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馬蘭花而得名的神秘基地
這幾張雪藏了半個世紀之久的,標誌著父親最重要經歷的照片,我剛剛發現。
從上世紀50年代末開始,在黨中央的英明決策下,整個由數萬人組成的核武器研發、生產、試驗隊伍就為著使我國成為核大國這個戰略目標,在大西北這個主要戰場上並在全國各地、各行業的支援下開始了運作。上世紀剛跨進60年代,父親就被調入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的國防科學工作部擔任領導工作。從那時起,他出差的次數多了起來,每次出差時間也長了起來,當然去的地點是保密的。
從他出差帶回之物可見端倪。他先是帶回了一小盆馬蘭花,這種植物本身無甚出奇,但父親特意帶回它,顯然有著不一般的含義。
後來知道父親去的是馬蘭基地,那是中國上世紀60年代核子試驗基地的研究中心之一,如今已是「兩彈」研發試驗的軍事紀念聖地,作為中國核武器的搖籃所在,馬蘭是個曾經在地圖上無法找到的神秘地方,2011年被國家發改委列入國家紅色旅遊項目第二批經典名錄。馬蘭基地位於世界上面積最大的州——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境內,羅布泊的西端。
至於馬蘭這個名稱的來源說法多樣,最準確說法是,1958年10月,原志願軍三兵團參謀長張蘊鈺到達敦煌,就任核子試驗基地首任領導。他看到蘇聯專家為我國設計的核武器試驗場僅能供2萬噸TNT當量的原子彈使用,立刻感到不滿:美國在比基尼島已經試驗1500萬噸TNT當量的氫彈了,這怎麼夠用!回到北京他立刻打了報告,最後蘇方也表示,敦煌不適合建場,建議將試驗場中心區移至羅布泊地區。
1959年春天,張蘊鈺率領核子試驗基地的創業者穿越茫茫沙海來到羅布泊,他們滿懷詩意給這片待開發的大地命名。當時正值馬蘭花盛開,經張蘊鈺提議,大家一致贊同命名為馬蘭村。
在荒無人煙的戈壁灘上勘察,張蘊鈺和戰士們一起喝苦水,住帳篷、鬥酷暑、戰嚴寒,經受的艱難困苦是難以想像的,他後來回憶說:「當時對個人的考慮都被雄心壯志淹沒了,旺盛的情緒壓倒了一切艱辛。每當解決一個難題,心裏那個高興啊!就想做首詩。」
我終於明白,馬蘭就是這種含義,在西北缺水乾旱、寒熱不均的條件下,這種小植物能繁衍不息,無疑是頑強生命力的象徵,當年從事鑄造我國核盾牌這項大工程的所有參加者,只要一見到它,精神上無不受其啟發。
作為核子試驗基地,馬蘭這裏地理條件優良,既可以作空爆試驗場,也適合作地爆試驗場。這兒地形開闊,遠離城鎮,交通方便,附近有水源,地下水位低,也不在地震帶上。在全世界都是條件最好的核子試驗場區之一。幾十年來,基地成功地進行了數十次原子彈、氫彈、導彈核武器試驗等試驗,取得了豐碩的科研成果。
1964年10月16日在新疆羅布泊馬蘭核子試驗基地,我國第一枚原子彈爆炸成功,從此中國也成為了核大國。
1967年6月I7日在新疆羅布泊馬蘭核子試驗基地,我國第一枚氫彈試驗成功。
1969年9月23日在新疆羅布泊馬蘭核子試驗基地,我國第一次地下核爆炸試驗成功。
馬蘭當地屬於典型內陸性氣候,首先是冷熱不均,夏天總是三十幾度的高溫,紫外線強烈,防化兵戰士穿著全套防護服外出,回來嘩嘩地倒出汗水,這個電影鏡頭無人不知。天冷時又冷到零下數十度,在野外特別是在帳篷中生活又該是何種滋味。還有就是幹濕不均,乾旱季節,即使如今在此生活,睡前也一定要放一瓶保濕霜和一杯水在床頭櫃上,不然就會鼻血不止,有人開玩笑說,在馬蘭洗完衣服直接就可以穿了。然而到了8月,又是馬蘭最濕潤的季節了,黴氣沖天,同樣令人難以忍受。
在上世紀60年代初的困難時期,基地日常飲食更是個大問題,剛建立那會兒無論誰搭飛機去北京,附加任務就是帶點青菜回來,至於魚肉葷腥那更是十分難得。可想而知,當年從事尖端科研實驗任務的數萬人員是怎樣度過他們每一天的。離馬蘭生活區40分鐘車程的地方,有一座紅山,那是天山山脈的一支。整個60-70年代,馬蘭基地的核心人物都在這裏辦公,比如今日仍健在的程開甲。
