武器，因此在遭到連續攻擊時無法還擊，只能對著話筒用明碼狂叫：「我遭到共軍數架飛機圍攻，情況危急，請趕快救援！」但這時國民黨軍方面的護航飛機被調走，再起飛戰鬥機來護航已來不及。

HU-16機的駕駛員在連續遭到攻擊之下仍努力控制飛機，並有意無意地降低速度，這一方面有利於可能條件下的迫降，另一方面，也是拖我方戰鬥機降低速度，希望造成我機開炮時失速自行墜毀。李純光忽然果斷地向右一拐，壓了個坡度。這樣還能看見敵機，往旁邊一拉，就把間隔拉開了，再一轉回來，還是在敵機後方，再次將其抓住。這個距離上，李純光已經能夠清晰看到HU-16上的國民黨空軍機徽了，而他的速度，也掉到了240公里/小時。殲-5的失速速度是220公里/小時，此時李純光的飛機已經到了失速邊緣。李純光一邊瞄準，一邊在射擊前把速度往上推，緊接著開炮，擊中目標。HU-16一頭栽進了大海。

截擊叛徒的任務終於完成了。此時，距發現F131號艇被劫持、艇長等人被殺僅僅16個小時，空軍的戰友便用這樣一個漂亮的絕殺，為遇害的同志報了仇。

1月10日，《人民日報》發表新華社消息：「九日下午，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部隊在華東地區上空，擊落了竄入我沿海騷擾破壞的美制蔣機一架。敵機殘骸墜入海中。」

（薩蘇／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