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運動在中國歷史上非常重要，五四對於魯迅其實也非常重要。這一時期，魯迅在教育部任職，在《新青年》上發表了一大批優秀作品，參與了女師大學潮並遇到愛情，和弟弟周作人等《新青年》同仁並肩作戰又分道揚鑣。可以說，這一時期奠定了魯迅的文學成就和地位，魯迅年齡也正逢三四十歲，可謂是他的「黃金時代」。

在教育部任職

一百多年前的1916年，還叫周樹人的魯迅時年35歲，任教育部僉事。

魯迅到教育部任職，推薦人是當時在教育總長蔡元培手下任職的許壽裳。許壽裳和魯迅乃同鄉同學，是魯迅一生最好的朋友。1902年秋，許壽裳考入東京弘文學院補習日語，與同年4月來此學習的魯迅相識並成為好友。兩人在東京同吃同住，一起聽章太炎先生的課，一起逛舊書店，一起剪辮子，甚至一起學德語。許壽裳吃麵包不喜歡吃皮，常將皮撕掉。魯迅見了覺得浪費，便說自己喜歡吃皮。於是，許壽裳後來總是將而包皮撕給魯迅吃。

1909年4月，許壽裳從日本回國，出任浙江兩級師範學校教務長，並邀請同年6月回國的魯迅來校任教。兩人一起宣導科學，團結師生，與頑固的監督夏震武等人堅決鬥爭。民國成立後，許壽裳應教育總長蔡元培之邀，赴南京籌建教育部，並推薦了魯迅來教育部任職。

初到北京，魯迅幹勁十足，也希望在體制內有所作為，積極參加臨時教育會議，主講夏期美術講習會，並和錢稻孫、許壽裳等同事一起設計國徽……很快，魯迅被任命為教育部僉事，大致相當於現在的科長，但須總統欽定(當年魯迅還晉謁過袁世凱），直接聽命於社會教育司司長。魯迅出差考察戲劇，參與京師圖書館、通俗圖書館的建設，籌建歷史博物館，參加讀音統一會，促成注音字母的通過，舉辦兒童藝術展覽會等，忙得不亦樂乎。有時很是辛苦，比如1913年10月29日，魯迅受命編造第二年社會教育司的年度預算，同日還要擬寫改組京師圖書館的建議，他在辦公室裏忙了一天，不禁「頭腦涔涔然」。

魯迅在教育部的收人還可以，剛開始是220元，1925年8月月薪已達360元。因《日記》殘缺，1922年忽略不計，在離京前魯迅所領官俸累計約有3.3萬元，主要是銀元，占了他當時收人的大頭。若以一塊銀元折合現在的40元人民幣來算，魯迅的平均年薪約計11萬元人民幣。而那時，每斤大米價格才相當於人民幣一元。

但魯迅也並非在體制內如魚得水。1915年，為了幫助袁世凱復辟製造社會輿論，教育總長湯化龍受命改組民間社團通俗教育研究會，並以行政命令讓一些教育部部員人會，魯迅則為小說股主任。不久，為加緊復辟帝制的宣傳造勢活動，教育總長湯化龍又明確指示小說要「寓忠孝節義之意」，並召見魯迅。然而魯迅堅持自己的立場，無視督辦，很快他這個小說股主任的兼職被免去了。

當時雖然共和了，人人「咸與維新」了，可舊思想、舊傳統仍在一波波地襲來。社會如此，反抗也是無力，魯迅能做的也只有逃避，逃到他的古籍裏去。讀佛經，抄古碑，玩古董……沉悶之餘，魯迅便坐在院子裏的槐樹下搖蒲扇。天空看不見幾顆星星，唯有冰冷的槐蠶不時地掉下來。夜正長，路也正長，這樣絕望的黑夜到底什麼時候是個頭啊，心中深埋的「立人」夢想究竟還能否實現？魯迅在「麻痹」，在「裝死」，在沉默。這應該是魯迅一生最寂寞無望的時期，已過而立之年的魯迅仍然業未興，愛無蹤，家殘缺。

魯迅與《新青年》

「沉默啊，沉默，不在沉默中爆發，就在沉默中死亡」。魯迅的爆發始於《新青年》雜誌。

1916年8月，魯迅的同窗好友錢玄同來訪。同在東京聽章太炎課時，錢玄同的話最多，而且愛在席上爬來爬去，故被魯迅稱之為「爬翁」。這位「爬翁」今非昔比，現是北京大學和北京高師的教授，兼《新靑年》雜誌編輯。

