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7月18日上午，鄧小平以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身份會見香港《明報》社的創辦人和社長查良鏞。當時，歷時十載的《金庸武俠小說全集》（15種36冊）修訂工作將近完成，金庸宣佈從此「掛印封刀」，不再寫武俠小說。

在金庸看來，鄧小平是如大俠般的英雄人物

鄧小平是金庸忠實的「粉絲」，是個十足的「武俠迷」。20世紀70年代他從江西返回北京後，特意托人從境外買到一套金庸小說。每日捧讀，愛不釋手。金庸的「明報社評」他也是知道的。

20世紀60年代，金庸在香港的《明報》執筆寫社評。鄧小平被打倒、流放到江西農村時，金庸曾在「明報社評」中為鄧小平打抱不平，抨擊「文革」的種種不合理之處，因此成了「四人幫」眼中最大的「反動文人」。他還在社評中不斷地讚揚和支持鄧小平，讚揚周恩來大力宣導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思想。1976年，「四人幫」刮起「反擊右傾翻案風」，鄧小平再次被逐出政壇。金庸在社評中不僅表示堅決支持鄧小平，而且預言他不久就會東山再起，重返權力舞台中心。這一預測一年後便得到應驗。後來，金庸曾對記者說：「可以說，我的想像就是實際上代表中國多數人民的願望，既然是眾望，大概事情就可以做到。」在金庸看來，鄧小平是大俠般的英雄人物。在鄧小平被批得最厲害的時候，金庸就聽說，鄧小平的反應是「聾子不怕天雷打」。意思是說，任由你們批判，我也不理睬。他還聽說，鄧小平在政治局會議上遭到圍攻，鄧小平不動聲色，泰然若定。令對手氣急敗壞，卻又無可奈何。鄧小平有著豐富的鬥爭經驗和鬥爭駕馭能力，將攻擊化解於無形，實在令人敬佩。金庸曾說：「鄧小平有魄力，有遠見，在中國推行改革開放路線，改革了以前不合理的制度7令人佩服。真正的英雄，不僅取決「他打下多少江山，還要看他能不能為百姓帶來幸福。」

20世紀70年代後期，鄧小平再次復出後，大力主張搞經濟建設。這一主張得到了金庸的全力回應，他在《明報》撰文熱烈支持鄧小平主張的改革開放政策。金庸對中國未來充滿必勝信心，多少個夜晚，激動難眠的他相信中國這艘巨輪一定能夠駛向輝煌的明天。因此，在中共領導人中，他最想見的就是鄧小平。他不無感慨地說，幾十年啦，我最想見的就是鄧小平。我一直很欽佩他的風骨。這樣剛強不屈的性格，就是我小說中的英雄人物。

1981年夏天，在闊別內地數十年後，金庸終於如願回到了這片魂牽夢縈的熱土。昔日離開時，他是熱血青年；現在回來了，他已是年入花甲。滄桑看雲，容顏老去，但金庸的赤子情懷依舊。

7月的北京，天氣已經非常炎熱。想到即將見到「心儀已久」的鄧小平，金庸感到十分興奮。會面那天，金庸很早就起來了，他認真地梳洗一番，整理好西裝，打好領帶，帶著妻子林樂怡和一對子女，在時任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廖承志的陪同下，驅車向天安門方向駛去。

能看到自己喜愛的小說的創作者，鄧小平也很興奮。那天，他穿著整潔的短袖襯衫，早早地站在人民大會堂福建廳門口迎接。一見金庸一家到來，鄧小平立即走上前握住他的手，笑容滿面地說：「歡迎查先生回來看看。我們已經是老朋友了。」繼而又熱情地說，「你的小說我讀過，我這是第三次‘重出江湖’啊！你書中的主角大多是歷經磨難才終成大事，這是人生的規律。」金廊也滿面春風，對鄧小平微微躬身行禮，握著鄧小平的手說：「我一直對您很仰慕，今天能夠見到您，感到榮幸。」寒暄之後，金府將家人一一介紹給鄧小平，鄧小平連說「歡迎！歡迎！」並問金庸的孩子們多大了，叫什麼名字，在哪里讀書？在工作人員的安排下，鄧小平和金庸一家先在迎客松的巨幅畫下合影留念，然後一起走進福建廳。

