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低分明情報戰

中共很重視對國民黨軍隊的情報收集工作。在情報工作方面，最早打入國民黨的是錢壯飛等人。1930年，錢打入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調查科（中統前身），成為負責人徐恩曾的秘書。1931年春，因顧順章被捕，錢截獲情報後被迫撤出。此後最有名的大概是1939年潛入軍統的張露萍及她所發展的情報小組，該小組到1944年被破獲，沒有能對後來的國共關係起到怎樣的影響。嚴格說，中共能夠長期潛伏在國民黨關鍵部門內，解放戰爭時期仍舊佔據著關鍵崗位的情報人員並不很多。這裏應當提到的有南京電信局軍話台，包括重要軍話台和次要軍話台的主要成員，多是中共地下黨員，他們自然在一定程度上有助於監控國民黨最高軍政機構的通話情況。傳說自30年代即開始暗通中共，導致國民黨淮海戰役等作戰失敗的國防部參謀次長劉斐，實際上直到國民黨退出大陸，都沒有確實證據可以證明其與中共在這段時間裏建立有秘密關係。包括曾經有意加入共產黨，1948年受命執掌東北軍事大權的衛立煌和身為共產黨員的剿總副秘書長兼辦公廳主任汪德昭，遼沈戰役期間也都沒有資料能夠證實他們曾經與中共暗通款曲。相反，在國民黨軍隊內的中共黨組織，這時在情報傳遞方面反而具有較突出的作用。如國民黨第一一○師中的中共黨組織，就一直在秘密將該師所獲得的各項重大作戰行動情報，傳送給中共軍方。湯恩伯部作戰科長劉泉溪經策反，則向中共提供了湯部的軍事情報。國民黨首都警衛師師長、駐浦口的第九十六軍軍長等，也都先後為中共提供了包括江陰要塞、滬杭沿線國民黨軍事部署圖等。當然，在整個內戰期間，還是有兩個極具價值的情報人員需要提到，這就是熊向暉和郭汝瑰了。

熊向暉稱得上是典型的情報人員，而他卻是周恩來「下閑棋、布冷子」的順手之作。他打入胡宗南部，還在抗戰剛剛開始之際，他當時本是清華大學流亡學生組成的「戰地服務團」的成員，恰好趕上胡宗南招收學生，被胡看中，報請周恩來同意後，留在胡部，官至胡宗南的機要秘書。由於抗戰期間胡宗南負責包圍封鎖延安，熊的位置對確保延安中共中央的安全至關重要。但是，由於抗戰條件下有種種牽制，胡宗南雖然有過這樣那樣的計劃，卻都沒有實施，故中共中央基本上沒有動用熊。熊最重要的作用，即是1947年春胡宗南受命攻佔延安的那一次。原本這個時候胡宗南已經送熊向暉去美國留學，熊早已離開西安，到上海準備動身。因為蔣介石突然決定進攻延安，召胡到南京，高度機密地部署襲擊方案。胡宗南為了做得漂亮，鬼使神差般地把熊向暉臨時召至南京，要熊幫助準備佔領延安後的施政綱領等文件。這樣一來，中共中央自然也就預有準備，及時撤退，確保自身的安全。不過，延安佔領之後，熊向暉就去了美國，其作用也就不存在了。

