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7月，75歲的鄧小平登黃山。他不許封山，不時有遊客前來合影。隨行人員中有一位頭髮花白的老人笑著問：「小平同志，我從沒跟你正經照過相，要不來一張？」於是，兩人就在迎客松下合了影。白髮老人是時任安徽省委第一書記萬里，那年63歲。近40年後，萬里長子萬伯翱向《環球人物》記者詳細講述了這一幕，並且說：「毛毛（鄧小平女兒鄧榕）對我講，‘那時候，我爸爸到黃山當然是去支持你爸爸的’。」

那時候，是萬里主政安徽兩年後，距離他被調回中央、把安徽農村改革的經驗推廣到全國還有半年。1992年，鄧小平在深圳、珠海視察時說：「中國改革從農村開始，農村改革從安徽開始。萬里同志是立了功的。」是為迴響。

原中房集團董事長、曾任萬里秘書的孟曉蘇認為：「改革從安徽開始，就是從萬里同志開始。在鄧小平的領導下，萬里成了中國改革開放的闖將。」

敢闖

歷史曾有另一種可能。「‘四人幫’被打倒後，我們聽說的是，他要被調到湖北省去當第一書記。臨走前，他拜訪了即將複出的小平。小平讓他再等等，認為去安徽比湖北合適。」萬伯翱沉吟了片刻，「考慮的可能是好鋼用在刀刃上吧。」

萬里第一次引起鄧小平的注意，是在1946年。當時鄧小平是晉冀魯豫中央局書記、晉冀魯豫軍區政治委員，而萬里是冀魯豫6個地委書記中的一個，並兼軍分區政治委員。兩人是上下級關係，交往卻不多。直到全面內戰爆發，鄧小平注意到，有些地方必需品的供應比另一些地方好得多，調查後發現，原來是萬里在協助動員當地百姓。鄧小平自此對萬里有了務實、能幹的印象，兩人亦成了一生的親密戰友。

出於尊敬，萬里在赴任前去看望鄧小平；基於信任，鄧小平向當時中央的領導人建議，派萬里去安徽這個「老大難」的地方。安徽自古便是農業大省，也是「左傾」錯誤氾濫的重災區，即便「四人幫」被粉碎，當時安徽的主要領導人仍製造「安徽特殊」論，抵制揭批「四人幫」，導致工農業生產停滯不前。在鄧小平的助推下，萬里走上了極難也極關鍵的位子——1977年6月，中共中央決定萬里任安徽省委第一書記兼安徽省軍區第一政治委員、安徽省革委會主任。

在任命下發的當天，萬裏帶著中央關於解決安徽省委領導問題的指示，離開北京。

很多年後，萬里曾說自己有過兩把「尚方寶劍」，一把是1975年整頓鐵路時的中央9號文件，一把是解決安徽問題時的「中央發電」和「中央領導關於解決安徽省問題的指示」。回到當時的歷史環境下，「尚方寶劍」固然重要，持劍之人的雷厲風行、披荊斬棘更不可少。

初到安徽，上有「文革」流毒四溢，下有基層情況不明。萬里先是撥亂反正，調走「文革」中「支左」地方的軍隊幹部，解決遺留問題。緊接著，他建立健全各級領導班子，與顧卓新、趙守一、袁振等人組成了新的省委常委會。

更迫切的是，萬里想瞭解安徽人民到底過著怎樣的生活。他從皖南到皖東再到淮北，在地圖上走出了一條蜿蜒幾千里的線路。

孟曉蘇在1983年來到萬里身邊，一待8年。那時萬里已是國務院副總理並主管農業，每年仍會花大量時間下鄉調研，而孟曉蘇經常隨行。在向《環球人物》記者講述時，他依然十分懷念：「萬里同志從來輕車簡從，不願提前打招呼，也不願跟著地方安排好的路線走。有時下面幹部安排了，他非要比原定路線再多走幾步，於是看到了真實情況。他要真正地接觸到人民群眾，聽到真心話。那時他在農村開座談會，一個屋子滿滿當當都是人，農民有的坐在板凳上，有的蹲在地上，還有人站在桌子上。萬里同志用樸實的話來問，農民群眾敞開心扉回答，有啥說啥，百無禁忌。」

這樣的熱烈也不是一開始就有的。最初在安徽，他遇村停車，徒步進莊，所見都是草屋茅棚。萬里走進農家，黑漆漆的，一家人蓋著一床破被，無人下床，因為湊不齊一身完整的衣褲。鍋裏是不知道用什麼做成的黑糊糊的一團。他嘗了一口，難以下嚥。這戶人家面對意外來客，既不好奇，也不害怕，只是一臉麻木。

