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講過科學技術是生產力，這是非常正確的，現在看來這樣說可能不夠，恐怕是第一生產力。」

學部委員還有誰？

1979年1月，國務院同意了中國科學院關於恢復學部活動的請示報告。1月23日「首都科技界春節茶話會」後，中科院副院長錢三強就著手落實恢復學部的工作。然而，通知該發給誰？此刻急需一份名單。

「學部」這個充滿年代感的名詞，誕生於1955年，是中國向蘇聯學習的一項成果。它負責中科院全院的學術與科研業務管理工作，其委員大會曾是中科院最高決策機構，組織學部委員推選院長。1994年，「學部委員」正式更名，成為今天眾所周知的「院士」。

「文革」期間，中科院學部被當作「資產階級科技路線的產物」被撤銷。錢三強在建國初期就參與了中科院學部的組建，並且是首批233名學部委員之一。然而，這位年輕時赴法國居裏實驗室留學、回國後開創中國原子能事業的科學家，卻在「文革」期間被打成「反動學術權威」關進牛棚，好幾年都在陝西合陽「五七幹校」裏養豬、鋤棉花和施肥。那些年，境遇比錢三強更艱險的科學家比比皆是。此時，他犯難了：還有誰可以承擔恢復學部後的工作呢？

錢三強想到了一份名單。他翻出1978年3月全國科學大會的座點陣圖，平鋪在辦公桌上，所有與會代表的名字一個接著一個映入眼簾。憑藉印象，他拿筆在學部委員的名字上畫圈標記，不時和身邊的秘書葛能全相互確認。

「全國5586名科技代表，記得當時我們在圖上找出222位，後來發現有的不是(學部委員)。」 葛能全對《中國新聞週刊》回憶說。據中科院院史記載，大會到場的學部委員僅剩117位。

「那時健在的、能出來活動的學部委員都去參加科學大會了，所以這個(名單)是最全的。」今年80歲的葛能全，仍記得參加全國科學大會的場景。當時，他置身于人民大會堂的萬人觀眾席中，或許還無法完全理解這場會議對中國歷史的深遠影響——「科學的春天」終於到了。

重振科學院

1976年10月7日晚，在上海開會的方毅接到女兒用英語打的電話，內容簡短而異常：「母親病了，請速回京。」

當時，方毅的身份是對外經濟聯絡部部長，在上海參會的他還不知道北京已翻天覆地。「四人幫」在前一天被抓捕隔離的消息尚未公佈，上海還在他們的控制下，為了讓方毅快速安全地返回北京，只能採取這樣的通知方式。9日晚方毅抵京，比原計劃提早兩天，事後他對值班室秘書感慨道：「中央領導同志想得真周到！」

回京後不久，方毅就離開了工作16年的外經部，轉戰到「文革」的另一重災區中科院。時任中共中央主席的華國鋒稱方毅是「科學家」，因為他知道，方毅的科學知識比較多，能背下化學元素週期表。1977年1月12日，方毅帶著一位助手與一位秘書履新，他的新身份是中科院党的核心領導小組第一副組長、中科院副院長，協助院長郭沫若全面主持工作。此時，方毅面對的，是遭「文革」嚴重破壞的一個爛攤子。

1949年11月1日成立的中科院系統發展到頂峰的時候，是在1958年～1959年期間，曾經達到300多個研究室，每個省都有一個科學院分院。到1965年，中科院擁有105個科研機構，6萬多名職工，其中技術人員21937人。十年動亂中，這些機構或遭肢解，或下放地方，或直接被撤銷，到1973年，科研機構已被消解大半，僅剩53個。廣大科技人員被看作「臭老九」，或關牛棚，或下放勞動，或迫害致死。在北京地區各研究所170位元高級研究人員中，有130位被列為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領導幹部與科學家被迫害致死的多達229位。

中國人造衛星事業的宣導者與奠基人之一、「兩彈一星」元勳、地球物理學家趙九章，因為是國民黨元老戴季陶的外甥，「文革」中遭到批鬥，後來不堪紅衛兵迫害，自殺身亡。在趙九章自殺的1968年，僅中科院自殺的一級研究員就有20人。

