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2•28」事件紀念日期間，台灣多處蔣介石銅像遭惡搞，連宜蘭市中山公園裡的一座孫中山銅像也被殃及，讓人噴上了紅漆。不久，民進黨就挾選舉大勝之勢，重提「國父」議題，「立委」高志鵬提出多項修正草案，要求廢除在機關、學校、部隊等處懸掛「國父遺像」、正副領導人就職時面向「國父遺像」宣誓的規定。議案最終雖然被擱置，但依舊掀起軒然大波。

綠營將「國父遺像」同「轉型正義」掛鈎，高志鵬稱：「『國父遺像』的存在是封建的象徵，民主『國家』不該有這樣的制度，不該繼續洗腦下一代。」藍營對此當然不能答應，群起捍衛。當時尚未當選國民黨主席的洪秀柱，反問說「有人會廢除家裡的祖宗牌位嗎？」主管國民黨文宣的林奕華表示，「蔡英文口喊政黨和解，卻縱容黨籍立委大搞意識形態、政治操弄！」

事實上，孫中山與台灣頗有淵源。

日據時期，孫中山曾是台灣人的偶像

孫中山和台灣的關聯，在兩蔣時期被反覆闡釋。他一生中前後四次赴台，第一次是1900年策劃惠州起義，當時他在台北長沙街設立指揮中心，總共停留了44天；1913年「二次革命」失敗，孫中山預備取道台灣前往日本，日方怕他進一步激起台灣人的反日情緒，就用保護的名義監督孫的行動；1918年護法運動失敗，孫中山第三次赴台，希望能「宣傳主義，喚起民族意識」，但受到台灣總督府的阻撓，只在基隆住了一夜，便被「禮送出境」；1924年，孫中山從廣州北上時，所乘永豐艦在基隆短暫停泊，沒有上岸。

日本對孫中山的防範，並非杞人憂天。早在1897年，孫中山的重要助手陳少白就奉命在台北設立了興中會台灣分會。辛亥革命後，羅福星回台發展同盟會，台籍人士翁俊明、蔣渭水等相繼入盟。1913年，同盟會台灣分會策劃了苗栗起義，以「驅逐日人，收復台灣」為號召，不慎泄密，1211名起義者被捕，羅福星等20餘人就義。同時，很多台灣青年到內地參加革命，畢業於黃埔二期的李友邦還在抗戰期間組織了「台灣義勇隊」。

孫中山逝世後，台灣島內開展了諸多紀念活動。蔣渭水在其創辦的《台灣民報》上發表《哭望天涯吊偉人》，悲切地寫道：「想此刻四萬萬的國民正在哀悼痛苦！西望中原，我們也禁不住淚眼怒涌了！」台北舉行的追悼會上，只能容納3000人的禮堂來了5000多人。總督府禁止他們做演講、念悼詞，台灣民眾在雨中默默致哀。此後直至1929年，台灣不僅每年都會舉行紀念活動，還有人參加了中山陵的「奉安大典」。

在今天的台灣，蔣渭水稱得上家喻戶曉。因他創建了島內第一個政黨「台灣民眾黨」，被民進黨視為台灣民族運動的先驅，代表了台灣早期的主體意識。但另一個事實是，蔣渭水作為同盟會會員，從未將自己所領導的活動置於中國革命之外。1924年，蔣渭水因組織請願集會被捕，他在法庭上說，「以中華民族作日本國民的台灣人，這樣的台灣人不論怎樣豹變自在，做了日本國民，隨即變成日本民族，台灣人明白地是中華民族，即漢民族的事，不論什麼人都不能否認的事實。」因此，馬英九稱蔣渭水是「台灣的孫中山」。藍綠兩大陣營對一個蔣渭水的各自表述，實在是島內身份認同危機的縮影。

台灣光復，孫中山成為無處不在的中國象徵

1940年，距離台灣光復還有五年，國民政府尊孫中山為「中華民國國父」，並制定了相應的禮儀規範。日本投降後，孫中山以「國父」形象回歸台灣，成為替代殖民痕跡的中國象徵。孫中山第二次來台時住過的旅館改為「國父台灣史跡紀念館」，為裕仁天皇登基修建的紀念堂改為「中山堂」，一批道路、學校、公園也都被以「中山」、「逸仙」、「博愛」等命名。機關、團體像大陸一樣定時舉行「總理紀念周」活動，恭讀「國父遺囑」。

要去除台灣的「皇民記憶」，並建構一種新的社會記憶，需要有形象化的物體作為依託，將這種記憶和普通人生活密切聯繫起來。曾遍布台灣的「偉人塑像」，起到的就是這種作用。台灣建造孫中山銅像肇始於1946年元旦，國民黨台灣黨部提議籌建孫中山、蔣介石銅像，這個建議被提出後，立刻在全場的歡呼聲中通過。他們將鑄像任務委託給了台灣雕塑家浦添生。