在鄧小平看來，金庸是「兩岸」之間極好的「傳話人」

賓主落座後，鄧小平見金庸穿著西裝，就說：「今年北京天氣很熱，你除了外衣吧。我是粗人，就這樣的衣服見客。咱們不用拘禮。」雖然一個是飽經憂患、三落三起的中共領導人，一個是20多年來每天筆耕不綴、有聲望的政論家，但兩人的交談是極為坦誠的，他們的交談用的不是嚴肅的外交辭令，也沒有什麼奉承恭維，直爽性格的兩個人，針對一些敏感問題進行了深入的交流。

交談中，鄧小平盡力營造平和放鬆的氣氛，他抽著煙對金府說，中國共產黨十一屆六中全會之後，還有三件大事：一是要在國際上繼續反對簕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二是實現台灣回歸祖國，完成祖國統一大業；三是搞好經濟建設，這是最重要的事情。三件大事中，鄧小平著重向金庸講的是臺灣問題。對鄧小平講到的兩岸統一問題，金庸發表了自己的見解。他說：「我覺得，在國家統一這件事上，中國的經濟發展、提高人民的生活水準，是最基本的因素。」鄧小平對此表示贊同，他說：「三件大事中，國家的經濟建設最重要，我們的經濟建設發展得好，其他兩件事就有蕋礎，經濟建設是根本關鍵，目前的經濟需要調整。」

鄧小平為什麼要向金庸講臺灣問題？因為鄧小平覺得他是「兩岸」的一個極好的「傳話人」。金庸有著深厚的傳統文化根底和在華人世界的號召力，而且多年來，大膽直言從不妥協的處事風格，使他在海外有了忠厚正直的美名。1973年春，金廟曾經去過臺灣。當時，儘管病重的蔣介石沒有會見他，但他還是與蔣經國作了深談。蔣經國也是「金庸迷」，可他與金庸談的，卻並非武俠小說，而是時政國事。在蔣經國的安排下，金庸走訪了金門。在金門，望著海峽對岸，他發自肺腑地感慨道：「我這一生如能親眼見一個統一的中國政府出現，實在是畢生最大的願望。」

金庸在臺灣表達了「我有生之年最大的幸福就是看到祖國統一」的願望。他發出的愛國之音當然得到了回應。黨中央向金庸發出誠摯的邀請：歡迎他回到內地訪問。金府接到邀請後非常感動，他提出一個要求：想見鄧小平。報告很快被送到鄧小平那裏。鄧小平看到報告後，在報告上寫下批示：願意見見查先生。

金庸提出要見鄧小平，是有原因的；鄧小平也要借與金庸見面的機會，向海內外釋放資訊，最主要的目的是向外界傳遞中共新的對台工作資訊。這樣，鄧小平與金庸的會面就具有了豐富歷史意義。在不久前閉幕的中國共產黨十一屆六中全會上，通過了《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以下簡稱《決議》），黨的中心工作已經調整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上來。

鄧小平進一步與金府細談，他說，半個月前結束的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就黨內工作而言，主要辦了兩件大事：一是通過了《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二是對人事作了新的安排，這是為了保證我國政策的連續性。見鄧小平談起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的人事變動，金庸說：「鄧副主席本來可以當主席，但你堅持自己不做，這樣不重視個人的名位的事，在中國歷史上，以及世界歷史上，都是十分罕有的。這令人十分敬佩。」鄧小平聽後微微地笑了一下，深深地吸了一口煙，說：「名氣嘛，已經有了，還要什麼更多的名？一切要看得遠些，看近了不好。我身體還不錯，沒有什麼病，但畢竟年紀大了，現在每天只能工作8小時，再長了就會疲倦。」鄧小平還說，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比原定的時間推遲了一段時間才召開，這是因為《決議》沒有寫好。在寫《決議》的過程中，我們反復進行了討論，最大的一次討論會有4000人參加。我們寫這樣一個《決議》要經得起歷史的考驗。他指出：寫《決議》的目的是總結經驗、統一認識、團結一致向前看，對歷史問題作出實事求是、恰如其分的總結，然後一心一意地搞「四個現代化」建設。

