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70年代末，國際、國內形勢發生深刻變化。中共中央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將黨和國家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中美也自1979年1月1日起相互承認並建立外交關係。為了適應新形勢，打破兩岸的僵局，祖國大陸方面主動捐棄前嫌，順應時代潮流，提出「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方針，積極推動中華民族的統一大業。雖然袓國大陸不斷釋放善意，臺灣地區人民也希望緩和和發展海峽兩岸關系，但臺灣蔣經國當局頑固堅持「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的「三不」政策，拒絕與祖國大陸進行任何形式的直接接觸和談判。然而，1986年5月，「華航事件」揭開了海峽兩岸事務性商談的序幕，打破了台灣當局的「三不」政策，為促進相國統一大業，開啟了良好的開端。

「天外來客」——「華肮」飛機廣州落

1986年5月3曰下午3時10分，一架大型波音747F型（編號B-198號）貨機緩緩降落在廣州白雲機場。機身上郝然標記著我國臺灣「中華航空公司」（簡稱「華航」）幾個大字。原來，這架華航貨機原計劃從曼谷飛返臺灣，在途經香港時，由機長王錫爵轉航降落在廣州白雲機場，同機抵達的還有副駕駛員董光興、機械師邱明志2人及100噸貨物。這是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臺灣民用航空公司的飛機首飛袓國大陸。當飛機在寬闊的跑道上停穩，機門打開、機長王錫爵從旋梯上走了下來。剛剛得到消息的當地有關負責人正好趕到，心情激動的王錫爵一見到他們，便迫不及待地說：「我要和家人團聚，我要求到祖國大陸定居。」這就是震驚世界的「華航事件」。

其實，「華航貨機事件」的起因非常簡單，只不過是因骨肉長期分離而期盼兩岸同胞早日團聚的感情表露。機長王錫爵，1931年出生在四川省遂寧縣，1942年進入設在灌縣的空軍幼年學校，1948年入國民黨空軍軍官學校，1949年隨國民黨軍隊撤退到臺灣。曾任國民黨2機隊聯隊長，中校軍銜，1964年名列國民黨空軍「英雄譜」。1967年，轉業到「中華航空」擔任駕駛員，37年的骨肉分離，強烈的思鄉情緒，驅使他駕機飛抵祖國大陸。王錫爵說：「我很想念大陸的河山和親人，臺灣同胞都盼望海峽兩岸能夠通商、通郵、通航」。

直接談判——不讓第三者插手

「華航事件」引起了海峽兩岸和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祖國大陸對於這一事件相當重視，一方面對王錫爵要求與親人團聚的想法表示理解，另一方面立即由中國民航局致電臺灣中華航空公司，通報此事，並請其儘早派人來北京商談有關飛機、貨物、機組其他人員的處理問題。中國民航局負責人表示，我們主張「三通」，來去自由，對於機組人員，尊重個人意願。

「華航貨機事件」的突發與祖國大陸方面的主動態度，令臺灣當局十分被動。據說蔣經國獲悉報告後，面色鐵青，久久沒有說話，因為他意識到他的「三不」政策可能要破產了。隨後，蔣經國下令成立專案小組，負責此事，並制定「不隱瞞，不渲染」的宣傳要點。處理方式確定為：在不由「官方」機構出面交流談判的前提下，通過其他管道索回人、機。次日，臺灣交通部門負責人出面表態，這個事件要通過第三者處理。5月5日，臺灣當局國防部門負責人表示，將通過香港國泰航空公司（簡稱「國泰」）、英國再保險公司和國際紅十字會三個途徑同大陸交涉華航貨機問題。

針對臺灣方面的決定，中央毫不含糊地表示「不讓第三者插手」。中國民航局遂向臺灣方面表示，華航事件純屬內政問題，國際慣例不適用此次事件；「華航」應儘快派人來京直接商談，不必經過第三者。對此，臺灣當局未做出任何反應。5月11日，中國民航局再次致電「華航」，強調解決該事件「純厲兩個民航公司之間的業務性商談，並不涉及政治問題」，同時提出，如「華航」感覺來京不便，可提出適當地點洽商，從而既否定了通過第三者間接解決此事的主張，又體現了靈活解決華航事件的態度。

「華航貨機事件」在臺灣社會引起強烈反響，民眾心靈上更是受到巨大震撼。一些學者撰文指責臺灣當局的大陸政策為「鴕鳥政策」，一些「民意代表」也向「台立法機構」提出質詢。在各方面壓力下，臺灣當局的態度終於有所轉變，決定由「華航香港分公司」代表總公司，以民間機構身份與中國民航局進行談判。

