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新特首賀一誠願景

澳門八月二十五日迎來新變局,特首候選人賀一誠以澳門史上最高票當選,四百個選委當中,獲得三百九十二票,以百分之九十八的得票率勝出,將成為澳門第三任特首。賀一誠家族從事工業生意,是澳門首位沒有被稱為「三大家族」(何、馬、崔)背景的特首,與本地利益瓜葛相對較少。澳門過去被視為「官商勾結」嚴重的地方,人口只有六十七萬二千人,但公務員則有接近三萬四千人。賀一誠的政綱瞄準澳門房屋問題以及行政效率低下的問題,希望能解決澳門青年的住屋需要,改善市民生活品質,但預料他需要面對賭牌續期發展、政制發展、人才引進、產業多元化、年輕人置業與公營房屋規劃以及交通堵塞的六大難題,需要痛下決心,才能解決這些沉疴。

澳門特首選舉雖然往往是等額選舉,五屆選舉都只有一個候選人,被指是「小圈子選舉」,沒有廣泛認受性,但仍被視為政治經濟精英表態的總檢閱。賀一誠獲得史上最高的得票率,無疑在側面上反映他得到精英階層較廣泛的支持,也代表北京政府對他的祝福。六十二歲的賀一誠祖籍浙江義烏,步入政壇前,是家族企業賀田工業的掌舵人,改革開放後家族工業重心在中國大陸,在澳門本土相對沒有太多的土地利益,不像澳門人戲諷的「崔何馬柯廖」五大家族利益盤根錯節。賀一誠在二零零四至零九年期間任行政會成員,二零一三至一九年間擔任澳門立法會主席,雖然缺乏行政經驗,但對於政策審議有豐富經驗,針對澳門當前問題,競選口號是「協同奮進、變革創新」,並提出五大政綱:「提升公共治理水平」、「推動經濟多元發展」、「優化民生建設成效」、「加大人才培養力度」和「打造文化合作基地」,排在第一位的就是「提升公共治理水平」,另外就是劍指澳門房屋問題,使中產青年更容易買房。

澳門樓價在過去十年已翻了十倍,在二零一九年,澳門樓價已達到平均一萬澳門幣(折合約一千二百美元)一平方呎,入息中位數則在一萬七千澳門元,亦屬於難以負擔的程度。賀一誠提出研究合理的「夾心階層」置業階梯,以解決房屋問題。過去由於缺地,廉租屋性質的「社會房屋」以及資助出售房屋的「經濟房屋」落成量亦不佳,因此房屋問題一直難以解決。但澳門民主派立法會議員吳國昌認為,新政府比起歷屆都更有能力去解決房屋問題:「一是澳門『填海新城』預料可以提供澳門五分一人居住的房屋,二是在澳葡政府末期批出過大量的土地閒置,根據土地法,過了二十五年,澳門政府可以收回,而新任政府就會有一百一十三幅土地可以宣布無效收回,因此新政府沒有藉口,說沒有土地,而不解決房屋問題。」

吳國昌又說:「澳門應該有四個範疇房屋,一是私樓,當然應該維持私樓市場;二是最基層的『社會房屋』,類似香港的公屋;三是『經濟房屋』,可以購買用作置業,類似香港的居屋,但計分輪候制度需要改善,使輪候的時間減少;四是最重要的,因為年輕一代澳門人學歷水平高,收入已經超越經濟房屋水平,所以我建議『填海新城,澳人澳地』的政策,『填海新城』提供的房屋量在經濟學上具有足夠規模,作為緩衝作用,但必須規定每人只能買一個單位,而且只能給澳門人買賣,和私樓的豪宅市場分開。」他希望「填海新城」的開發能夠協助青年在經濟房屋、豪宅之間有更多置業選擇。

澳門「公民力量」立法會議員林玉鳳亦說:「假設一個澳門青年家庭,夫妻分別是公務員和在賭場工作,那麼收入已達到中產水平,但又沒有條件買『經屋』,需要『夾心階層』房屋,來解決他們的需要。」林表示﹕「『夾心階層』房屋應該限制只能賣給澳門人,禁售期也不應該那麼長,因為『夾屋』應該有升值,滿足中產需求,因此可以考慮由地產商進行開發,進行混合住宅發展。」

長期以來,澳門的民主派都是議會中的極少數,澳門人對於政治改革的訴求不明確,在澳門基本法裏也沒有普選的規定,但出乎意料,賀一誠在參選期間就打破過去慣例,公開提到政治改革:「基本法的來源是中葡聯合聲明規定立法會比例制的關係,行政長官普選是我們的目標,不是澳門不可以,這個是目標,什麼時候做到,我不可以做任何的承諾。」沒有指明澳門能不能普選行政長官,為選舉帶來了鬆動,但吳國昌認為:「政治改革主要有兩方面,一是問責制,二是民主化。民主化,我想這主要還是看中央的意思,不是他能決定的。問責制方面,過去澳門有貪污或者叫做利益輸送的問題,但問責卻非常困難,崔世安年代除了風災期間把天文台台長問責,但仍可獲得退休金八萬元。問責方面我想新特首可以多考慮。」

介定政府部門職權

林玉鳳則認為澳門需要大規模的行政改革:「澳門雖然沒有太多政治爭吵,但行政效率極低,跟不上居民需求,這是日常行政執行的問題。」她亦指澳門行政結構架床疊屋,需要對跨部門問責作改革:「當跨部門協作的情況下,職權介定並不清晰,只有牽頭部門需要負責,其他部門因此就經常不作為,沒有獎罰機制去處理。應該理順各部門的職能,『政治會議』進行改革,司長自己可以開會,決策之後就跨部門去做。」

澳門公務員、人口比例幾近是全球之最,達到一比十八,代表行政效率極其低下,林玉鳳認為「換屆之後,司級部門首長要帶私人助理、自己人作為班子可以理解,但人數應當有個限制,在崔世安任內,章程規定司級部門委任顧問只能夠有五至七人,但經特首特批之後,卻往往達到十多人,變相沒有限制,這個局面需要改變」。這是賀一誠上任後要處理政治顧問過多引發的行政效率低下問題。

(《亞洲周刊》  黃宇翔/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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