「文革」中稍微好一點的遭遇是下放勞動。今年91歲的中科院院士何祚庥對《中國新聞週刊》回憶說，「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的幹校在北京大興縣，(第一任)所長張文裕當年快60了，年紀有些大，他的任務是養雞。我年輕一點，在那兒種西瓜，更年輕的人就去種水稻。」在這種情況下，科研工作基本癱瘓，科研水準已被西方發達國家遠遠甩在身後，據估計差不多落後半個世紀。

1975年科學界曾出現過短暫的「春天」。當時主管科技工作的副總理華國鋒受鄧小平委託讓胡耀邦、李昌等人到中科院整頓，恢復所長職權，幫助科技人員解決房子、票子、妻子(兩地分居)、孩子(入托兒所)、爐子(煤氣罐)的問題，這一措施被戲稱為「五子登科」，這段時期被追憶為「百日維新」。這股「春風」只吹了120天，就被「批鄧反右」的浪潮壓制下去。因此，當方毅來到中科院時，眾人還抱著觀望的心態。

方毅對此早有準備。他到中科院的頭兩個月，就召開了一系列揭批「四人幫」罪行的會議，並對核心組內部一些幹部的錯誤展開思想鬥爭。同時恢復科研工作，先後在院內召開了支農科研、富鐵礦會戰、地震工作、強鐳射會議等業務會議。

1977年5月12日，方毅正在中科院一場會議上講話，被秘書遞來的一張紙條打斷——小平同志請方毅和李昌到玉泉山去一趟，談談科學與教育工作。當時，鄧小平還沒有正式複出。上午10點，兩人到達鄧小平住處。

這次談話的內容概括而言就是「尊重知識，尊重人才」。鄧小平說，我們要實現現代化，關鍵是科學技術要上去。工業上，交通能源要先行，整個國家趕超世界先進水準，科學技術是先行官。鄧小平還指出，科學研究是勞動，科技人員是腦力勞動者。

5月30日，方毅與時任院黨組副書記武衡向中央政治局和國務院彙報科學院工作，華國鋒主持會議。會上提出：為了在二三十年內努力把科學技術搞上去，要統一思想，統一認識，因此要召開一次全國科學大會，把大家的積極性調動起來，要使全國震動。科學大會的規模可以大些，對人民有貢獻的科學家要給予表揚，要獎勵。大會由中央召開，包括工業、農業、商業、國防、外貿等多方面的科學研究部門。要發個通知，把大會要討論的問題都點出來，把20世紀的要求寫出來，要大造輿論，使得大家看了通知就坐不住。

當時，國家科委已與中科院合併，直到這一年9月才重新獨立。因此，這次大會就由中國科學院和國防科委負責籌備。這是公開史料中第一次提到「要召開一次全國科學大會」。

根據鄧小平的指示與這次會議精神，方毅於6月20日至7月7日召開了院工作會議，要在思想上「把揭批『四人幫』的運動搞深搞透」，在業務上「儘快地把科學研究工作搞上去」，用實際行動迎接全國科學大會的召開。

會議討論了《1978－1985年中國科學院發展規劃綱要(草案)》，其中提出的科學院五個重點科研專案在今天看來意義非凡，它們是：分子生物學、材料科學、半導體、電腦技術和科學遙感技術、雷射技術。

對於科學院來說，這次會議最重要且實際影響最大的成果，是決定實施十項措施，來恢復科研秩序。除了恢復科學院的日常工作，最要緊的任務還是籌備全國科學大會。1977年6月6日，華國鋒批准成立由16人組成的全國科學大會籌備工作領導小組，以方毅為首。至次年科學大會召開，每月都有數次會議，其中最為著名的當屬1977年8月4日至8日召開的科教工作座談會，因鄧小平在最後一日發表講話，這場會議又稱「八八座談會」。

從恢復高考到「陳景潤現象」

1977年10月底的一天，19歲的南京小夥兒武夷山和往常一樣，天剛濛濛亮就爬起來，在幹農活前搶出兩小時來讀書。《靈歌風》《法蘭西內戰》都被他翻舊了，一個月前的《參考消息》也揣在兜裏隨時掏出來翻看。高中畢業後下鄉的武夷山，還不知道自己將是最後一批知青，命運在這一天發生改變。

