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7月26日，朝鮮停戰談判達成協定，這場歷時三年之久的戰爭終於告一段落。就戰場範圍而言，朝鮮戰爭只是一場「局部戰爭」，但其影響遠非「局部戰爭」所能概括。它是20世紀50年代發生的一件帶有轉折意義的重大事件，不僅促使中、蘇、美、日等國關系發生了深刻變化，很大程度上也改變了亞洲乃至世界的戰略格局。

對中國而言，改變尤其巨大。所以，本期專題，我們不想把注意力放在對朝鮮戰爭歷史過程的回顧上，而是關注這場戰爭到底給我們及世界帶來了什麼樣的長期影響，從而重新思考中國與世界的關係。

朝鮮戰爭讓中華人民共和國區別於自晚清以來的各個以革命為號召的政權。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在世界體系中的崛起，不應該僅被看作改革開放以來40年的事件，而應該看作朝鮮戰爭以來將近70年一以貫之的過程。這個過程今天依然在繼續，並可能在更大的程度上塑造未來。

中國：大國地位的確立和作為現代國家的成型

西方的習慣觀念：人為，在戰爭中打敗大國軍隊的國家才具備公認大國的條件。以這個意義來看，抗美援朝戰爭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確立大國地位和中華民族挺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奠基之戰。

二戰前，主導世界格局的主要是擁有最大規模殖民體系的英法等歐洲國家；二戰後，美蘇崛起為新的主導者，以這兩個超級大國為締結盟約的核心形成了東西方兩大陣營。而朝鮮戰爭中，中國把美國打退到了三八線以南，改變了全球只能由美蘇兩國主導的格局。

戰場上的事實等於宣告了世界體系中的「弱小國家」也能把作為盟主的大國打得頭破血流，這對當時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運動組織及其領導人產生了難以估量的影響，使他們相信毛澤東的論斷——「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

就在朝鮮停戰的前一天，古巴的卡斯楚開始了武裝鬥爭。越南人民軍受中國抗美援朝勝利的鼓舞，也對法國殖民軍展開了全面攻勢，沮喪的法國政府在翌年不得不宣佈撤軍，越南軍民隨後又敢於同美國展開持久戰爭。1954年秋，非洲的阿爾及利亞又開始了抗法民族解放戰爭……20世紀50年代至60年代的亞非拉民族解放運動風起雲湧，徹底動搖了西方列強的殖民體系，改變了世界的面貌。在「東西方兩大陣營」的結盟關係劃分之外，產生了「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的「南北關係」新格局。

中國在國際舞臺上終於被公認為強國，獲得了近代從未有過的地位，美國也承認自此才把中國看成一個平等的對手。曾任新加坡總理的李光耀總結說，中國人走向民族復興，是從跨過鴨綠江那一刻開始的。

同時，在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國家陣營中，中國也因為這場戰爭取得了完全不同於東歐國家的地位，與蘇聯真正形成了基本平等的兄弟關係系。按毛澤東的說法，史達林從此真正相信中共是共產主義者，蘇聯對華援助大大增加，後來赫魯雪夫又在此基礎上大幅提升了援華質量，除了得到新式武器外，還獲得了以「156項」重點工程為代表的工業化建設的基礎。正是這個工業體系的存在，使中國成為20世紀70年代之後歐美製造業大規模向外轉移的首選目的地，造就了20世紀80年代之後的中國經濟起飛。

另外，朝鮮戰爭之前的中國並非現代意義上的主權國家。傳統國家與現代主權國家的區別可以理解為：現代主權國家在屬地意義上能夠明確其邊界線，並在邊界線範圍內只有唯一主權。在朝鮮李朝和中國明清兩朝時期，作為傳統國家的雙方在交界地區存在「疊加」情況，而朝鮮戰爭的最直接後果是中朝邊界的確立。

朝鮮戰爭後，中國能夠在中朝清晰的邊界範圍內確立唯一領土主權，並確定領土內居民的國籍。

朝鮮戰爭後，中國能夠在中朝清晰的邊界範圍內確立唯一領土主權，並確定領土內居民的國籍。隨後以朝鮮戰爭為發端，中國的陸上和海上邊界逐步開始明確，中國第一次具有了現代主權國家的基本要素。

美國：強吞苦果，轉移軍備重點

對於美國而言，朝鮮戰爭成了一枚不得不強吞的苦果。基辛格在《大外交》中總結朝鮮戰爭對美國的意味時認為：「美國民眾對朝鮮戰爭的反應最顯著的一面，並不是戰爭拖延不決造成的紛擾不安，而是美國(對戰爭結果)竟然容忍接納。」戰時曾任美國防部長的馬歇爾也歎息說：「神話已經破滅了，美國並不是人們所想像的那樣一個強國。」

