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社會部

中共中央抵達陝北後，情報肅反部門職責分工的關係開始逐漸理順。在原國家政治保衛局基礎上，先建立方面軍保衛局，繼而改稱西北政府保衛局，由周興擔任局長，受王首道節制。中央軍委機要科則一分為三，分別組成中央秘書處機要科、中央軍委機要科和方面軍保衛局（西北政府保衛局）機要科。中央秘書處機要科負責黨務機要電訊；中央軍委機要科負責紅軍軍事機要電訊；保衛局機要科負責情報系統電訊和秘密電臺的管理。從形式上看，中共已形成了三足鼎立的機要情報系統。

由王首道統掌中共機要、情報、肅反系統的局面在1937年11月康生返回延安後發生變化。

1937年冬，中共中央決定成立「中央特別工作委員會」。1939年2月18日，中央書記處做出《關於成立社會部的決定》。決定指出：目前日寇漢奸及頑固分子用一切方法派遣奸細企圖混入我們的內部進行陰謀破壞工作，為了保障黨的組織的鞏固，中央決定在黨的高級組織內成立社會部。

中共中央社會部，是繼「中共中央特科」之後，中央一級管理和領導情報保衛工作的專門機構，是中共隱蔽戰線工作的指揮機關，負責領導全黨各根據地和敵區的保衛工作和情報工作，內部又稱「中共中央情報部」，對外稱「中共中央敵區工作委員會」。

社會部的任務是：一、有系統地與漢奸敵探作鬥爭，防止他們混入黨的內部，保證黨的政治軍事任務的執行和組織的鞏固。二、有計劃地派遣同志和同情分子，利用一切機會一切可能打入敵人的內部，利用敵人中一切可能利用的人，從加強敵人內部的工作達到保衛自己。三、收集敵探漢奸奸細活動之具體材料和事實教育同志，提高同志的警惕性。四、管理機要部門的工作，保障保密工作的執行。五、經常選擇和教育可以作此種工作之幹部。

以往，中共的情報、保衛系統機構變動大，工作分散，情報與保衛之間，蘇區與白區之間，中央與地方之間，一直沒能形成完整統一的系統。現在，中央與地方各級社會部的創建，調整了中共情報、保衛工作各機構、各方面、各層次之間的關係，完成了系統化、統一化、效能化建設。

1938年社會部機關從藍家坪遷到棗園。此後康生竭盡全力加強中央社會部的內部建設，將其辦成了一個機構齊全、集中大批專業人員、情報網密佈全國的中共第一大部。

在康生的主持下，社會部依照蘇聯格伯烏的結構加強了組織建制，使社會部成了門類齊全的情報反間諜機構。社會部下轄有五個局：一局主管組織、人事；二局主管情報；三局主管反間諜；四局主管情報分析；五局主管特工訓練。社會部還有兩個直屬部門：保衛部和執行部。為了培養派往國統區的特工人員和根據地內的情報、肅反幹部，社會部辦的訓練班是有計劃地長期進行，最後的第八期結束於1941年。社會部還辦有西北公學。

社會部可以稱得上是延安專業人才最集中的單位。社會部在延安廣布情報偵察網，觸角伸及四面八方。在延安重要的黨、政部門和教育系統，都有社會部的特派員和秘密網點，在特派員之下，另有受特派員領導的「網員」，專門從事情報搜集和偵察工作。受社會部直接領導和管理的秘密情報員，一般都具有公開活動的合法身份，他們或是各單位的負責人，或是學校在讀的學生。社會部也將它的工作網路擴伸到中央辦公廳和中央軍委辦公廳（在延安時期，這兩個機構是融為一體的）。與史達林身邊的工作人員皆屬於格伯烏的情況相類似，毛身邊的工作人員同時也是社會部成員，不僅葉子龍參加社會部工作，甚至毛的妻子江青在組織關係上也隸屬社會部。

社會部在延安工作的10多年間，為保衛黨中央領導人的安全，為奪取中國人民抗日戰爭、解七戰爭和國際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作出了重要貢獻。

邊區保安處

黨中央的情報、保衛機關是社會部；軍隊的情報機關是軍委二局，保衛機關是總政鋤奸部；政府系統是陝甘寧邊區保安處，簡稱「邊保」，形成了完整的情報、保衛系統。

邊區保安處是延安地區公開的治安管理機構，管理陝甘寧邊區情報、保衛工作，在形式上隸屬邊區政府領導，但實際上有兩塊牌子，對內是西北局社會部，對外是邊區政府的保安處，真正的上級是中共中央西北局和中央社會部，主要力量放在邊區保衛方面。中共中央在延安的保衛工作，都是由保安處出頭露面。

邊區保安處的前身是1935年成立的方面軍譚衛局，1936年易名為西北政府保衛局，由周興任局長。1937年又改名為邊區保安處，成為拱衛中共中央的主要機構之一，仍由周興負責。中央社會部成立之前，邊區保安處代行社會部的職能，組成社會部和情報部的工作人員基本上也是從邊區保安處調出。但是，由於隸屬關係的交叉性和工作分工的差別，保安處已不單純是社會部的下屬機構，事實上成為僅次於社會部的第二個保衛系統。