鄧小平這時想到的是怎麼搞經濟建設，一定要擺脫教條思想朿縛。鄧小平抽出一根熊貓牌香煙遞給金庸，自己也用火柴點了一根，然後問金庸：「查先生，世界上有多少種社會主義？」金庸說：「我想自從法國傅立葉、聖西門，英國的歐文首先提出社會主義的理論以來，世界上已有許許多多種不同的社會主義。鄧副主席，請你指教。」鄧小平笑了：「你說不上不要緊，哈哈，我也說不上。」「我看世界上的社會主義，總有一百多種吧。來，再抽一根煙。」他又給金庸一根熊貓牌香煙。鄧小平意味深長地說，沒有定規麼，中國要走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

要開創新的歷史，就要對歷史問題有一個清楚的交代，只有這樣，才能放下包袱，輕裝上陣，齊心合力地去幹事業。

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是一篇重要的歷史文獻，標志著中國共產黨在指導思想上勝利完成了撥亂反正的歷史任務。這項工作是在鄧小平的直接領導下進行的。對《決議》的起草，鄧小平曾發表過多次重要的指導性講話。當時，鄧小平通過會見金庸，讓港澳、臺灣和海外同胞對這個《決議》的背景知道得更詳細，有助於更廣泛地大團結，有助於煥發廣大海外同胞對建設中國「四個現代化」的熱情。在這次會談中，鄧小平著重談到實現臺灣回歸祖國、完成祖國統一大業的問題，再加上對《決議》公佈的肯定，已經宣告中國共產黨要在新的形勢下面臨一系列新的歷史課題了，而香港的回歸，也是題中應有之義了。

會談持續了一個小時。結束時，金庸起身告辭，鄧小平站起來，親自送他離開。兩人邊走邊談，到了大廳外，還站著談了一會兒。鄧小平熱情地握著金庸的手說：「查先生以後可以時常回來，到處去看看，最好每年來一次。」

金庸是新時期鄧小平在人民大會堂正式單獨會見的第一位香港同胞。中央電視臺在當晚的新聞節目中播放了鄧小平和金庸兩人會談的消息，港澳及世界各地的新聞媒體也都紛紛報道了這件事。當年9月，《明報月刊》同時發表鄧小平與金甜談話的記錄及《中國之旅：查良鏰先生訪問記），刊物出版三天就全部賣完，趕緊加印後，沒幾天又售罄，於是只好第三次加印。

為祖國統一，「大俠」金庸全力奔走

在北京期間，廖承志專門宴請了金庸。席間，廖承志對金庸說：「查先生的社評寫得不錯，時常有一些獨特的見解，不過有些觀點，我們並不認同。」「是的，大家的看法並不盡相同。」金庸回應道。隨後，金庸到他筆下的實景地新疆天池踏訪，他驚喜地發現幾個維吾爾族的小夥子手裏捧著天山雪蓮——就是他《書劍恩仇錄》中陳家洛采來送給香香公主的那種雪蓮。他興奮莫名，要了兩朵，帶回香港。和鄧小平見面後不久，金庸的書獲得了出版許可，在內地正式出版。

雪蓮，潔白的情愫，赤子的情懷。金庸的心願和精力，全部投人到祖國統一的偉業之中。

在與鄧小平會面的前幾個月，金庸曾對香港的前途做出過「預測」。在《明報》的社評中，他說，中國政府會決定收回香港，正式宣佈這一消息的時間將在「收回日期之前15年左右」，同時將宣佈「香港現狀今後不變」。而最令金庸高興的是，就在鄧小平接見他的第二年，他的「香港預測」就得到了證實。「中國政府於1982年宣佈，定於1997年7月1日收回香港，恰好是相隔15年。」