父親第二次從基地歸來,帶回來的是當地又一樣特產——紅柳。紅柳在我國大西北多地廣泛分佈,是一種耐寒、耐旱、耐鹽鹼的灌木類植物,其長度可達數米。紅柳四月中旬萌發生長,五月下旬至七月開花,花期或可延續到九月底至十月初。帶回時這叢紅柳正開著鮮豔的淡紅色的小花。紅柳具有高度的經濟、藥用價值,被當地百姓稱作是「觀音柳」。難忘的是,基地人的一次奇遇又賦予了其新的傳奇故事。張蘊鈺司令員乘吉普車工作外出突然迷路,在暮色裏他們一行用隨手可采到的紅柳點燃起了火光,這才得以被人發現其所在位置,使他們有幸走出險境。戰鬥力最強的人員遇到生命力最強的植物,即使在茫茫戈壁生機也無處不在。
父親見証了原子彈插接起爆雷管的瞬間
多年裏,經過各參試單位的艱苦奮戰、忘我工作,在全面完成了現場各項準備工作之後,1964年,首次核子試驗進入了預演階段。
由於試驗工程浩大,參試單位蜂集,參試人員眾多,組織程式複雜, 加之工作範圍涉及工農商學兵、黨政軍民學、陸海空三軍,各界無所不包,這樣的會戰無疑是空前的,堪稱難度第一。1964年4月4日,總政治部、國防科委和國家公安部聯合提出了「三保三防」要求:保證人員純潔,防止敵人在內部安「釘子」;保證核心機密安全,防止失密洩密竊密; 保證試驗過程安全,防止發生重大事故。主持這次試驗任務的張愛萍同志為此擬定以基地機關為基礎,由各總部協同領導的方案報告軍委。軍委立即任命總政科學工作部副部長朱卿雲和總政保衛部副部長史進前分別擔任試驗場區政治部的正副主任,全面負責政治工作和安全保衛工作。朱卿雲7月5日接到軍委指示後,7月7日就趕到了試驗場區。
周恩來總理7月14日對預演工作做出了重要指示,特別強調:類比產品運輸工作要做細緻、做周到,防止意外,每個環節都要加強保衛、保密工作。預演工作要扎扎實實,一步一個腳印。要通過預演訓練人,考驗各項準備工作。
1964年8月23日,中央軍委、總政治部正式批准成立了由張愛萍為書記、劉西堯為書記、朱卿雲為秘書長的中共中央核子試驗委員會。同時又成立了由各參試單位負責人和專家共68人組成的首次核子試驗委員會。經過各方面一番緊鑼密鼓的奮戰,首次核子試驗爆炸「零時」定在了10月16日15時。1964年10月16日淩晨,核子試驗委員會副主任李覺向試委會報告:原子彈試驗鐵塔上安裝和測試引爆系統第三次檢查完畢,請求6時半開始插接雷管。接著,試委會六位負責人張愛萍、劉西堯、成鈞、朱光亞、朱卿雲、張震寰、張蘊鈺先後簽字「同意」。
上塔插接雷管的時間已到,張蘊鈺和朱卿雲、李覺分乘兩輛吉普車來到鐵塔進行最後的檢查。車到鐵塔,他們在警戒線外下了車。按程式,塔上正進行插接雷管的工作。不一會兒,塔上緩慢地放下吊籃,張蘊鈺和李覺登上吊籃,朱卿雲留在塔下。吊籃徐徐上升,把他們送入塔上的工作間,在那裏他們清除了身上的靜電,才進入爆室。九院試驗部副主任方正知與其助手正在做最後的檢查。檢查完後,方正知合上起爆電纜的電閘,這裏的準備工作就結束了。當時這張照片上,朱卿雲正在向李覺局長祝賀並致敬,而李局長只是低頭默默含笑好像是「受之有愧」。但要知道原子彈研製過程中,李局長領導下的整個科研隊伍無疑做出了最重要的貢獻。1957年夏天,原任西藏軍區副司令兼參謀長的李覺少將突然接到陳賡大將通知:「歡送你離開軍隊。」隨後1958年初他就出任剛剛成立的二機部九局第一任局長,這是二機部最重要的一個局,負責核武器研製和基地建設工作。六年多後他們的成果即將實現了。
從塔上向四周眺望,極目所見的效應物都靜靜地展開在地面上,整個情景就像大戰前的戰場。不知是何緣故,張蘊鈺突然下意識摸了摸裝在他口袋中的那把能夠起爆這個核裝置的鑰匙,因為最後一步就是它了。當時他們三位副主任在現場的想法,張蘊鈺在回憶錄中提及了:「即使發生操作不慎,使得原子彈提前爆炸,把我們一同來個‘太空葬’,那也是無上光榮的,因為我們畢竟成了第一顆原子彈爆炸的見證人和犧牲烈士。」看看照片上他們喜笑顏開的樣子充滿自信、自豪,就是明證。