看到魯迅桌面上的古碑抄本，錢玄同很不屑地問：「你鈔了這些有什麼用？」

「沒有什麼用。」

「那麼，你鈔它是什麼意思呢？」

「沒有什麼意思。」

「我想，你可以做點文章……」

「假如一間鐵屋子，是絕無窗戶而萬難破毀的，裏面有許多熟睡的人們，不久都要悶死了，然而是從昏睡人死滅，並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現在你大嚷起來，驚起了較為清醒的幾個人_，使這不幸的少數者來受無可挽救的臨終的苦楚，你倒以為對得起他們麼？」魯迅又問。

「然而幾個人既然起來，你不能說決沒有毀壞這鐵屋的希望。」錢玄同堅定地回答。

「是的，我雖然自有我的確信，然而說到希望，卻是不能抹殺的，因為希望是在於將來，決不能以我之必無的證明，來折服了他之所謂可有，於是我終於答應他也做文章了，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記》。從此以後，便一發而不可收，每寫些小說模樣的文章，以敷衍朋友們的囑託，積久就有了十餘篇。」魯迅後來在《呐喊》的自序中如此解釋自己為何答應錢玄同。

重新提筆還是因為魯迅心中的夢想在燃燒，他沒有忘記自己的初心是打破鐵屋喚醒國民從而「立人」。從1918年5月《新青年》發表中國第一篇白話小說《狂人日記》開始，魯迅加人了新文化運動陣營，從周樹人「更名」為魯迅，開始了自己一生的戰鬥生涯。「魯」是母親的姓，「迅」原是他幼時乳名，又含迅捷進取之意，表示得迅還是要迅捷地反抗、要挑戰、要救國民。

《狂人日記》之後，魯迅又在《新青年》的「隨感錄」專欄發表了一些雜文，並於1919年參加了《新青年》的編輯工作。五四之前，魯迅在《新青年》上共發表文章31篇，「其中論文一篇、詩六篇、小說三篇、隨感二十一篇。這些文字都是內容十分飽滿，文筆十分精煉，革命性十分強烈，每一篇都在青年思想上發生影響的。」

五四運動爆發時，魯迅沒有親身參與，但當天他仔細詢問了參加示威遊行的孫伏園，「魯迅先生詳細問我天安門大會場的情形，還詳細問我遊行時大街上的憒形，他對於青年們的一舉一動是無時無刻不關懷著的」。雖然魯迅沒有親身參與運動，但無疑魯迅文章對當時的青年學生很有影響，如孫伏園所言：「在五四運動前後，用唐俟和魯迅兩個筆名所發表的幾十篇文字，在靑年思想界所起的影響是深遠而廣大的。」

其後，魯迅又在《新青年》發表了《孔乙己》《藥》《阿Q正傳》等白話小說，使得白話文創作得以真正立足，並深刻揭露了國民性和社會的諸多問題。最有代表性的當然是《阿Q正傳》，擅長「精神勝利法」的阿Q從此成為「哀其不幸，怒其不爭」國民的典型。到1921年8月1日，魯迅在《新青年》共發表小說、詩歌、雜文、譯文、通訊等50餘篇。《新青年》成為魯迅衝鋒陷陣的第一個思想陣地，魯迅在新文化戰線上不斷戰鬥，逐漸從「奉命」敲敲邊鼓成長為新文化運動的「主將」。

五四後的收穫

教育部、《新青年》之外，魯迅也開始在講臺上「有一分熱，發一分光」，從此直接成為青年學生的「導師」。先是於1920年8月在北大講授中國小說史，之後曾在北京師範大學、北京女子師範大學、世界語專門學校等北京八所學校講課。

魯迅主講課程是中國小說史，很受學生歡迎。如在北大講課時，教室總是人滿為患，沒有座位的學生甚至站在門邊、走道、窗臺上聽。魯迅上課即興發揮很多，和學生亦師亦友，鼓勵學生大膽思考，後來成為著名詩人的馮至回憶聽魯迅課道：「我們在聽他的課，在引人入勝、娓娓動聽的語言中蘊蓄著精闢的簡介，閃爍著智慧的光芒。」

應時任女師大校長的好友許壽裳之邀，魯迅1923年在北京女子師範大學任國文學系小說史科兼任教員，由此參加了女師大學潮，產生了與章士釗、陳源等人的論戰，並結識了許廣平，開始了人生新的面貌。

1924年秋季開學之際，部分女師大學生由於受江浙戰爭影響未能按時返校，新任校長楊蔭榆遂以此為由，勒令國文系3名平時對她有不滿言論的學生退學。但哲學系預科也有兩名學生同樣未能按時返校，卻未受到相同懲罰。因此，國文系學生提出抗議，女師大學潮由此爆發。