5月15日，雙方終於商定，於17日在香港就波音747貨機、兩名機組人員及貨物的交接等事宜進行商談。臺灣方面又提出，希望會談時讓「國泰」派一人參加旁聽，作為公證人，另外，請一名香港律師到場。這兩項要求均被祖國大陸以不要第三者參與之理由拒絕，只同意會談前可由「國泰」一名先生引見一下。16日，「華航」方面進一步提出處理貨機事件的原則：秘密接觸，「三不」立場，民間出面，官方不參與,不搞宣傳,不談政治，不講形式。祖國大陸方面對此均表示同意。

5月17日，中國民航局和「華航」雙方代表在香港深水灣鄉村倶樂部舉行第-次會談。「國泰」公司濃艱蔡志仁先生介紹了雙方，雙方握手致意，謙讓著進入會場。會談開始前，圍繞蔡先生該不該留在現場引起了爭議。臺灣方面認為，蔡先生是中國人，可以私人身份參加，對外可保密。我們則堅持不讓第三者介入的立場，表示引到為止，會談不要參加。蔡先生本人也表示充分理解，遂退出會場。談判中，氣氛十分融洽，談判進行得也較順利，很快便就交接的時間達成一致。但在飛機的交接地點上出現分歧，中國民航局主張在廣州交接，因為事件發生地在廣州，雙方在此直接交接既簡便、快捷，也合情合理。而「華航」方面則希望在香港交接。對此，中國民航局代表表示，都是同胞兄弟，只要抱著真誠的、友好的、坦率的態度，事情總能妥善解決。19日，雙方代表進行第三輪會談。中國民航局方面表現出最大的誠意，同意在香港交接。20日，第四輪會談，雙方又就交接的安全保障、交接手續及其他技術和細節達成協定。

5月23日上午，中國民航局組成臨時機組，駕駛波音747貨機抵達香港啟德機場。雙方代表隨即登機進行交接。至此，舉世矚目的「華航事件」圓滿解決。

歷史迴響——「三不」政策堅冰破

儘管臺灣當局一再聲稱這次會議僅又是「權宜之計」，不具有任何政治意義，「三不」政策不會改變，但輿論界普遍認為這是一次歷史性商談，具有不尋常的意義。事實證明，它打破了兩岸自1949年以來37年裏沒有任何公開的官方接觸的狀態，開始了第一次半官方性質的直接接觸，為雙方在特殊情況下以個案形式處理事務開了先例。「華航事件」的成功解決也充分說明，儘管兩岸隔絕37年，但中國人的任何問題中國人自己都有智慧和能力解決，不需要外部任何力量的干涉。

「華航事件」的成功解決探索出了解決兩岸事務性糾紛的「華航模式」，即雙方地位平等，互相尊重，互相諒解，友好協商，就事論事，不借此搞政治宣傳。在此次事件中，袓國大陸一直採取主動、理解、靈活的態度，照顧臺灣方面的情緒，使問題得到及時、圓滿的解決。

「華航事件」的順利解決，贏得了海內外輿論的廣泛讚譽。島內許多學者甚至「民意代表」都認為這次談判「具有高度政治性」，是對兩岸關係發展的「重大突破」，具有實際意義。台灣《自立晚報》指出，「華航」同「中航」接觸是觀念和做法上的一大突破，摒棄了以往的僵化做法，不僅有利於這次意外事件的解決，更為往後處理類似事件提供了參考先例。民意調査表明，有75%的臺灣民眾對當局採取較過去有「彈性」的做法表示肯定，對「華航事件」的解決結果表示滿意。海外一些主要媒體對「華航事件」談判結果迅速做出反應，認為此次事件是臺灣海峽兩岸關係一舉向前發展的劃時代事件。美國駐香港官員普遍認為，祖國大陸方面在處理「華航事件」上幹得漂亮，合情合理，其誠意令人敬佩。日本和韓國也很重視這次會談，認為祖國大陸方面的目標在於建立直接接觸，其他均屬次要，而且目的達到了，使臺灣當局的處境十分被動。

「華航事件」談判過後，5月26日，臺灣交通主管部門下令調査「華航事件」，追究有關失職人員。臺灣「交通部門事務負責人」劉德敏、「華航」公司董事長烏鉞被迫辭職。5月30日，國民黨中央發表了題為《我們對華航貨機事件應有的認識》黨內文件，再次強調「三不」政策不變。儘管臺灣當局極為淡化「華航貨機事件」的影響，但「兩航談判」本身已經衝破了臺灣當局「三不」政策的堅冰，標誌著臺灣當局的大陸政策開始進入一個有限開放的階段。

回顧歷史，正如當年參加談判的中共中央對台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楊斯德所說，「華航事件」談判之所以取得成功，影響廣泛而深遠，決定性的因素是中央決策的正確。中央在處理「華航事件」上實事求是、高屋建翎：、合情合理。雖然談判本身並不複雜，但客觀鬥爭形勢複雜，因此談判的曲折性以及所取得的經驗是豐富的，給人們的啟示是相當深刻的。

（李樹宏／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