安裝完畢後,他們安全回到觀察點。這裏已經接通了與周總理辦公室的直通電話,人們在等待那震撼世界的歷史性一刻的降臨。到了15時整,倒計時碼錶開始嚓嚓作響,隨著指揮員的倒計時報數終止,念出「起爆」二字,死寂的戈壁灘上遽然掠過一片耀眼的白光,遠處傳來一聲轟隆隆的雷霆巨響,大地震顫了,遙遠的天邊,一個火球緩緩裂變,紅雲般的蘑菇形浮浮冉冉,沖天而起,我們的核子試驗成功了!東方巨響,報告了我國走向核大國的舉世公認的事實。由於保密工作成功,美國的偵察衛星雖然早就發現了端倪,但始終未能得知試驗的確切時機。
這一天,周恩來總理在北京一直守候在電話機旁。然而剛一接到電話的周總理仍然保持冷靜,他細心詢問有何物證可以表明這次是核爆炸。科學家詳細地向他彙報各種測試資料以及試驗用效應物的狀況,總理聽著聽著,慢慢地露出了笑容。不一會兒,他在人民大會堂向參加大型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演出的全體人員宣佈了這一激動人心的消息,我這個在場的少先隊員也和大家一起歡呼雀躍,周總理不得不一再勸阻:別把地板跳塌了!此刻,馬蘭、紅柳和蘑菇雲,在我腦海中匯成了一片最壯麗的圖景。
父親為國防工業默默奉獻
事後父親從未向家人提及他的這段經歷,幾十年後在公開發表的文獻中我才得知,而父親當時還兼任著核子試驗現場攝影委員會主任,卻沒留給自己一張照片,這些照片我是在別人的相冊裏才發現的。我後來做了一首七絕詩讚頌老一輩為共和國立下的功勳:「戈壁安營瀚海行,運籌帷幄畫圖宏。東方巨響成功日,令我中華舉世驚。」
半年多後,1965年5月14日10時整,我國第一顆由飛機投擲的原子彈(可用於實戰的航空核彈)空爆試驗成功,全班人馬依舊是上次這批人,然而僅僅過了幾個月,我們國家就走過了外國好幾年的發展歷程,太令人欣慰了。
原子彈空爆試驗成功的第二天,也就是5月15日,中央軍委發出《軍委同意國防科委成立政治部、後勤部的通知》。緊接著在6月2日,中共中央決定:由聶榮臻、張愛萍、鐘赤兵、羅舜初、唐延傑、安東、路揚、張震寰、範濟生、朱卿雲、徐平、範子瑜、栗在山、張蘊鈺、賈乾瑞、鄭國仲、謝有法、戴潤生十八位同志組成國防科委黨委,名單中前十位為黨委常委。1965年10月15日,毛澤東、周恩來同志親自簽署命令,任命朱卿雲為國防科委政治部主任、徐平為國防科委政治部副主任。此後,國防科委政治部的工作重點轉向了試驗基地。
不料第二年文革就爆發了,據《聶榮臻年譜》記載:1966年12月5日,為督促做好氫彈原理實驗的最後準備工作,聶榮臻元帥電示核子試驗基地司令員張蘊鈺、副政委鄧易非、副司令員張英和在基地現場的國防科委政治部主任朱卿雲:「這次試驗,具有關鍵性作用。全場同志要切實遵循 ‘不打無準備之仗’的教導,發揚艱苦奮鬥,不怕困難,連續作戰的英勇精神,千方百計,保證萬無一失,百分之百地成功,希望你們努力爭取今年打響第三炮。」然而不幾天後,父親就被打成「總政治部閻王殿黑分店頭子」,停職接受批鬥,直至永遠離開核子試驗現場。
父親後來降職到核潛艇研發基地,一次在京西賓館開會,周總理突然在人群中發現了他,馬上叫他過來,親切地說:「當年首次核子試驗時,你親自參加插接雷管工作,我還記著呢!你是不會被打倒的。」1975年8月,鄧小平大張旗鼓地開展全軍大整頓,一大批蒙受冤案的軍隊領導馬上得到平反恢復原職,父親就在其中,黨中央不會忘記他們的業績。
然而又過去幾十年後,首次核子試驗已淡出人們的記憶了。正像自始至終參加歷次核子試驗的鄧稼先臨終前說的:「再過幾十年,人們還會記得我們嗎?」的確,當年的核子試驗委員會所有參加者,名字都是對外保密的,如今公開之後,在世的只剩下程開甲一人了,年屆百歲的他作為首次核子試驗委員會的唯一代表,建軍90年之際接受了八一勳章。但不管人們是否還記得他們,他們確實已經默默無聞地奉獻了,這就足夠了。
(朱岩/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