為設計台灣第一座「國父銅像」，浦添生不僅搜集了數十張孫中山照片，還專門去聽孫科的演講，觀察他的相貌，才選用1924年孫中山在日本演說時的一張留影作為藍本。銅像經浦添生耗時數年完成，至1949年「雙十節」，終由台灣行政長官陳誠主持揭幕。這座高約3米的銅像，如浦添生之子、同為藝術家的浦浩明所說，恰「勾勒出中山先生以知識分子所流露出來的悲天憫人情懷」。2008年，這座銅像被台北市評定為「一般古物」，並舉行「台北市中山堂『國父銅像』設立60周年紀念活動暨史料影像展」。更為難得的是，這座「國父銅像」能順利完成，靠的是台灣民眾的踴躍捐款，可見時人對「國父」的認同。

此外，台灣還有兩座著名的「國父銅像」。一座豎立在台北故宮博物院，是在孫中山百年誕辰時按照南京中山陵大理石像仿造的。這座銅像展現的孫中山身穿馬褂，手拿建國大綱，坐在太師椅上，底座上刻有「出國宣傳」、「商討革命」、「韜袁護國」等浮雕，反映了孫中山一生重要的革命活動。另外一座在國父紀念館中，被比照為美國林肯紀念堂里的林肯巨像，其設計者陳一凡後來主持建造了中正紀念堂的蔣介石坐像。

1975年蔣介石逝世前，台灣「偉人塑像」以「國父銅像」為主，建造於學校、廣場中，同教科書、郵票等各處的「國父肖像」一起，時時提醒著「我是中國人」這一歷史事實。很大程度上，孫中山成為台灣人最重要的中國記憶。

兩岸對峙，對孫中山符號的激烈爭奪

在「雙十國慶」、國父誕辰紀念等儀式性活動中，這種記憶被進一步具象化。光復後不久，迎來11月12日國父誕辰紀念日。台灣行政長官陳儀主持紀念會，在演講中說，「中華民國是國父一手創造，而收復台灣則是其畢生志願」，「希望台灣每一同胞都是國父孝子孝孫，台灣每一塊土都是三民主義實驗室，如此才能告慰國父在天之靈」。即使是1947年3月，還處在「2•28」事件中的台灣，也沒有停辦國父逝世紀念活動。

當時距孫中山去世不過20餘年，台籍精英的記憶中也還留有對孫中山的良好印象。因此當陳儀以大多數台灣人不會說漢語、寫漢字，更不了解三民主義為由，推遲在台行憲和實行縣市長直選時，台籍精英請出的「尚方寶劍」即孫中山的《建國大綱》，他們指出國父理論高於憲法，國父說行憲以前也能直選縣、市長。

隨著1949年國民黨遷台，孫中山更成為昭示政權合法性及正統地位的重要符號，紀念活動愈趨盛大。國民黨一再回顧自身的歷史功績，將孫中山推翻滿清、建立民國階段定義為「國民革命第一期」；蔣介石領導北伐、抗日則為「國民革命第二期」；在台要完成「國民革命的第三期任務」。這個革命體系中，蔣介石所做的一切都是繼承「國父遺志」，突出孫、蔣間一脈相承的關係。

對孫中山的紀念，在其百年誕辰時即1965年達到最高潮。台灣成立「籌備小組」，通過五項計劃：修築紀念館、整修孫中山海外故居、編印孫中山相關論著、籌備中山文化基金，並發起各種紀念活動及國際學術會議。紀念日當天，55萬民眾參加了「總統府」前舉行的紀念大會。隨後蔣介石主持了國父紀念館奠基，工程至1972年方才落成。如台灣學者周俊宇所言，此舉是「重建一個專屬於孫中山的紀念場域」「深化了孫中山偉人形象在台灣社會中的具現」。同時，國父紀念館在某種意義上起到了替代南京中山陵的作用。

第二年，台灣在紀念國父一百晉一誕辰後決定將國父誕辰紀念日定為「中華文化復興節」，以「使世界人士瞭然於文化正統之所在」。在國民黨的理論體系中，孫中山原本就是承繼堯、舜、禹，乃至孔子後「中華文化道統」的人，這個節日設置由此顯得順理成章。

與此同時，大陸也在紀念孫中山，但並不承認其「國父」地位，改尊為「革命先行者」。在2002年大陸官方發布的《關於正確使用涉台宣傳用語的意見》中，就要求「對台北『國父紀念館』不直接稱謂，可稱台北中山紀念館」。