大隊廣播念著《人民日報》21日刊發的消息《高等學校招生進行重大改革》：今年的招生對象是工人、農民、上山下鄉和回鄉知識青年……要堅持德、智、體全面衡量，擇優錄取的原則……「我意識到，機會來了。」武夷山對《中國新聞週刊》回憶說。當時他還不知道，被改變命運的，不只是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更是全國的知識份子。而這些改變，皆發端於兩個月前的「八八座談會」。

在那次座談會上，來自全國各地的33位科技工作者及科學與教育部門的負責人舉行了一次大討論，這是「文革」結束後的第一次科學和教育工作者座談會。上午8點50分，剛剛複出的鄧小平穿著白襯衣、軍綠褲和黑布鞋，在女兒鄧楠的陪同下走進人民大會堂。

那年鄧小平已經73歲。當時距離20世紀結束還剩23年，要在2000年「實現四個現代化，實現趕超任務」，從哪里入手呢？鄧小平希望「從科研、教育入手，不從科研、教育入手，實現趕超是空話。」所以在中央分工時，他自告奮勇要管科教工作。會議開始時，一些人還擔心講錯話，將來被抓辮子，但鄧小平一再強調，「會上發言可長可短，可插話，什麼話都可以說」。

「尊重知識、尊重人才」是鄧小平在會上反復表達的觀點。8月5日，時任北大物理系副主任沈克琦發言，談高校教改工作。鄧楠剛介紹完沈克琦的身份，鄧小平就對他說，「鄧楠是你們的學生啊！」畢業於北京大學物理系的鄧楠後來長期在國家科委等部門工作。在那次會上，鄧小平接著又問，「黃昆先生現在怎麼樣？」當得知黃昆還在位於昌平的北大電子儀器廠邊教學邊在車間勞動時，鄧小平說：「他批判了我，是我害了他。我現在還主張他應該當半導體所所長，同時在北大兼教授，教課。這件事還需要中央通過，國務院批准，但我就是這個意見。」

除了給知識份子平反，這次座談會的另一大成果就是決定恢復高考。對於當時工農兵大學生「自願報名，群眾推薦，領導批准，學校復審」的招生辦法，鄧小平當場拍板要求改變，「今年開始就改，不要等了。」

1977年冬，武夷山和全國570多萬人一起參加了高考，次年初，他收到了南京工學院(即現在的東南大學)電子工程系的錄取通知書。由於很多知青長期勞動，沒有像武夷山這樣一直沒有放棄書本，1977年的這場高考最終只有27.3萬人達到分數線，平均每21個人中才有1人被錄取。

「『八八座談會』使我們在思想上有了一個很大的轉變，就是建設中國不能靠階級鬥爭為綱，必須把精力轉到『四個現代化』上，建設國家要搞科學、搞教育、搞人才。」原中科院政策研究室主任吳明瑜在其回憶錄《科技政策研究三十年》一書中這樣總結道，「所以『撥亂反正』是從科學口開始的，後來進一步提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也意識到建國以後搞了十幾年的以階級鬥爭為綱是錯誤的。」

1978年1月，作家徐遲的報告文學《哥德巴赫猜想》發表在《人民文學》雜誌第一期。隨後，《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破例用三個版的篇幅轉載了這篇文章。隨著報紙與廣播的傳播，文章主人公陳景潤——一個在辱駡和混亂中躲進書本、勇攀數學高峰的清瘦學者，一夜之間成了中國家喻戶曉的科學明星。《人民文學》的編輯周明在接受媒體採訪時曾表示，陳景潤是新中國成立後，第一個被當作主角和英雄描寫的知識份子。

剛收到大學錄取通知書的武夷山從徐遲的文章中讀出了味道：「為革命鑽研技術，分明是又紅又專。」對陳景潤的敍述，與「文革」中宣傳「知識越多越反動」的觀念是截然相反的。

「陳景潤的工作，是迄今為止關於哥德巴赫猜想研究的最好成果，這確實是世界公認的。但這個人在『文革』期間被批為白專典型，『文革』結束後，他是『又紅又專』，這就是政策上的突破，宣傳他有很多政治意義。」時任中科院秘書處處長的明廷華對《中國新聞週刊》說。