萬里還在路途中遇到過一名年輕的農民，問他有什麼要求。農民掀起衣服，拍拍肚皮說：「沒有別的要求，只要吃飽肚子就行了！」萬里說，這個要求太低了，問他還有什麼要求，農民又拍了拍肚皮：「裏面少裝點兒山芋（紅薯）幹子！」

「老爺子說起時眼淚直掉。解放這麼多年了，咱們老百姓連溫飽問題都沒解決，他覺得很對不起老百姓。這份內疚使他迫切地想改變農村的面貌。」父親的眼淚深深印在了萬伯翱的記憶裏。

1977年11月，安徽省委制定出《中共安徽省委關於當前農村經濟政策幾個問題的規定》，即拉開中國農村改革序幕的「省委六條」。這份檔尊重農民自主權，突破了禁區。檔下發後，幹部在臺上宣講「省委六條」，人們在台下聽。臺上念完了，台下就喊「再念一遍!」這檔和過去的官樣文章完全不一樣。念到關鍵的地方，比如允許和鼓勵社員經營自留地和家庭副業，台下又喊「念慢點兒！」有記者問來聽宣講的老漢：「這六條，哪一條你最高興？」老漢笑著說：「我都高興！」

敢幹

1978年夏，關於真理標準的大討論席捲全國。幾乎與此同時，萬里也在安徽尋找他的真理標準。當時，安徽發生了百年不遇的特大旱災，秋種岌岌可危，直接危及第二年的夏收。

萬里跨出了關鍵性的一步。省委經過討論作出「借地度荒」的決定——凡是集體無法耕種的土地，借給社員種麥種菜——「借」實際上就是「包」，為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奠定了基礎。

肥西縣山南公社由萬里親自選定，成為包產到戶試點。而在其東北部的鳳陽縣小崗村，18戶農民冒著犯法坐牢的風險立下契約，分田、分農具，包乾到戶。山南公社在第二年產量大增，小崗村的農戶也擺脫了長期出外討飯的命運，迎來了農業大豐收。實踐給出了自己的歷史答案。萬里說：「我們的實際行動就是對真理標準討論的表態，口頭表態是個形式，重要的是實際行動。」

但春風吹過，仍有料峭至。新下發的中央文件規定「兩個不許」（即不許分田單幹，不許包產到戶），1979年3月人民日報又發表「張浩來信」和編者按，批判包產到組，人心動盪起來。

萬里幾次來到山南，與群眾交流。他問山南公社幹部：「搞包產到戶，你怕不怕？」幹部答：「是有點怕！」萬里堅定地答：「不要怕，在你們公社搞包產到戶試點，我是點過頭的！」縣委要強行收回包產田，農民硬是不交。萬里得知後作了指示：山南包產到戶試點是省委決定，如果有什麼錯誤由省委領導，首先是我來承擔。小崗村也被批「開倒車」。萬里當即表示：「地委能批准你們幹3年，我批准你們幹5年。」有鄉幹部問萬里：「別的地方要學習小崗搞包乾到戶可中？」萬里說：「可以，只要對國家有利，對人民有利，哪個學都行！」

萬里不是不清楚自己面對的風險。「他對我母親說：‘我可能再次被打倒，但歷史會給我平反！’」萬伯翱感慨道，「家裏人當然擔心。他如果被打倒，我那時的軍裝就得脫。但他很堅定。明明有辦法能讓人吃上飯、穿上衣，為什麼不幹？」孟曉蘇也心有戚戚：「萬里同志用兩年半的時間，幹出了天大的事。他與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繫始終未斷，迫切地想為他們改變現狀，於是可以把個人榮辱放在一邊，敢做敢幹。這是改革者的擔當。」

1980年1月，萬里在安徽省委召開的農業會議上，就農村建立多種形式生產責任制的問題發表意見，明確指出包產到戶是責任制的一種形式。

敢改

「萬里在安徽時遭遇的反對並不是最激烈的。」孟曉蘇說。

「那是什麼時候？」記者問。

「1980年2月後，他調回了中央，很快又被任命為國務院副總理兼國家農委主任。」孟曉蘇答。

據萬伯翱回憶，在安徽工作的萬里回京開會時，都會拜訪鄧小平。萬里自己也說：「虧了小平同志支持，我從安徽回來多次向他彙報，他表示同意，可以試驗。出了成果之後，他公開表示支持。」