兩岸對孫中山的不同紀念，成為對峙時期的一種特殊交鋒。首先，兩岸紀念的時間不同，台灣按照中國傳統計算虛歲，如以1965年為孫中山百年誕辰，而大陸計算周歲，要到1966年才是百年。其次，大陸希望通過孫中山連接兩岸，實現統戰目的，而台灣則不能容忍「共享」。此外，晚清革命時期，孫中山長期活動于海外，同華僑關係密切，甚至稱「華僑為革命之母」，因此兩岸紀念孫中山還暗含對華僑資源的爭奪。

解嚴至今，「國父」地位搖搖欲墜

蔣介石時期，台灣紀念孫中山時最常宣示的是「反攻復國」，到蔣經國上台，經歷台美「斷交」和大陸實力上升，台灣的主要政策轉為「文化反攻」，提出「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口號。在紀念孫中山的活動中，會著重講台灣的經濟民生問題。李登輝前期延續兩蔣時期的紀念規格，台灣人也依舊尊重「國父」，存有中國意識。

隨著國民黨分裂，新黨、親民黨亦大打孫中山牌。1994年台北市長選舉，國民黨候選人黃大洲在中山紀念館前組織集會，聲稱自己和孫中山一樣，發揚「主權在民」的理念。而在高雄市競選的新黨候選人湯阿根，說新黨才是孫中山正統繼承者。後來，雙方甚至為爭奪對孫的「代言權」而發生衝突。

藍營內部廝殺的時候，綠營已經上台，將矛頭對準「國父」。2002年，民進黨籍的「法務部長」陳定南最先對孫中山的地位發出挑戰，聲稱「法律沒有規定『國父』是誰」，提議將「國父紀念日」改為「孫中山紀念日」。國民黨隨即反擊，發起民調，結果顯示受訪者中95%承認孫中山是「中華民國國父」，78.1%的人支持法律明定孫中山為「國父」。之前半個世紀打下的記憶烙印，顯然很難一下抹殺。

2004年，民進黨為尋求連任、贏得深綠選民，在「國父」問題上大做文章。「考試院院長」姚嘉文和「考試委員」林玉體在參加「國父」誕辰紀念活動後，聲稱「國父非本國人」、「應廢除國父稱號」、「國父應該是複數」。泛藍陣營這時只能放下成見，一同組織大規模紀念活動以反制民進黨當局，維護孫中山的「國父」地位。

在這場爭議愈發激烈時，陳水扁出來打「圓場」：「這是我們的『國父』，沒什麼好爭論，也沒有必要扭曲或抹黑」。陳水扁不敢公開拿「國父」開刀，但私下裡做了不少小動作，比如他在很多場合改變慣例，不再宣讀「國父遺囑」；將「國父紀念月會」改為「總統府月會」；「總統府」里的「國父銅像」被盆栽取代，直到馬英九2008年上任，才在倉庫里找回銅像，安置在原處，時常鞠躬致敬。

要清除一種記憶，最有效的辦法是從下一代的教育入手。台灣光復之初，國民政府通過宣揚「國父」替代皇軍教育；民進黨當局則「撥亂反正」，在改變威權時代國民黨宣傳的名義下，淡化教科書中的「國父」。首先，壓縮中國史，推出《台灣史》教科書；其次，在教科書中大量改易名詞，如「本國」「大陸」「中共」等一律改為「中國」；「國父孫中山」改稱「孫中山」或「孫中山先生」，僅作為一位普通歷史人物出現。這種對歷史的修正，讓「去中國化」輕易實現。

為向民進黨當局表示抗議，有藍營支持者向標示了「國家罪人」幾個字的林玉體畫像上投擲雞蛋；當年孫中山誕辰138周年時，76歲的老榮民李起余來到高雄忠烈祠，在向「國父銅像」致敬後，突然拿頭撞向燈柱，並用美工刀割喉自殺。當時的國民黨副主席、台北市長馬英九，專門在「國父」紀念館前講「中華民國建國史」，強調孫中山和台灣的歷史關聯，「孫中山就是看到台灣被割讓，才要推翻清朝，他建立民國時時刻刻沒忘記台灣，台灣歷史與中華民國歷史是不可分割的。」

如今，有關「國父」存廢問題再次成為焦點，蔡英文上台後會如何收場，尚未可知。但弔詭之處已經顯現，日據時期孫中山在台灣人眼中原本也是反對專制、爭取民主的革命者形象，現在只是因為同國民黨、蔣介石這些威權符號有關，竟成了「轉型正義」中要去除的「封建」遺留。

（楊津濤／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