對陳景潤事蹟大張旗鼓的報導，是即將召開的全國科學大會的宣傳計畫中的一部分。1977年8月29日，大會籌備工作辦公室發佈了《關於迎接全國科學大會的宣傳要點》。在這一檔的指導下，文化部發出通知，要求有關單位攝製、創作出更好的、以科技工作為內容的電影、戲劇、音樂、舞蹈、美術作品，為科研工作大幹快上，為召開全國科學大會大造輿論。

科學大會前的典型人物宣傳，多集中在數學領域。當時，中科院數學所的陳景潤、楊樂、張廣厚成了風靡全國的「偶像天團」。其間，陳景潤被破格提升為研究員，中科院數學所還有兩位青年數學家楊樂、張廣厚由研究實習員破格晉升為副研究員。

中國科學院大學人文學院科學技術史系主任王揚宗解釋說，當時，中國的理論物理水準比較落後，又沒有經費做實驗研究，像化學、天文觀測等需要做實驗的學科發展乏善可陳，而生物領域受蘇聯李森科理論的影響甚至發生了大倒退，「而數學研究需要的條件相對簡單，只要一支筆幾張紙就可以了。」因此，「文革」期間，只有對外在條件要求較低的數學學科沒有中斷，甚至在一些學者的筆下還取得了突破。

「那個時候各個省都要樹典型，有的名氣比較大，有的小一點，樹典型本身就是對知識份子政策的撥亂反正。」王揚宗如是說。在這一波宣傳科學典型的熱潮中，各地都有一些「自學成才被破格錄取」的個案被挖掘出來，如在下放期間苦攻數學、後來成為世界級曲面數學家的肖剛等。

在尋找和塑造科學典型的同時，從中央到地方，還在積極開展科學大會的動員會議。1977年9月21日，中科院在首都體育館召開萬人大會，傳達《關於召開全國科學大會的通知》。許多省市和部委都是第一書記親自抓，召開一萬、幾萬，甚至一二百萬人的動員大會和廣播大會。

1977年8月29日的《人民日報》在頭版專刊刊出了《中學生要學好基礎科學知識》一文，並在第二版請化學、數學、物理方面的專家各撰文一篇。中科院院士唐敖慶發表了《寫給青少年化學愛好者》；楊樂、張廣厚合寫了《怎樣學好數學》，後來成為中科院院士、理論物理研究所所長的郝柏林的文章是《中學生要為革命學好物理課》。

一切跡象都表明，一個巨大的社會轉向正在發生。

王揚宗在回顧那段歷史時說，在籌備科學大會的近10個月時間裏，社會上鄙視知識份子的風氣得到了徹底扭轉。從全國到各個省市，表彰了一大批先進科技工作者和大量的科技成果。僅全國層面，就表彰了862個先進集體、1192名先進科技工作者、7600多項優秀科技成果，各省市、地方表彰的人數和科技成果就更多了。也就是在那個時候，「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這句話成為當時的流行語。

擁抱科學的春天

「這是革命的春天，這是人民的春天，這是科學的春天！讓我們張開雙臂，熱烈地擁抱這個春天吧！」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播音員虹雲字正腔圓、飽含激情的朗讀聲，被一浪高過一浪的掌聲淹沒了，幾乎念不下去。這是1978年3月31日人民大會堂裏的一幕。虹雲宣讀的，是1978年全國科學大會的閉幕演講《科學的春天》，由胡平執筆、以郭沫若的名義發表。

當時，86歲高齡的郭沫若依然擔任著中國科學院院長一職，但因身體原因一直躺在北京醫院的病床上。大會召開前一天，郭沫若同夫人、醫生談判了一上午，才爭取到寶貴的半小時參會時間。因此，沉屙纏身的郭沫若只在13天前的大會開幕式上短暫露面，並沒有出席最後一天的閉幕式。

葛能全對郭沫若的最後一次露面記憶深刻。他記得，在3月18日的開幕式上，坐在主席臺正中的華國鋒在報告間隔悄悄起身，走向主席臺一側，附身貼近郭沫若，說了幾句話。會後他才知道，華國鋒是去關心郭沫若，問他能否堅持，要不要先回家休息。