從這個角度來看，內戰爆發後在情報方面對中共軍事上幫助最大的，理當是郭汝瑰。郭曾就讀於黃埔軍校、日本士官學校和陸軍大學，以代旅長的身份參加過淞滬抗戰，以暫五師師長身份參加過第三次長沙會戰，並因有勇有謀而被陳誠看中，先後升任第五十四軍參謀長、第二十集團軍參謀長，乃至於國防部第五廳廳長、第三廳廳長。但是，郭和熊向暉不同，他並非中共有意安排潛伏的情報人員。郭和後來相當一部分國民黨將領一樣，是早年加入過共產黨，後來脫黨的。郭直到1945年抗戰結束前，眼見國民黨太腐敗，相信共產黨政治清明，才又萌生「歸隊」思想，並很快與中共取得聯繫，進而被安排為中共提供情報。只是，戰後初期郭還在軍務署任職，1946年9月才進入國防部，任負責編制和訓練的第五廳副廳長，11月26日升任廳長。1947年3月免第五廳廳長職，接任負責作戰的第三廳廳長職。但不及兩個月即被調任徐州陸軍總司令部參謀長，在此前後差不多一年多與中共失掉聯絡。因此，除了1947年3月至5月間有將近兩個月左右的時間直接接觸到作戰計劃以外，直到1948年7月7日，郭重新被任命為作戰廳廳長一職之前，他沒能提供給中共多少特別有戰場價值的情報。而即使在郭就任作戰廳廳長之後，其情報的戰場價值也仍舊有限。這是因為，國民黨的軍事指揮系統一向重疊交叉，比較混亂。用杜聿明的說法就是，這時的整個戰爭都是由「蔣介石的個人獨裁指揮，不論大小情況的分析、大小部隊的調動，都要通過蔣的決定指示。而蔣本人又不能集中精力掌握全盤情況，每日僅憑所謂‘官邸彙報’來決定指揮部署，或憑他本人‘靈機’一動，亂下手諭。因之一切指示到了前方，不是過時失策，即是主觀武斷。前方部隊長不遵從，即有違命之罪；遵從則自投羅網。」因此，除了部隊整體部署的大原則之外，國防部作戰廳獲批的計劃與部署，往往並不會嚴格地落實到戰場上去。何況，郭就任作戰廳長後4個月，淮海戰役，即徐蚌會戰很快即告展開，杜聿明等已經開始對郭有所懷疑，不讓郭知道自己的作戰方案了。12月間，蔣亦不要郭再提供作戰意見。如果照郭自己的感覺，實際上從這一年10月以後，他就已經開始受到監視，不得不小心翼翼，注意保護自己。淮海戰役剛一結束，他就不得不辭掉作戰廳長一職，於2月4日飛赴重慶，去擔任七十二軍軍長了。從上述情況來看，郭在情報上如果起過一些作用的話，也不過是在淮海戰役之前的三四個月裏，主要是傳遞出來一些有關遼沈戰役的情報。對於淮海戰役，無論是從已知中共所得諜報情況，      　　還是從郭當年日記的內容看，都可以看出郭的情報價值不大。甚至，郭本人這時出於自我保護的目的，也很少真會站在中共的角度去設想一切。

策反計，棄暗投明

據不完全統計，從1946年6月內戰爆發，到1950年6月佔領整個大陸（除西藏以外）為止，戰場起義的國民黨軍隊就達到將近85萬人，接近被消滅的國民黨軍總數的九分之一。如果加上接受和平改編的將近30萬人，則占被消滅的國民黨軍總數將近七分之一。其中較為著名者，如1948年9月19日濟南守軍第九十六軍軍長吳化文率部2萬人起義。10月17日第六十軍軍長曾澤生率部2萬餘人在長春起義。1949年4月23日海軍第二艦隊司令林遵等率艦48艘分別在南京和鎮江江面起義。5月15日華中軍政長官公署副長官、河南省主席兼第十九兵團司令張軫率部2萬餘人在武昌起義。8月4日湖南省主席程潛、第一兵團司長陳明仁、長沙綏靖公署副主任唐星、李默庵等率部在長沙起義。9月19日西北軍政長官公署副長官、綏遠省主席董其武、第九兵團司令孫蘭峰等率部在綏遠起義。9月26日新疆總司令陶峙岳、副總司令趙錫光及新疆省主席兼新疆保安司令包爾漢等率部在迪化（按即烏魯木齊）起義。12月9日雲南省主席兼雲南綏靖公署主任盧漢率部在昆明起義，西南軍政長官公署副長官鄧錫侯、潘文華等率部在成都起義，西康省主席劉文輝等率部在彭縣起義,等等。

由中共秘密策劃的戰場起義，對於在大規模戰略決戰過程中的國民黨軍，損害之大，要遠遠超過郭汝瑰等人的情報的作用。如1948年9月中旬開始攻打山東省府濟南時，中共通過策反濟南守軍之一，整編第九十六軍吳化文部，順利地控制了國防部加緊空運援兵必須要利用的濟南機場，並且在濟南城防撕開大口子，徹底動搖了濟南守軍的防禦決心。原計劃要一個月打下的濟南，只用了一周時間就攻克了。攻城的華東野戰軍僅以14萬人就全殲守軍11萬人，第一次奪取了具有強固防禦工事的中心城市，還俘虜了第二綏靖區司令官王耀武等大批高級將領。10月17日，被圍達數月之久的長春守軍之一，第六十軍軍長曾澤生率部倒戈，向中共東北野戰軍交出防地。第六十軍此舉，也是中共長期對這支滇軍部隊進行統戰工作的結果。而它退出防守，當即使東北剿總副總司令鄭洞國手下的守城主力新七軍徹底瓦解，被迫也於兩天后放下了武器。11月6日,淮海戰役打響，兩天后，第三綏靖區副司令，身為共產黨員的張克俠和何基灃，率領第五十九軍兩個師和第七十七軍一個半師2萬餘人實行戰場起義，不僅為華東野戰軍打開了通往徐州的東北大門，而且使華東野戰軍就便切斷了正急於西撤的黃百韜兵團的退路，使中共方面毫不費力地就實現了包圍黃兵團的初步作戰目標。戰至22日，黃百韜兵團被徹底殲滅，黃本人自殺，5個軍10個師的高級將領大部被俘。其後，在包圍黃維兵團的戰役行動中，共產黨員廖運周率領的第八十五軍第一一○師假意擔當兵團突圍的先頭部隊，通過中共中原野戰軍的防線後，即告起義，從而使黃維後續的突圍部隊陷入混亂，突圍計劃完全失敗。一一○師的起義，影響到第八十五軍第二十三師不受黃維信任，在中原野戰軍的圍攻下宣佈投降，致使協防的第十軍受到牽連，很快於12月11日被殲滅，軍長熊綬春戰死。如此一來，黃維兵團只好下令各自突圍。15日，黃維兵團亦全部覆滅，黃維及副司令吳紹周、第八軍軍長楊伯濤、第十軍軍長覃道善等均被俘虜。

