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鼎社長仙逝憶及其與筆者二三事

澳門中聯辦的第二個前身--澳門新華社創辦及首任社長周鼎先生,二零一九年七月二十五日上午十時在深圳離世,享年九十二歲。根據周鼎先生遺願,其喪事從簡,不舉行遺體送別儀式。周鼎先生病重期間和逝世後,党和國家領導人,廣東省、深圳市有關領導同志和老同志,澳門中聯辦、廣州市委有關單位負責人及周鼎先生生前友好前往醫院看望,或通過各種形式對周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幷向其親屬表示深切慰問。《深圳特區報》刊登長達一千多字的《周鼎同志生平》(見今日本報第二版),稱他為「中國共産黨優秀黨員,久經考驗的共産主義戰士」,並在文末有「周鼎同志永垂不朽!」可算是在副部級官員(澳門中聯辦是在二零零二年中共「十六大」召開前夕,才升格為正部級),極為崇隆的評價。

但《周鼎同志生平》對他在澳門的事蹟,在簡歷部分只有「一九八七年七月任澳門南光公司副總經理。一九八七年九月至一九九零年五月,任新華社澳門分社社長。二零零四年九月離休。」而在事蹟部分也只是「他於一九八七年七月任澳門南光公司的副總經理。同年九月,新華社澳門分社成立,周鼎同志任社長。在任期間,他帶領澳門分社廣泛團結聯繫澳門愛國愛澳力量,爲澳門的回歸過渡作出了貢獻。」這麽幾句話,未能未能突出他在奉中央指示籌建澳門新華社(由原來南光公司的司局級升格為副部級),及參與籌建及指導全國人大澳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籌建及主導澳門基本法諮詢委員會,還有協調中葡聯合聯絡小組中方小組的工作等,卻是一字未提。相對於對周鼎先生在深圳市任職時的工作和貢獻,卻是大段文字,似乎是「重深輕澳」。

這可能是「以深圳為主」的視覺作切入。實際上,在深圳成立經濟特區時,他是在排在吳南生(後是梁湘)之後的第二號人物。當時深圳經濟特區「開山牛」的基建工作,深圳的「五天一層樓」的建設進度,就是他主持的。但在在澳門履任前,已經調動工作,轉為籌備成立深圳市人大並擔任籌備小組組長,顯示他已經是副部級官員,與他籌建澳門新華社的升格正好平級。周鼎先生卸任澳門新華社社長後,返回深圳定居,住在荔枝公園內的「常委樓」別墅區,與梁湘等人為鄰(即使是在海南省長任內被撤職,也是住在此),期間在裝修時,曾暫搬到蓮花山宿舍。

有點奇怪,《周鼎同志生平》說他是二零零四年九月離休,而此時已七十七歲,早已超逾副省部級官員離退休年齡六十歲十七年。而且他此後並未出任其他職務,據說他有意出任廣東省政協副主席,這是平級,而且也有「後例」--澳門中聯辦前副主任柯小剛卸任後,在出任中國駐阿根廷大使後,也曾任廣東省政協副主席。但「江湖傳聞」,在深圳工作中,曾與深圳市的「一把手」吳南生,工作上有過扞格,而此時的廣東省政協主席正是吳南生。可能會有某些關聯。

另一個原因,可能是與趙紫陽有那麼一點「關係」。據說,在中央駐澳機構醞釀升格時,有幾個人選。許家屯因為在香港新華社社長駐深圳「貝嶺居」的興建過程中,與分管基建的周鼎熟悉,推薦了周鼎,而獲時任總書記的趙紫陽接納。但在「北京風波」中,周鼎的政治態度與趙紫陽、許家屯截然相反,相當鮮明堅定,其實已經「撇清了關係」。

筆者是最最早知道周鼎將會調到澳門的。時有湊巧,一九八七年四月底,筆者到香港出席《百姓》雜誌的採訪工作會議,會後在社長陸鏗、總編輯胡菊人宴請時,曾任中共台灣工委委員兼宣傳部長、中共港澳工委新聞戰線負責人及香港《文匯報》總編輯的金堯如,也在席上。當他知道筆者來自澳門,就說中央已經決定周鼎調到澳門,並詳盡介紹了周鼎在深圳當「開荒牛」的事跡。筆者返澳報導後,引發轟動,連南光公司主管宣傳文化的官員也詢問筆者,是否屬實。