萬里被調回中央主管農業工作，顯然是鄧小平想讓安徽的星星之火形成改革的燎原之勢。選定農村作為改革的突破口，經過了深思熟慮。1984年，鄧小平會見挪威首相時說：「我們制定了到本世紀末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翻兩番的戰略目標，翻兩番在城市來說是不困難的，但對占80%人口的農村來說就是很大一個問題了。這就是我們決定改革首先從農村開始的根據。果然，3年就見效。農村改革見效鼓舞了我們，說明我們的路子走對了，使我們對進行全面改革增加了信心，也給我們進行全面改革創造了條件，提出了新的要求。」

萬里與鄧小平的合作可謂輕車熟路。早在1950年，鄧小平擔任西南局書記時，萬里就被點為西南地區工業部副部長、部長，負責發展當地的工業生產；到了1975年四屆人大上，鄧小平複出，並把鐵路系統當作全面整頓的突破口，又是萬里，被放在了鐵道部部長的關鍵位置，僅用半年時間就讓全國火車裝載和安全正點率大幅上升。

這是兩人又一次合作，但開局不順利。1980年4月，安徽省委在蕪湖市鐵山賓館召開南三區地市委書記碰頭會。「如果戶比組、比隊優越，那社會主義怎麼幹呢？」「那麼馬克思主義就不靈了，社會主義就不靈了？包產到戶是在不得已的情況下，限制在一定條件下，允許搞的。」……會議上的發言匯成了一個腔調：包產到戶姓「資」不姓「社」，不符合中央精神，不能再搞了。這樣的爭論在蕪湖會議的前後，從中央到地方，都有發生。

緊要關頭，1980年5月31日，鄧小平發表了重要談話，對包產到戶予以充分肯定和支持。「農村政策放寬以後，一些適宜搞包產到戶的地方搞了包產到戶，效果很好，變化很快。安徽肥西縣絕大多數生產隊搞了包產到戶，增產幅度很大。‘鳳陽花鼓’中唱的那個鳳陽縣，絕大多數生產隊搞了大包乾，也是一年翻身，改變面貌。有的同志擔心，這樣搞會不會影響集體經濟。我看這種擔心是不必要的。」萬里後來感慨道：「總之，中國農村改革，沒有鄧小平的支持是搞不成的，1980年春夏之交的鬥爭，沒有鄧小平的那一番談話，安徽燃起的包產到戶之火，還可能會被撲滅。」

鄧小平這篇《關於農村政策問題》的談話穩住了動盪的局面，為萬里掃除了後顧之憂。

1981年3月11日，萬里來到農業部，對農業部前段時間的工作，特別對某些領導進行了嚴厲的批評。他建議農口領導到農村去看看，「我們有些人掙了工資，吃飽了飯，憑老經驗，憑主觀想像，呆在北京城裏說長論短，不行！要親自到下邊去調查，去看看，否則思想認識很難統一」。這次批評，成為中央負責農村工作的領導幹部的思想轉捩點。

大批的領導幹部走進農村，走入人民群眾之間，切實地調查，獲得了大量的一手資料。1982年1月1日，中央發佈了指導農村工作的1號檔，明確指出包產到戶、包乾到戶都是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生產責任制。「第一個1號檔只是因為年底前來不及發了，就放到了次年年初。結果發出來後才知道，農民和基層幹部有一個認識，說1號就是天字第一號，說明中央特別重視農業工作。最後我們就適應了農民的理解，此後都是年初發檔，一直到1986年，共發了五個1號文件。」孟曉蘇參與了最後三個1號檔的相關工作。在他看來，1號檔是在研究了農民、農村經濟發展的需要後，中央據此及時地調整政策。「第一個1號檔發出時，還實行的是1978年憲法，還在要求保證人民公社集體經濟占絕對優勢。按照萬里同志的說法，我們是用紅頭文件去鼓勵和規範農民生產發展，最終我們改變了法律。」1985年，人民公社制度徹底退出了歷史舞臺。

孟曉蘇曾對萬里說：「是您發明了農村承包制。」萬里搖搖頭：「哪是我發明的？那是農民群眾發明的，我不過支持了農民。」這份支持背後，是勇氣，亦是魄力。當歷史大潮奔湧至此，他勇敢地打開了這道閘，於是改革的大潮再不回返。

2002年春節，萬里最後一次去廣東。此行，他只見了3個人。一位是病重的「老夥計」習仲勳，一位是「老相識」任仲夷，最後一位在深圳蓮花山上。萬伯翱扶著85歲的父親沿階而上，來到了鄧小平的青銅雕像前。萬里讓兒子鬆開攙扶，獨自立在寒風中手持一把鮮花，凝神靜默了一會兒，深深地鞠了一躬。「我從未見他對什麼人這麼敬仰和深情懷念。」

（鄭心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