香港回歸提上議事日程之後，金庸是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中的重要成員。1984年9月26日，中英兩國草簽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其時金庸正在北京。對鄧小平提出的「一國兩制」，他認為是「天才的設想」，隨即在《人民日報》發表文章，談及「一國兩制」，評價為「一言可為天下法，一語而為百世師」。1985年7月1日.金庸到北京出席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4日，他在全體會議上作了長篇發言金庸發言完畢，會場上掌聲雷動。雷潔瓊走上前去，用英語贊許道：「你的發言好極了!」

1986年4月18日至22日，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在北京召開。會上成立了起草基本法的5個專題小組，金庸任香港特別行政區政治體制專題小組負責人，還同時擔任經濟專題小組的成員。1988年，他和査濟民聯名提出的香港政制過渡應實行循序漸進的民主選舉的「主流方案」即「雙查方案「，是對港英當局試圖搞亂香港的回擊。當年，怎樣設計未來香港的模式，各方各派意見不一致，方案也是花樣百出。這一局面促成了關於香港政制問題的「武林大會」金庸主持「武林大會」，但沒有取得積極的成果。「武林大會」決不出「勝負」，金庸於是親向為未來香港政制設計藍圖——草擬新政制協調方案。第一稿出來便遭到強烈反對。金庸連夜修改方案。「新協調方案」後來成為政制小組的「主流方案」。但反對金庸和「主流方案」的聲音卻鋪天蓋地而來。為了平息風波，金庸在《明報》撰寫社評，論述自己的觀點。誰知引發了更大的風波。金庸被指責是「歪曲事實，斷章取義」。這年的12月6日，草委主任擴大會議在廣州舉行，會議通過了金廁起草的「主流方案」，決定把它原封不動提交給草委會通過。為了宣傳「新協調方案」，金庸拋出洋洋灑灑的萬言文章，在《明報》連載12天。

1990年2月27日，鄧小平、楊尚昆、李鵬、萬里接見參加最後一次《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簡稱《基本法》）草委會全體會議的成員。當天《基本法》獲得通過，幾年的政制方案紛爭終於塵埃落定。金庸感慨地說：「我覺得自己問心無愧！」為起草《基本法》，金庸和委員們風雨同舟，歷盡艱辛。在《基本法》起草的過程中，鄧小平三次接見起草委員會全體委員。

1993年，金庸將苦心經營了30多年的《明報》轉給他人，名義上是「退休」了，但他對有關香港回歸事務仍然全心投入。他多次在報刊上發表政論文章，對香港回歸祖國表示熱烈的期望。

1995年，中國政府宣佈金庸為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委會委員。金庸與1996年12月11日通過香港特別行政區推委會選舉產生、經國務院任命的香港特別行政區首任行政長官董建華是好朋友，在關於首任行政長官人選問題上，金庸非常推崇董建華。他說：「我認識他很久，也認識他的父親董浩雲。他人很穩重，有才能，應付困難是他的長處，他不喜歡張揚，不宣傳個人。」可見金庸在政治思想上的成熟。

金庸的家鄉是浙江省嘉興市。他愛家鄉的舉動在當地是頗有名的。他向家鄉中小學捐款、向浙江大學贈金100萬港幣，設立金庸獎學金。1994年至1995年間，他出資分別在家鄉嘉興興建金庸圖書館，在西湖風景區營造具有民族風格的雲松書舍，並將它贈送給杭州市人民政府；他還出資在家鄉建造一家化工廠，在很短的時間內，這家化工廠成為全國性的大化工集團，投資家鄉合資興辦「中華熱電開發有限公司」等。金庸的造福之舉為家鄉的經濟發展作出了重要的貢獻，影響深遠。

在那個時期，人們經常看到金庸在內地奔波的身影，他出任浙江大學文學院院長，他上「華山論劍」，為弘揚中國傳統文化盡心竭力。與鄧小平的會面，對金庸的影響很大，金庸曾感慨地說：「訪問內地回來，我心裏很樂觀，對內地樂觀，對臺灣樂觀，對香港樂觀，也就是對整個中國樂觀！

（吳躍農／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