周鼎在鄭華調回香港新華社,李耀祺調到海南(後因貪污而判死刑並已執行)之後到澳門,出任澳門南光公司副總理時,其實是中共港澳工委澳門區的兩位常委之一(另一位是柯正平),更是中共港澳工委澳門分工委書記。斯時也,《中葡聯合聲明》剛簽署不久,籌備回歸過渡期,工作千頭萬緒。而且還遇到國際機場的內外爭端。內是珠海市也要興建國際機場,並以「噪音」、「供沙」等籍口進行刁難;外是葡方在各種利益中與中方「拗餐死」,包括跑道究竟是樁柱還是填海,候機大樓建幾層高等。在國際機場究竟建在哪裡的問題上,周鼎與柯正平以個人簽名,以中共澳門分工委的名義,向當時兼任國務院總理的中共總書記趙紫陽打報告,闡明國際機場應當興建在澳門的理由,據說還引用了筆者的觀點:包括澳門是政治特區,珠海是經濟特區;當時未與中國建交的韓國、以色列,和尚未統一的台灣的航機,不能飛進珠海…等。而獲趙紫陽批示,「國際機場還是建在澳門好」,一錘定音。後來,因建國際機場的爭拗,筆者遭到「憎恨趙紫陽」的另一位國家領導人猜疑,是周鼎數次出面,為筆者澄清。

周鼎來澳門不久,得悉他原在新四軍第三師,及「四野」四十三軍的戰友--已經在珠海市委常委兼副市長任上離休的向真先生,是筆者當年在粵西某市工作時的上司,就以他個人名義邀請他來澳,安排他下榻竹室招待所,並出面宴請向真先生和筆者母子。在宴間,筆者才知道,兩人原來是「老戰友」──曾都在新四軍第三師師長黃克誠大將麾下打「小日本」。抗戰勝利後,新四軍第三師執行中央「搶佔東北」的戰略,他倆步行近兩個月,從蘇北走到東北。在「四平保衛戰」及「三下江南」、「四保臨江」中,他倆身旁的戰友一個一個地倒下了,真可說是「鮮血凝成的戰鬥友誼」。後來,在「解放全中國」的軍號聲中,他倆作為第四野戰軍十五兵團〔司令員鄧華上將,政委賴傳珠中將〕四十三軍〔軍長李作鵬中將,政委張池明中將〕的團級幹部〔均在軍部政治部工作,其中周鼎為宣傳科長,向真為民運科長〕,從白山黑水一直打到了南海邊。四十三軍創造了「小木船打敗鐵甲艦」的海戰奇跡,與四十軍〔軍長韓先楚上將,政委袁升平中將〕一道聯合解放了海南島之後,兩人都在粵西就地轉業。其中周鼎任茂名縣長,向真任雷東縣長。

經此一「宴」,筆者才得知向真先生的艱苦戰鬥經歷(過往他根本沒有談過),他也以「昔日領導」的名義下達「指示」,要求筆者在澳門過渡期中,協助周鼎先生,在葡方表面上「友好」、檯底下卻是「踢腳」的情況下,利用筆者所掌握的輿論陣地,對葡方一些不合作行為進行了說理批評,並率先揭露及批評了葡方「東方基金會私調資金到安哥拉及里斯本,並收購解放軍一六八醫院」、「出售葡文電視台」……等一系列抵觸《中葡聯合聲明》、違反中葡聯合聯絡小組工作原則的行為。據說,時任中央軍委秘書長的楊白冰批示,下令解放軍任何單位不得與東方基金會發生任何關係。而周鼎也曾親臨筆者家中,表達感謝。

因此,周鼎先生也為筆者解難化憂,包括為筆者在澳門新聞工作中遭受「武大郎開店」式的打壓「平反」;也包括上述的對某國家領導人的澄清,更也包括在籌組澳門基本法諮詢委員會時,有某「老行尊」以筆者「到聯邦大廈沖涼」等為由(其實筆者是到設在聯邦大廈的澳門基金會,與吳志良先生聊談),反對選舉筆者為委員。經周鼎、柯正平、何厚鏵、黎祖智等草委會委員據理力爭,筆者得以當選。

逝者如斯夫!此「逝」不僅止是偉人詩意中所指的「時間流逝」,也是筆者所借用的周鼎先生「今君不幸離人世」〔按:引自毛澤東《七律‧吊羅榮桓同志》〕。周鼎先生有幸,能親眼看到澳門順利回歸,也親眼看到「一國兩制」政策如長春樹,茁壯成長,開花結果,看到特首何厚鏵、崔世安依法治澳、施法行政、澳門特區繁榮穩定,更看到澳門政權移交後,中葡關係良好,友誼穩固。當然,筆者更不會忘記周鼎先生的諄諄誨導,將繼續奮戰在新聞戰線上,配合國家的統一大業而「鼓與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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