中共中央調査研究局、

中央情報部、中央機要局

1941年初，國民黨突然發動皖南事變。在反擊國民黨的同時，中共中央成立一個前所未有的機構——中央調查研究局，毛澤東親任局長。這個局的任務是：全面負責對敵我友的調查研究工作。下設三個機構：調査局，負責調查敵我友各方的軍政情報，著重戰略情報和相關研究；黨務研究室，負責根據地的政策研究，辦公在中央辦公廳駐地；政治研究室，負責中國政界各方面的研究，辦公在中央辦公廳駐地。其許可權包括政策研究內容，顯然不止是一個情報機關。這說明毛澤東驛調情報工作要為黨的整體戰略服務，而且把情報工作提高到理論的高度。如此認識情報、保衛工作的性質、作用，應是中共情報、保衛發展史上的一個重要標誌——成熟階段到來了。

毛澤東親任調查研究局局長，這是毛澤東一生任職唯一同情報相關的職務。這個調查研究局後來又進行改組，黨務研究室、政治研究室劃入中央辦公廳，調查局則演變為「中央情報部」。中共的調查研究局的職能，不同於國民黨的「中統」，不能全部判定為情報機構。

「五大書記」毛劉周朱任，毛澤東曾任調查研究局局長，周恩來曾任中央特別工作委員會主任，任弼時分工負責交通局，劉少奇曾任中央反內奸委員會主任，朱德曾任八路軍保衛委員會主任。延安時期，中共中央對於情報、保衛工作，不像蘇聯和國民黨那樣由最高領袖一人專斷，而是實行集體領導。其後的發展證明，集體領導制度有效地防止重犯歷史上肅反的錯誤，共產黨很快奪取全國政權。

同年9月20日中央和軍委做出《關於在各戰略單位成立情報組織的決定》，隨後決定成立了中央情報部，作為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進行調查情報工作的統一的軍政戰略情報機關。中央情報部是在原中央社會部的基礎上，與軍委總參謀部的一部分合併而成，仍由中央調查研究局領導。以往都是一個機構兼管情報和保衛工作，現在第一次成立專門負責戰略情報工作的機構。這是我黨情報發展史上的重大轉折，標誌著我黨情報工作任務將實現由以保衛性情報工作為主到以軍政戰略性情報為主的轉變。

情報部工作以日偽、國民黨、歐美三方面為主要對象，調研其政治、軍事、黨派、人物、特務、社會情況。

將全國分為幾個地區：陝甘寧地區，晉察冀地區，香港、上海地區，晉綏地區，華中地區，重慶地區，西安地區。各地區建立情報電臺、情報交通站、交通線等聯絡指揮系統。1942年5月日軍對敵後抗日根據地展開大”掃蕩」，軍委任務加重，又把中情部中的軍事部門大多分回軍委總部工作。

1942年4月4日，中共中央書記處發出「中央關於成立機要局的通知」，宣佈將原先三足鼎立的中央秘書處機要科、中央軍委機要科和中央社會部機要科合併為統一的中央機要局。

中共中央南方局

中央為了加強和統一領導國統區和海外的工作，根據黨中央六屆六中全會的決定，1939年1月16日，以周恩來為書記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慶正式成立，由十三名委員組成，周恩來任書記，董必武、博古、王若飛為常委。南方局機關設在重慶，對外是完全保密的。南方局一方面領導八路軍駐重慶、桂林、長沙、廣州（後改設韶關）、貴陽、香港的辦事處，另一方面直接領導南方國民黨統治區、日偽佔領區包括四川、雲南、貴州、湖北、湖南、廣東、廣西、江蘇、江西、福建以及香港、澳門地區的地下黨組織。

周恩來駐紮國民政府的陪都重慶，負責與國民黨中央聯絡，同時領導中共南方局的秘密工作，領導國民黨統治區的政治、軍事情報及對英、美的國際情報的工作。董必武、葉劍英、王若飛、博古、吳玉章、鄧穎超等不時往來重慶。毛澤東親自要求各省調查上層人士情況，南方局部署全面調查國民黨的黨、政、軍、財、文、特情況。南方局的情報關係打入國民黨深處，中央黨部秘書處、機要處、軍統、中統和宋子文、孔祥熙、白崇禧、陳誠、戴笠身邊都有秘密共產黨員。

林伯渠在陝西省會西安，謝覺哉在甘肅省會蘭州，公開職務是八路軍辦事處代表，同時也領導西北的地下工作。

1941年初皖南事變發生後，周恩來和南方局組織國統區已經暴露身份的共產黨員和左派人士撤退，對南方局領導的地下黨組織也重新作了調整，將八路軍辦事處和《新華日報》社等公開機構為第一線，以一般地下黨組織為第二線，而廣大華行等商業掩護機構屬於第三線。第三線機構平時不用，保持極端秘密狀態。一旦形勢進一步惡化，一線和二線組織遭到破壞，要求三線組織仍能保存下來完成各項特殊任務，並為黨籌集資金。

（全智道／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