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40周年。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將黨和國家工作中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這一歷史性的偉大決策決定了黨和國家各項工作的方針和政策。十一屆三中全會成為劃分當代中國歷史的分水嶺。鄧小平同志曾多次回顧並高度評價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對決定當代中國前途命運的重大意義。他說，「從1978年我們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確定我們的根本政治路線，把四個現代化建設，努力發展社會生產力，作為壓倒一切的中心任務。在這個基礎上制定了一系列新的方針政策」。正是在這樣一個大的政治背景下，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從國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出發，在毛澤東、周恩來同志關於爭取和平解決臺灣問題思想的基礎上，確立了爭取祖國和平統一的大政方針，並創造性地提出了「一國兩制」的科學構想，開闢了對台工作的新局面。

一、在解放思想的時代洪流中探索祖國統一的新路

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主題報告《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中，鄧小平同志寫下這樣一段話：「一個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一切從本本出發，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進，它的生機就停止了，就要亡黨亡國。從這個意義上說，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爭論，的確是個思想路線問題，是個政治問題，是個關係到黨和國家前途和命運的問題。」鄧小平同志自始至終支持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自始至終都站在它是一個決定國家前途命運的重大政治問題的高度看待這場深刻的理論交鋒。這場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大大解放了中國共產黨人的思想，從而開始了對黨和國家未來的思考和探索。鄧小平同志說，我們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基本精神是解放思想，獨立思考，從自己的實際出發來制定政策。因為在中國建設社會主義這樣的事，馬克思的本本上找不出來，列寧的本本上也找不出來，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情況，各自的經歷也不同，所以要獨立思考。不但經濟問題如此，政治問題也如此。

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重新確立，使以鄧小平同志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一系列重大問題上有了新的更加清醒的認識。

首先是對中國國情的認識。認識到生產資料私有制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後，國家最根本的任務是發展生產力，在發展以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主義經濟的同時，允許包括非社會主義經濟成分在內的多種經濟並存發展，其中也包括了港澳臺資等非公有經濟。這樣就把—個國家內部實行多種經濟並存發展，提高到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開放的一項戰略指導方針的高度，並使之具有相對長期穩定的性質。

其次是對世界局勢，特別是戰後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再認識。20世紀70年代後期以來，國際政治局勢由衝突轉向緩和，由對抗轉向對話，由禁錮封閉轉向改革開放。這一重大變化，給我們黨提供了更淸晰的世界發展新趨勢。鄧小平同志以極其敏銳的注意力注視著世界經濟政治的發展，特別是發生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以電子技術和生物工程為標誌的新科技革命，促使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生產社會化的進一步發展，以及其他社會政治的變革調整。雖然這一切並未改變當代資本主義的固有矛盾，但戰後資本主義的發展表明其生產方式還有相當的發展潛力，其制度的壽命也遠比人們預期的要長。而社會主義正處於發展中，雖已在相當程度上顯示了自身的優越性和生命力，但畢竟發展時間短，基礎弱。這就決定了社會主義的發展必須是在與資本主義的長期相處中進行。從歷史的發展角度看，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不僅將在國際範圍內可以共存，就是在一國之內也是可以共存的。正是根據這一歷史必然性，鄧小平同志作出了一個重大政治判斷：「和平共處原則不僅在處理國際關係問題上，而且在一個國家處理自己的內政問題上，也是一個好辦法。」

再次是對臺灣歷史和現狀的深刻瞭解。臺灣問題是歷史遺留的問題，是歷史造成的民族隔閡。這種狀況不僅給臺灣同胞，也給整個中華民族帶來很大創傷。同時我們也必須看到，經過30多年的發展，臺灣與大陸形成了不同的社會經濟制度、意識形態和生活方式。處理台灣問題，我們必須從中華民族長遠利益出發。

