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80年代，蔣緯國身世之謎一度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1986年《蔣緯國報到》一書面世，書中寫到蔣緯國「是黨國元老、前考試院院長戴季陶的兒子」。本文作者的母親是戴季陶的親侄女，曾在戴家生活過一段時間，從這一視角，我們可以發現更多有關蔣緯國真實身份背後的歷史細節。

我外公是戴季陶的親大哥，兩兄弟關係非常好。外公在成都教書時，一直把戴季陶帶在身邊，兩人常常挑燈夜讀，同枕而眠。戴季陶14歲時，外公毅然賣掉祖上留下的30畝沙田，把他送到日本留學。戴季陶出國留學後跟隨孫中山鬧革命，18年沒有回過家，家裏老母親都是我外公照料。戴季陶回國生活安穩後，時刻想著報答我外公一家，先將我舅舅戴志昂接到南京讀書，後又將我母親接到他身邊一起生活。

20世紀50年代，在我剛懂事時，母親就悄悄告訴我，蔣緯國是四叔（母親對戴季陶的稱呼）的兒子，戴氏家族內部人都知道，只是不能對外說。當時社會上沒有一點有關蔣緯國身世的議論，所以我不敢相信這是真的，還以為母親在開玩笑呢。

母親是這樣回憶的：

四叔在日本留學期間很刻苦，到日本不久日語水準就達到能演講的程度。留學回國後，四叔做過報社總編輯、孫中山的秘書。1 91 5年，孫中山等革命黨人發動討袁（世凱）戰爭，由於準備倉促，內部產生分歧，最終以失敗告終。蔣介石和戴季陶追隨孫中山流亡到日本東京，兩人在日本同住一室，建立了兄弟般的深厚情誼。後來，蔣介石先四叔回國，四叔繼續留在日本。一次到當地一家醫院看病，認識了一位元年輕美麗的護士。兩人交往了一段時間，護士懷孕了。四叔還沒等小孩生下來就跟隨孫中山返回上海，參加反袁鬥爭。那個護士在1 91 6年秋生下一男孩，托一日本朋友把孩子送到中國找他的生父。

當時，四叔已和鈕有恆女士結婚，並生養了兒子戴安國。鈕夫人是個很要強的女人，對四叔的革命工作十分支援，四叔有點怕她。四叔如果承認日本女人所生的孩子是自己的，肯定會秀得家庭不和，影響夫妻感情。怎麼解決這個問題呢？四叔找到當初共患難的朋友蔣介石，把事情和盤托出。蔣介石看到朋友為難，就說把孩子交給我撫養吧。就這樣，蔣介石收養了小孩，為其取名蔣緯國。四叔十分感激，但親情難以割捨，就和蔣介石商量好，孩子名義上是蔣的兒子，但要認自己為「親爸」，以後經常來往，任意走動。

蔣介石和戴季陶之間的確遵守了這一約定，對外界沒有透露任何消息。

20世紀80年代有很多報導說蔣緯國是戴季陶和蔣介石在日本留學同住一屋時，和一日本女藝人有染而生的。這個說法站不住腳，因為戴季陶和蔣介石在日本留學是從1905年到1909年，蔣緯國是1916年才出生的。

20世紀三四十年代，抗戰爆發前後，戴季陶住所隨著考試院位址變化而幾經遷移，從南京到重慶，再到南京五臺山的一套兩層樓小洋房。這段時期，蔣緯國經常到戴家寓所來。他一來就親熱地稱戴季陶為「親爸」，連聲問「親爸」最近身體怎麼樣，公事忙不忙。戴季陶總是很慈愛、親切地將他帶到二樓大客廳，關心地詢問他的生活和學習情況，以及開心和不開心的事情。蔣緯國在戴家沒有一點拘束，對戴季陶十分親近，總是拿一些問題請教他，讓他給自己建議和對策。

蔣緯國和戴季陶長子戴安國很像，英俊裏透著儒雅、顯出睿智。兩人關係十分親密，一見面就有說不完的話。蔣緯國問候完「親爸」，碰到戴安國在家，就和他親密交談，共同探討對戰事、時局的看法和學習心得。那時我母親在戴季陶身邊給他管家，蔣緯國要走時，戴季陶會親自送下樓。蔣緯國看見我母親，總對她搖搖手，說：「二姐（母親在班輩中排行老二，家裏人都稱二姐），再會。」