《科學的春天》講稿頗具郭沫若的個人風格。在大會閉幕當晚，就登上剛剛開播3個月的電視節目《新聞聯播》，並通過廣播傳遍全中國。郭沫若在這次大會結束兩個月零12天后就去世了，而他生前的最後一次書面演講，吹響了一個新時代的序曲。

這篇被當年的中學生反復背誦的演講，實際上是一出臨時的「加戲」。全國科學大會籌備期間，工作領導小組研究決定，由檔起草小組三名成員分別負責起草鄧小平、華國鋒與方毅的講稿，三篇都以「科教興國」為基調。然而，華國鋒遲遲沒有回應，在大會召開前才通知，已另請他人起草了一篇講稿，內容突出了「以階級鬥爭為綱」。這讓文件起草小組十分不安，「大家覺得還是將大會的情緒提高起來，把會議開成一個鼓舞人心、激勵士氣的大會，於是決定請郭沫若出來。」《科學的春天》起草者胡平曾這樣回憶。

當時，距離閉幕式已經沒有幾天了，起初定了由徐遲來寫這篇急就章。但當大家看到徐遲交來的稿子，發現寫得「太浪漫」，無法採用。當時已經是3月27日，距離閉幕式還剩4天。討論來討論去，文件起草小組最終決定，讓從中宣部「借調」到會務組的年輕幹部胡平來操刀。

胡平硬著頭皮答應下來。傍晚，他從京西賓館坐公車回家，猛然抬頭，看見車窗外的柳樹已經抽出新芽。「感覺春天到了，」胡平回憶說，1976年粉碎「四人幫」，經過一年沉澱，到1978年才有了變化，這不僅僅是自然界的春天。回到家後，胡平一夜未眠，第二天就交了稿，稍作修改後送給郭沫若審閱。據送稿的同事回來回饋，郭沫若看過很是高興，只做了個別修改，最後用顫抖的手在文章上簽下自己的名字，表示認可。

這次科學大會另一個載入史冊的，是開幕式上鄧小平的講話。當時擔任錢三強秘書的葛能全回憶說，當鄧小平說到「科學技術是生產力」「知識份子是工人階級自己的一部分」「我願意當你們的後勤部長」時，全場掌聲持續不斷。

三年前，鄧小平第二次複出時，黨中央派胡耀邦到中科院主持工作，當時編寫的《彙報提綱》中引用毛澤東的語錄「科學技術是生產力」，沒料到毛澤東批示不記得自己說過這句話，「四人幫」借機掀起「批鄧反右」的浪潮。此刻，鄧小平重提「科學技術是生產力」，其意義可想而知。

十年後的1988年，鄧小平在會見捷克斯洛伐克總統胡薩克時進一步指出：「馬克思講過科學技術是生產力，這是非常正確的，現在看來這樣說可能不夠，恐怕是第一生產力。」在這之後，「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論斷在多個場合被強調，成為鄧小平關於「改革開放」的名言之一。

「知識份子對這次大會、對鄧小平有著特殊情感，」何祚庥表示。在會上，70多歲的南京天文臺台長張鈺哲，聽了小平的講話，哭得老淚縱橫。中國農科院院長金善寶激動地說，「我今年82歲了，但此時此刻，我心中充滿活力，我要把82歲當成28歲來過。」上海生理所所長馮德培說，「過去很多爭論都解決了，這樣大家都可以放手放心幹事情了。」當時，中科院在世的學部委員平均年齡已高達73歲。

全國科學大會後，在鄧小平講話精神的指導下，中央批准中科院恢復學部活動，並著手進行學部委員的增選。1979年5月，中科院副院長錢三強主持起草了增選學部委員的報告，制定了「學部委員增選辦法」，上交國務院兩個月後獲批，就這樣，中斷了23年的學部委員增選工作終於在1980年11月重新恢復，在自然科學領域共新增283人。不過，由於種種原因，學部委員增選在這之後又停滯了十年之久——直至1991年才再次增選了210位學部委員。

1979年，方毅接任郭沫若，成為中科院第二任院長，他與副院長李昌始終強調自己是外行，要把科學院交還給真正的科學家，「院長應當由科學家來擔任，而且不要搞終身制。」方毅的這個建議經院黨組討論，又報經中央同意，最後在中科院得到了執行。1981年5月，在方毅的力薦下，物理化學家盧嘉錫被推選為中科院第三任院長。