同時，處理臺灣問題的外部條件也在發生深刻變化。中美建交談判和中日和平友好條約談判一直在鄧小平同志直接領導和主持下進行，並相繼結出豐碩成果。1978年8月《中日和平友好條約》正式簽訂，同年12月中旬中美兩國決定自1979年1月1日起建立外交關係。這就為和平解決臺灣問題爭取到了有利的國際環境。

鄧小平同志在綜合考慮黨和國家工作的根本任務、基本思路、發展戰略中，逐漸形成和平解決臺灣問題、實現祖國和平統一的戰略思想。

當時中國面臨著香港問題和臺灣問題。在國際上也有許多爆發性的爭端問題。面對這些情況。解決問題的方式只有兩種，一種是武力方式，一種是談判方式即和平方式。鄧小平同志後來說，「我多年來一直在想，找個什麼辦法，不用戰爭手段而用和平方式，來解決這種問題」。所謂一直在想，可以理解為他在1977年4月向中央提出「要用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來指導我們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進而公開批評「兩個凡是不符合馬克思主義」，繼而支持真理標準大討論，宣導解放思想，即開始了對影響世界局勢穩定的「爆發性問題」的思索。當時鄧小平同志思想發展的過程可做如下簡要追溯：

1977年8月24日，鄧小平同志會見美國國務卿萬斯就中美建交和共同關心的全球性戰略問題闡述看法時表示，「臺灣問題是中國的內政，別人不能干涉。我們準備按三個條件（即撤軍、廢約、斷交）實現中美建交以後，在沒有美國參與的條件下，力求通過和平方式解決臺灣問題，但不排除用武力解決」。他說，「中國人民、中國政府當然會考慮臺灣的實際情況，採取恰當的政策解決臺灣問題，實現國家的統一。」

同年9月6日，鄧小平同志會見美聯社董事會代表團時表示，「臺灣問題是中國的內政，什麼方式、什麼時候解決臺灣問題，是中國的內政，外國人無權干涉」。鄧小平同志再次強調，「中國政府力求通過和平方式解決臺灣問題。中國自己解決臺灣問題時會考慮到臺灣的特殊條件」。

1978年1月7日，鄧小平同志在會見美國國會議員代表團時說，如何解決臺灣問題是中國人自己的事。1978年7月9日，鄧小平同志在會見美國國會議員代表團時指出，「如美國從臺灣問題上脫身，我們可以自己解決。過去曾有兩次國共合作，難道第三次不可以談？」「中國人之間自己會找到一個實現祖國統一的途徑，其中包括在解決方式上尊重臺灣的現實」。1978年10月8日，鄧小平同志會見日本文藝評論家江藤淳時表示，「如果台灣回歸中國，中國對臺灣的政策將根據臺灣的現實來處理。比如說，美國在臺灣有大量的投資，日本在那裏也有大量的投資，這就是現實，我們正視這個現實」。

1978年11月14日，鄧小平同志在會見緬甸總統吳奈溫時，他又指出：「在解決臺灣問題時，我們會尊重臺灣的現實。比如，臺灣的某些制度可以不動，美日在臺灣的投資可以不動，那邊的生活方式可以不動。但是要統一。」從上述鄧小平思想的發展過程我們可以看出，鄧小平同志解決臺灣問題的思路日益淸晰化具體化。臺灣問題是中國的內政，外國無權干涉。在實現中美關係正常化之後，在沒有美國參與的條件下，力求通過和平方式解決臺灣問題。在用和平方式解決臺灣問題時，會尊重臺灣的現實，考慮臺灣的實際情況，採取恰當的政策解決臺灣問題。臺灣的某些制度和生活方式可以不動，美日在臺灣的投資可以不動，但要實現統一。這些都表明，鄧小平同志已在考慮採取和平方式解決臺灣問題，並在初步醞釀「一國兩制」構想。