魯迅一直堅定地站在學生這邊，曾代女師大學生草擬了《呈教育部文》，曆陳楊蔭榆罪行，堅決提出「迅予撤換」要求。後魯迅又與錢玄同、周作人等七人共同簽署《對於北京女子師範大學風潮的宣言》，為許廣平等被開除的六人打抱不平。女師大學潮後來愈演愈烈，教育總長章士釗明令停辦女師大，以國立女子大學取而代之。停辦女師大的命令頒佈後，引發社會巨大反對。魯迅也於8月13日正式擔任女師大校務維持會委員，準備與女師大共進退。

不料第二天，在教育部兢兢業業工作了14年的魯迅忽然被章士釗罷了職。因為魯迅身為教育部官員，卻和女師大學生串聯一起，反抗教育部當局，「是可忍孰不可忍」。被罷職後，魯迅和章士釗撕破了臉，他一方面向平政院狀告章士釗免職令「程式違法」。因為貴為教育總長兼司法總長的章士釗太急於打擊魯迅，「乃競濫用職權，擅自處分，無故將樹人免職，顯違《文官懲戒條例》第一條及《文官保障法草案》第二條之規定」。經過幾輪答辯，平政院的裁決書下達，主文是「教育部之處分取消之」。

在打勝「科長告贏部長」這種千古罕見的官司的同時，魯迅還在另一戰線為被停辦的女師大戰鬥。擔任女師大校務維持會委員的魯迅在家中收留了幾名被趕學生，並不顧自己肺病發作，和其他委員一起開闢新校址，設臨時辦事處，募捐經費……1925年11月28日，北京學生和市民數萬人上街大遊行，明確提出推翻段祺瑞政府，並抄了章士釗等人的家，被稱為「首都革命」。受「首都革命」鼓舞，第二天，魯迅率領女師大學生「復課鬧革命」。師生們雄赳赳、氣昂昂、喜洋洋地打著寫有「女師大萬歲！」「勝利歸來」等字的小旗，將章士釗題寫的「國立女子大學」校牌塗掉，重新掛上女師大校牌，隨即闖進校門。次日，女師大舉行複校招待會，魯迅出席會議並講話。

此外，魯迅還打起了筆仗，除了與章士釗論戰外，還與說「閒話」為楊蔭榆辯護的「現代評論」派主將陳源展開持久的罵架。魯迅的《華蓋集》有一半的內容、《華蓋集續編》有三分之一的內容都「獻」給了陳源。陳源可謂是魯迅最為憎恨的一個人，因為陳源曾造謠說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抄襲了日本人鹽谷溫的《支那文學概論講話》。積極參與女師大學潮，還促成了魯迅和許廣平的愛情。

五四之後的遺憾

但這期間，魯迅也有不少遺憾，最大的一個遺憾應該是他與二弟周作人的失和。周氏兄弟的失和是20世紀文壇最大的憾事之一，也是最大的疑案之一。

兩人都未透露失和的具體原因。「失和對啓迅的精神打擊是巨大的，這是待迅的一大塊心病，不僅導致了他遷居後的一場大病，而且影響；終生。魯迅最終死於肺病，而肺病最可怕的就是累和氣。和周揚等『四條漢子』生氣是外在的，兄弟失和才是更要害、更根本的」。但失和對魯迅也有好的一面，魯迅開始重新選擇生活，經濟上也更加寬裕自主。而沒有了引導、鞭策的周作人自顧自地「聽談鬼」「學畫蛇」「玩骨董」「吃苦茶」，選擇了「在不完全的現世享樂一點美與和諧」的享樂主義人生道路，最終從「老人」滑向了漢奸。

除了與周作人失和外，魯迅與《新青年》同仁也逐漸分道揚鑣。五四之後不久，五四運動「總司令」陳獨秀因為散發反政府的傳單被捕人獄，《新青年》隨之停刊。等陳獨秀很快出獄後，《新青年》編輯部隨陳獨秀遷到了上海，《新青年》雜誌內容也隨陳獨秀一起越來越「色彩過於鮮明」，因此引發了與主張「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的胡適等人的矛盾。胡適等人主張《新青年》雜誌不談政治，「我盼望《新青年》‘稍改變內容，以後仍趨重哲學文學為是’」，而陳獨秀還是自行其是，魯迅則主張「索性任他分裂」，於是《新青年》便不可避免地解體了。

從此，曾經並肩作戰的《新青年》同仁們便有了各自的道路，如後來魯迅所言五四運動的風暴已過，《新青年》的團體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隱，有的前進」。魯迅向己則繼續前行、戰鬥，像他文章《過客》中的「過客」一樣勇往直前，像他文章《這樣的戰士》中的「戰士」一樣不斷地舉起投槍。

（張守濤／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