國民黨軍將領這時所以會大批起義或倒戈，顯然與中共地下組織的成功策反分不開。1945年秋的平漢戰役中，高樹勳率新八軍及河北民軍上萬人起義，導致戰後國民黨第一次有戰區副司令被俘，第三十軍、第四十軍2萬餘人被殲，就是因為中共自抗戰爆發前開始，至整個抗戰期間，都始終沒有放棄做高部的統戰工作，並在高樹勳身邊派有自己的代表。戰後蔣介石不允許高部前往敵佔區參加受降，反而委任他為第十一戰區副司令，要高部參加打通平漢線的作戰，高自然不滿。這時中共乘機策反，猶豫再三之後，高最終決定倒向共產黨一邊。淮海戰役中第三綏靖區副司令張克俠、何基灃等部的起義以及第一一○師的起義，更是直接由長期潛伏在國民黨軍隊內的共產黨人領導發動的。第一一○師內部甚至建有秘密的中共黨委會，師長廖運周就是黨委書記。這種部隊的起義是遲早的事情，只是如何選擇對打擊國民黨軍最有利的時機罷了。

由於戰爭本身的需要和國民黨自身四分五裂的情勢，促使中共各個地下組織幾乎都全力以赴地動員各種關係，加入策反工作。到1948年戰爭形勢明顯地有利於中共之後，各中央分局，甚至各市級黨組織，或建立專門的策反工作委員會，或利用城工部展開策反工作。如中共上海局即以該局負責人張執一牽頭組成策反工作委員會，先後策反做過蔣介石侍從參謀的段伯宇，並通過段策反其弟，即這時擔任聯勤總部運輸副司令兼吳淞基地運輸司令的段仲宇，就便又策反了蔣經國的親信、做到國防部預備幹部局代局長、幹訓第一總隊總隊長的賈亦斌。通過段、賈，又策反了蔣介石三個傘兵團之一的劉農峻團。與此同時，該委員會還策反了國民黨海軍重慶號、長治號、長江艦隊和20餘架飛機起義，並且策反了負責死守上海蘇州河以北地區的第五十一軍軍長等。由於中共這時高度重視國民黨軍隊策反工作，常常是黨政軍各部門多管齊下，一個對象有多個線索在同時進行，爭取力度極大。1948年，中共派去吳化文部做策反工作的，就有三四撥人馬，僅中共濟南市委就有兩條線索幾乎同時在做吳的工作，吳的妻弟因為是中共黨員，也中斷了在北京朝陽大學的學業，受命前來做吳妻子的工作，最終取得成功。江陰要塞守軍起義，也是同樣情況。另外像爭取張軫、程潛、陳明仁、唐生智等，也都是多條渠道在同時工作。

這時積極協助中共策反的，還有其他中間黨派，特別是和國民黨軍隊將領有眾多師生、部屬關係的農工民主黨以及後來的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的成員。第四十六軍軍長韓練成被策反，就與中間黨派的介入有關。最著名的如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委員王葆真，在幫助郭汝瑰傳遞情報時機關突遭破獲，王焚毀情報，備受酷刑，也沒有供出郭汝瑰和他的中共聯絡人。國民黨西南軍政長官公署代理參謀長劉宗寬，則是農工民主黨的秘密成員，1949年初即與中共取得聯繫，向中共傳送情報。川軍劉文輝等倒戈，就是由民主同盟代為引線搭橋。