二、鄧小平同志在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新時期對台工作指導思想

1978年11月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和緊隨其後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了全黨工作重心向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轉移的方針，標誌著我們國家進入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和改革開放的新時期。對台工作在黨和國家工作中具有全局性、戰略性的重要地位，理應服從於和服務於黨和國家的發展戰略。

在這兩次會議期間，鄧小平同志向全黨系統地闡述了新時期對台工作方針政策的要點，其中包括了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實行的「和平統一、一國兩制」基本方針的最主要內容。

1978年12月15日，鄧小平同志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提綱挈領地提出進人新時期對台工作的設想。他指出，取消「中華民國」，第三次國共合作，實現統一，社會經濟制度、生活方式、外國投資不變。軍隊變成地方武裝。通郵、通商、通航、人員往來。臺灣資本家可以來國內投資。以蔣經國為談判對手。口號是愛國一家，搞愛國主義。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舉行。全會討論了對台工作。對此，鄧小平同志又連續作了八次重要講話，系統地闡述了新時期對台工作的指導思想，其主題是「不打仗就要坐下來談」。

鄧小平同志說，中美建交解決了臺灣問題的一半，還有一半靠我們自己。不打仗就要坐下來談。中美結束30年敵對狀態，還是靠中美領導人坐下來談，國共兩黨的事是中國人的事，還是要國共兩黨領導人坐下來談。和誰談？鄧小平同志明確表示，要和蔣經國談。他說，蔣經國在臺灣同胞的心目中，是成功的領導人，只有他才能說了算數，不跟他談，我們跟誰談？跟蔣經國談什麼？鄧小平同志說，談統一，統一有條件。無非是國民黨提幾條，我們提幾條，談不攏大家分手，下次再談，又再拿幾點新建議，交換意見。

鄧小平同志說，現在我們與臺灣還談不上進行和平談判，還在創造條件階段。創造條件，可以提出互相搞一點貿易。通商以外還可以通郵、通航、兩地人民往來等等。

鄧小平同志說，我們必須造成這樣的局勢，讓臺灣當局迫切地感到面前的路只有兩條，一條是走和談的路，一條是滅亡的路。只有不斷給他們有戰爭的壓力，他們才會體會到這樣的負荷。這負荷超出他們的經濟許可程度，就可以迫使他們多想一想，該怎麼辦呢？很簡單，那就是坐下來談。

通過全會公報是十一屆三中全會的主要成果之一。12月22日，會議各小組重點討論了公報稿。會議貫徹了鄧小平對台工作的指導思想，並集中了全會討論提出的修改意見，對公報進行了系統完善。全會認為，隨著中美關係正常化，我國神聖領土臺灣回到祖國懷抱、實現統一大業的前景，已經進一步擺在我們的面前。歡迎台灣同胞、港澳同胞、海外僑胞，本著「愛國一家」的精神，共同為祖國統一和祖國建設的事業繼續作出積極貢獻。

胡喬木同志根據三中全會關於對台工作精神，主持起草了《告臺灣同胞書》。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總政治部向中央及中央軍委提出在中美建交公報公佈時應以國防部名義發表一個停止炮擊金門等沿海島嶼聲明的請示，經鄧小平同志12月24日上午批示於當天下午由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通過。

1979年1月1日，全國人大常委會發表《告臺灣同胞書》，鄭重宣示了爭取祖國和平統一的大政方針，同日，國防部宣佈停止對金門等島嶼的炮擊，撤銷福州軍區，這些措施展現了緩和兩岸緊張對峙狀態的誠意。當日下午鄧小平同志在全國政協舉行座談討論的全國人大常委會《告臺灣同胞書》的會議上發表重要講話，指出，1979年元旦是個不平凡的日子，有三個特點：第一，是我們全國工作的著重點轉移到四個現代化建設上來了；第二，中美關係實現了正常化；第三，把臺灣回歸祖國、完成祖國統一的大業提到具體的日程上來了。這三個特點，反映了在粉碎「四人幫」之後，我們在國內工作和國際事務中都取得了相當大的成就。隨後，祖國大陸有關部門、民主黨派、人民團體紛紛發表談話、召開會議，呼籲結束兩岸隔絕狀態，實現「三通」、開展人員往來、進行經濟文化交流、舉行和平談判等，掀起了推動祖國和平統一進程的熱潮。兩岸關係發展由此揭開新的歷史篇章。