在1977～1981年四年時間裏，曾經是「文革」重災區的中科院發生了巨大變化。王揚宗指出，這主要與方毅與李昌二人的戮力合作分不開。1981年，在方李的發起組織下，中科院制定並頒行了建院以來第一個院章——《中國科學院試行章程》。章程規定了要通過學部委員大會選舉主席團，再由主席團選舉科學院院長。王揚宗說，這是中國在1949年以後最接近國際上科研體制的制度性檔。儘管該章程在1984年以後由於種種原因被逐步廢止，但它確定的科技專家治院的原則，在中科院一直堅持至今。

「方毅和李昌高瞻遠矚，虛懷若谷，為了全院的長久發展，主動放棄了個人權力。他們是中國科學院新體制的創立者。這一新的體制，為改革開放40年來中科院的穩定發展奠定了基礎。在他們身上，充分體現了共產黨人務實求真的工作作風和坦蕩無私的高風亮節。他們對專家治院的堅持，依然值得現在的決策者與科學家們借鑒學習。」王揚宗充滿感情地說。

「『科學的春天』之後，我國的科學馬上進入了改革期，最大的特點就是，努力將科研成果轉化為生產力。」王揚宗說，這與大的歷史背景相關——進入1980年代後，中國開始了全面的改革開放，國家生活的中心就是經濟建設。

1983年，中共中央書記處明確提出，「中國科學院的方針應當是：大力加強應用研究，積極而有選擇地參加發展工作，繼續重視基礎研究。」為適應這一新形勢，1987年年初，中科院提出新的辦院方針：「把主要力量動員和組織到為國民經濟建設服務的主戰場，同時保留一支精幹力量從事基礎研究和高技術跟蹤」。

隨著強調發展經濟，「學好數理化，走遍滿天下」不再流行，而「搞導彈的不如賣雞蛋的，拿手術刀的不如拿剃頭刀的」，就是形容這段時期的科研工作者。據王揚宗的研究，由於當時通貨膨脹，國家對科研的經費投入增長停滯，科研發展遇到較大困難，科學家的收入相對減少，普遍出現了「腦體倒掛」現象。據北京市統計局1988年的調查，30年工齡以上的老知識份子，當時的收入都低於同工齡的體力勞動者。中國如今留在海外的一批頂尖華人科學家，有相當一部分都是那個時候走出去的。

改革開放初期，中國全面落後於發達國家，發展經濟是最要緊的事，科技尤其是基礎研究無法成為最受關注的領域，也是由當時的客觀現實所決定的。隨著中國經濟起飛，科技很快又回到了決策者們的視野中心。

資料顯示，自1978年全國科學大會召開至今，科技撥款占國家財政總支出的比例經歷了先增長、後下降、再回升的過程。科技撥款占比自1978年後逐年增長，到1983年出現第一個峰值，占總支出的5.61%。隨後，這一比例開始曲折下降，在2000年時降至最低為3.62%，之後再度逐步回升，到2011年國家財政的科技撥款為4902.6億元，占總支出的4.49%。

明廷華表示，40年來，中國的科技水準與西方的差距確實是縮小了，具體而言，在應用方面的步子較大，在基礎研究方面的進步相對較小，後者與國外相比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

鄧小平在接見外賓的時候曾說，「文化大革命破壞最嚴重是什麼？我以為是科技教育。」為什麼呢？他解釋說，科學教育的發展週期長，恢復需要很長時間，而且恢復很重要，所以要早動手。明廷華說，「那時候我的孩子還小，受到『科技是第一生產力』的感召，後來都去學理工科了。」

「『文革』期間國家對知識份子的政策很左，但短短兩年之間，就全部恢復了知識份子的名譽與地位，應該說，當時的國家領導人思想很解放，如果他們沒有很強的責任感與使命感是做不到的。」王揚宗說，科技對經濟發展的確有幫助，但這並不是一蹴而就的，人們更應當看到，發展科學技術，對於整個國家與社會發展都有著更深遠的重要作用。

（李明子／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