通過朝鮮戰爭，美國認識到自己的實力難於打贏地面局部戰爭，戰爭結束後便實行「大規模報復戰略」，把軍備重點轉到發展核武器和空軍方面。美國的年度軍費，由朝鮮戰爭前的150億美元，飆升至戰爭期間和戰後的年400億美元以上，同蘇聯展開了持續的軍備競賽，導致冷戰局面進步加劇。

同時，隨著中美兩國在朝鮮戰場上兵戎相見，中美關係在整個20世紀五六十年代處於全面對抗狀態。但這其中，又出現了一種意味深長的現象：這場戰爭打下來，雙方對對方的認識都發生了變化。毛澤東發現，可以挑戰美國，但要盡量避免捲入同美國的另一場直接軍事衝突。在美國這一方，仍然敵視中國，但這種敵視的前提，是美國已經把中國當作一個「有資格」向美國提出挑戰的國家了，也不願意再同中國發生戰爭。於是雙方達成了一種奇怪的「默契」，通過由己方行動和言詞對對方所發出的「信息」以及對對方相應資訊的解讀，找到某種實現妥協的共識。其結果，則使得雙方在相互間認識和看法中產生一種對於對方「信守諾言」意願和能力的「相互信心」。

這種情況，在1965—1966年期間中美兩國在面對越南戰爭因無限升級而可能失控時，圍繞著避免在兩國之間發生直接軍事衝突這一「實際共識」而進行的「資訊傳遞」中，得到了極為充分的體現。周恩來1965年4月3日請巴基斯坦總統阿尤布•汗訪美時帶幾句話給美國：「中國不會主動挑起對美國的戰爭；中國人說話是算數的。」但是，美國人把阿尤布•汗原定的訪問取消了。中方又通過其他管道給美國帶話。5月31日，英國新任駐中國臨時代辦霍普森，突然受到中國國務院副總理兼外交部長陳毅的接見。陳毅向他總結了中國政府對越南情勢發展態度的四句話，要求英國方面轉達給美國：「中國不會挑起對美國的戰爭；中國說話是算數的；中國已做好了準備；如果美國轟炸中國，那就意味著戰爭，戰爭就沒有界限了。」

這一系列「資訊傳遞」的結果是，中美兩國沒有在越南捲入另—場朝鮮戰爭式的衝突。從歷史發展的眼光來看，這種奇特的「相互信心」的存在，為中美關係在20世紀70年代初出現重大突破留下了極為重要的伏筆。

蘇聯和剛戰敗的日本成為朝鮮戰爭獲益者

從某種意義上看，蘇聯在朝鮮戰爭中成了受益者。戰爭使蘇聯得以坐大，以輸入武器的微小成本使得中美長期對抗，將中國牢牢地捆綁在本來是以美蘇對抗為核心的冷戰戰車上。但是，對於蘇聯而言，也並非全部利好。在這場戰爭中，蘇聯已經清楚地認識到有著「獨立主權性格」的中國不可能像東歐一樣被納入蘇聯的同盟體系，數年後中蘇關係急轉直下。同時，蘇聯雖然通過朝鮮戰爭鞏固了自身陣營，卻也加劇了同美國的冷戰氣氛和軍備競賽，後來一些蘇聯和俄羅斯學者認為，從長遠角度看這對本國也產生了消極影響。

二戰結束時，日本經濟可以用慘澹來形容。然而1950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給了日本人一個「發財」的機會。作為朝鮮的近鄰，日本很快成為美軍的軍事基地和作戰物資供應地，戰爭「特需」直接拉動了整個日本經濟。

據日本官方統計，從朝鮮戰爭爆發到1953年間，狹義的「特需」累計達12.8億美元，廣義的「特需」累計高達23.8億美元。日本外匯儲備餘額從1950年6月底的2.86億美元，增加到1952年5月底的11.8億美元，增長了四倍。

由於朝鮮戰爭，美國的出口量銳減，被捲入「冷戰」體制的西歐各國也因加速擴軍而急需擴大進口，這也為日本商品進入世界市場大開方便之門。原本十分暗淡的經濟形勢豁然開朗起來。日本首相吉田茂曾說：「朝鮮戰爭的發生對日本經濟安定給予良好影響。」日本經濟新聞社則直言，「朝鮮戰爭帶來的特需熱潮把蕭條氣氛一掃而光，它成為之後經濟高速發展的契機。」借此契機，日本經濟終於走出了「戰後經濟」的低谷。此後，日本經濟恢復了元氣，為20世紀50年代中期後的高速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