三、十一屆三中全會對新時期對台工作理論創新的重大意義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及《告臺灣同胞書》發表後，外國記者就其重大意義作出這樣的評論：這是「具有可以同中國共產黨中央在長征路上於1935年發表的《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即『八一宣言』》相比的歷史意義」，《告臺灣同胞書》表明中國共產黨和政府爭取國家和平統一努力的正式開始。

首先，十一屆三中全會成為我們黨新時期對台工作理論創新的發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重新恢復和端正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為我們黨從實際出發，研究和解決包括海峽兩岸關係在內的新情況、新問題提供了思想前提。鄧小平同志說，「不解放思想，不實事求是，不從實際出發，理論與實踐不相結合，不可能有現在的一套方針政策」，「中國現發生的變化主要是從1978年底開始的，我指的是我們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那次全會總結了歷史經驗，決定了一系列撥亂反正的政策」。「以十一屆三中全會為標誌，才真正發生變化」，

「『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構想不是今天形成的，而是幾年以前，主要是在我們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形成的」。鄧小平同志的上述講話深刻闡明了十一屆三中全會對我們黨對台工作理論創新的重大意義。正是沿著鄧小平同志在三中全會期間提出的「三個不動」即臺灣的制度可以不動、生活方式可以不動、臺灣與外國的民間關係可以不動思路，1981年9月30日葉劍英委員提出的「九條方針」（後被稱為「葉九條」），1983年6月26日鄧小平在會見美國新澤西州西東大學教授楊力宇時提出的和平統一祖國的「六條意見」（後被稱為「鄧六條」)，這實際上就是「一個國家，兩種制度」，具有廣泛理論意義的「一國兩制」科學構想就此形成。這些創新的對台工作理論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我們黨對台工作長期的指導思想。

其次，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創了兩岸關係的新局面。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和《告臺灣同胞書》發表，極大地激發了海內外同胞發展兩岸關係、推動祖國和平統—的熱情。一時間，要求和平統一祖國，成為海內外輿論熱議的重要話題。臺灣島內的「尋根熱」、海外僑胞的「搭橋熱」如火如荼。當時三藩市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主席翁紹裘先生在其主編的《源流》上載文說：「今天海外炎黃子孫對祖國的殷情期望只有八個字，那便是『統一祖國，振興中華』。」40年來，儘管兩岸關係起伏跌宕，但兩岸同胞同心攜手合作，共同迎接挑戰，把兩岸關係大大向前推進了。反分裂反「台獨」鬥爭取得重大成果。兩岸人員往來和各領域交流合作達到了歷史上前所未有的規模與水準。香港、澳門順利回歸祖國，「一國兩制」實踐取得舉世公認的巨大成功，標誌著中國人民在完成祖國統一大業道路上邁出重要一步。

第三，十一屆三中全會衝破了臺灣當局大陸政策的藩筒，祖國大陸的發展進步成為決定兩岸關係走向的關鍵因素。正如鄧小平同志在三中全會上所說，「現在是創造條件階段，但促使條件成熟在我們，不在他們，主動在我們」。我們黨以極大的誠意宣導和平統一，從根本上動搖了臺灣當局維持戒嚴統治的基礎，其所頑固堅持的「三不政策」不得不進行調整。在臺灣地區實行38年的戒嚴令不得不解除。海峽兩岸長期隔絕的局而被打破。兩岸關係冰封30多年的閘門一旦打開，兩岸同胞要交流、兩岸關係要發展的洶湧澎湃的歷史潮流擇任何勢力都無法阻擋的。

（楊親華／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