不但蔣緯國「常回家看看」，連蔣介石也在給戴季陶的信中常提起蔣緯國的事情。1933年5月，蔣緯國扁桃腺發炎，高燒不退，醫生為他做了扁桃腺摘除手術，術後因流血過多，住了一段時間醫院。事後，蔣介石親自寫信將這件事告訴戴季陶。戴季陶回信說「弟受兄屢次救援，而不能助兄一臂，減兄之勞，傷慚多矣」。通常情況下，兒女生病只不過是各自的家務事，不至於要專門寫信告訴朋友，況且蔣介石當時已是一國統帥，怎麼會為自己小兒子的一點小病親自寫信告訴戴季陶，而戴的回信又很自責、很感謝？這些都足以說明蔣緯國和戴季陶有著特殊關係。

戴季陶歷來很重視子女和侄兒、侄女輩的教育問題。他聘請老師為在自己身邊的晚輩們補習功課，還經常寫信勉勵在外讀書、工作的晚輩。其中，他最愛給戴安國和蔣緯國寫信。戴安國、蔣緯國在國外留學和不在南京時，戴季陶總是放心不下，經常給他們寫信，蔣緯國也是有一點小事就向「親爸」彙報。1938年戴安國、蔣緯國同在德國留學期間，戴季陶心中有什麼事，告訴了兒子安國，也一定要讓緯國知道。有時，戴季陶給安國寫信，讓他看完後轉給緯國看。更多時候他是親自給蔣緯國寫信，囑咐他多讀孝經，教他如何做人、學習，要求他「今日盡心以求學，他日立志以為人，能無愧於為子之道，斯無愧於為人之義矣」。

戴季陶對蔣緯國的拳拳愛心，都化為一個個蠅頭小楷浸染在一篇篇書簡之中。就是在他身體不好的情況下，仍然堅持給蔣緯國寫信，讓他將自己的情況詳細告之，對通信內容要「細心領會為要」。字裏行間寄託著殷殷深情。

母親說她記得最清楚的一件事是，一次戴季陶收到一封信後焦急不安。問他什麼事，他說緯國在上海生病動手術住院了，寄來的信是托人寫的，他自己連信都不能寫了，不知病情有多嚴重。戴季陶說完後，立即展紙動筆寫了一封上千字的信，表達心中的掛念和焦慮。他在信中寫道：「緯國愛侄如見，在滬寄來數函，皆非親筆，亦非尊堂親筆，未知施手術後，究竟如何。以後除非大病，自己不能動筆，不許請旁人代寫，令我看之心焦也。」母親講完這段往事後，說：「如果不是自家兒子，四叔何必操這麼多心呢？四叔經常對我們說，要把緯國當自家兄弟看待，他在你們這一輩人的大排行中，應該行七，是老七。」母親長蔣緯國5歲，一直稱蔣緯國為七弟。

母親還記得，她的奶奶和父親一直住在成都四道街。1941年，戴季陶因病回成都治療，蔣緯國專程到成都四道街看望戴季陶及家中長輩，每天陪戴聊天、散步、喝茶，其樂融融。

1948年，蔣介石親自勸說戴季陶到臺灣，戴季陶出於多方面考慮不願去，蔣介石就派蔣緯國來勸說。蔣緯國來到戴季陶居所，勸「親爸」一定要去臺灣，不然他也留下來不走了。戴季陶害怕耽誤蔣緯國前程，就同意去臺灣。蔣介石安排蔣緯國陪戴季陶先飛往廣州休養，再飛臺灣。不料，1949年2月11日，戴季陶因多服安眠藥在廣州去世。

戴季陶逝世後，遺體由戴安國護送回成都舉行國葬，和夫人鈕有恆合葬在成都外西棗子巷戴家墓地。蔣緯國則去了臺灣。

幾十年來，蔣緯國並非蔣介石之子的說法盛傳不衰，且有多種版本。蔣緯國不敢直接向蔣介石查證，曾詢問過戴季陶，戴巧妙地把這個問題敷衍過去了。直到1989年，蔣介石和蔣經國相繼去世後，他為了徹底解開自己的身世之謎，以73歲高齡公開對外「徵求真相」，獲得了不少寶貴資料。據說，他後來專程赴美向宋美齡查證後，才對自己是戴季陶之子的身世深信不疑。1990年，蔣緯國托他黃埔軍校的同學李贛駒到成都尋訪戴季陶之墓。在我們成都親屬的配合下，經過多方走訪、瞭解，終於尋找到了戴季陶及家人的遺骨，進行火化。1991年，蔣緯國又委派他在大陸的代言人祝康彥先生，來成都與戴季陶在蓉親屬商量戴季陶骨灰的安葬事宜，並將戴季陶的一半骨灰帶回臺灣交給蔣緯國，蔣緯國在家閉門祭奠了3天。

1997年，蔣緯國因病在臺北逝世。母親得知消息，十分悲痛，不斷念叨：「七弟，現在改革開放了，很想你能回大陸看看，結果沒能等到這一天你就去了。要是我們能見上一面，敍說別後幾十年的情況，該多好啊。」

（萬郁文／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