離間計，人員倒戈

中共對國民黨軍隊的策反工作之所以容易成功，實得益於三點。

第一自然是因為軍事形勢根本逆轉，蔣介石的指揮完全失敗，眾多軍事將領已失去繼續作戰的信心和勇氣，不願再為國民黨作嫁衣裳，白白犧牲自己的部下。中共又嚴格區分了戰場起義和繳械投降的政策界線，起義部隊不僅可以基本維持原有編制，而且官兵均可享受不咎既往的待遇，這對處在動搖之中的許多國民黨將領也頗具吸引力。

第二是國民黨軍內部派系林立，互相傾軋，特別是雜牌軍，包括非嫡系出身被編入中央軍的將領，備受不平等待遇，甚至動輒被排擠吞併，造成眾多非嫡系部隊離心離德傾向嚴重。在這期間率部在戰場上倒向共產黨者，相當部分都是馮玉祥西北軍的舊部，並非偶然。如第三十八軍軍長孔從洲、第三十八軍一七七師師長呂元壁、陝北保安副總指揮胡景鐸、第四十六軍軍長韓練成、第六十八師一一九旅三五六團團長張公幹、保安綏靖公署軍務處處長謝士炎、第九十六軍軍長吳化文、第三十軍軍長黃樵松、第三綏靖區副司令張克俠、何基灃，還有像第八十五軍一一○師師長廖運周所部，接受和平改編的華北剿總司令傅作義、綏遠省主席董其武等部也是這種情況。

第三是有不少將領正義感強，頗具理想性格，對蔣介石國民黨此時的作為和政策極為不滿。如蔣經國手下的重要幹將賈亦斌，就是因為目睹國民黨日漸貪污腐敗，巧取豪奪，與早先理想背離，因而對國民黨失去信心。只因蔣經國抱負心很大，賈一度對蔣經國還抱有希望。不意蔣經國1948年8月乘國民政府發行金圓券代替法幣之際，雄心勃勃地在上海同時實施「打虎」行動，結果到孔祥熙的兒子孔令侃及其揚子公司一案時，竟因宋美齡和蔣介石的干預而不了了之，此事激起賈的強烈逆反心理，最終對蔣經國和國民黨都死了心，從而下決心倒向了共產黨。

促成國民黨大批將領起義的關鍵，自然與戰爭後期人心所向，潮流所趨的大勢有關，但不少人選擇投向共產黨，也有理想主義的因素在起作用。事實上，很多國民黨人當年選擇國民黨，也同樣是抱著救國救民的理想。而孫中山的三民主義，無論是民族主義，還是民權主義，甚或民生主義，與共產黨人在統一戰線時期宣傳的政治理念、政策主張和言論宣傳，本來就存在著相當多的相似之點。除了1927年至1936年一段時間共產黨推行的激烈的蘇維埃革命政策以外，兩黨政治追求上的主要區別，在當年的許多青年人看來，不過一個較為溫和，一個更為徹底而已。正因為眾多有理想的青年人更傾向於徹底的解決辦法，因此也就造成了從黃埔軍校開始，國民黨旗幟下的學生和青年軍官大批加入中共領導的青年軍人聯合會，許多人更乾脆加入共產黨。儘管1927年兩黨關係破裂後，中共政策一度轉向「左」傾，導致不少曾經同情甚或加入共產黨和社會主義青年團的年輕的國民黨軍校學生等轉向國民黨，但是，隨著國共兩黨再度和解，中共政策進行重大調整，兩者之間在政治上又不可避免地形成了一種競爭的關係。特別是隨著國民黨自身的弊端日漸暴露出來，許多早年加入過共產黨，或與共產黨有過關係的國民黨將領不免會重新思考自己當年的選擇。如張克俠、廖運周、郭汝瑰、侯鏡如等，就是在抗戰期間或抗戰結束時因為對國民黨失望，而重新主動與中共發生聯繫的。而其他一些將領，如何基灃、謝士炎等，則是在此期間因為不滿國民黨的作為而加入共產黨的。還有一些將領，如衛立煌等，也是在抗戰期間主動要求加入共產黨，只是因為中共中央考慮到方方面面的原因，而未同意其申請罷了。而相當一批黃埔生的思想轉變，就更是直接與當年的經歷密切相關了。這種情況顯示，還在抗戰期間，特別是抗戰後期，在一些國民黨將領的眼裏，國共兩黨之間就已經顯露出明顯的差別來了。到了抗戰結束，內戰爆發之後，隨著國民黨政治上、經濟上弊端百出，危機重重，激起社會民眾和輿論的強烈不滿，國民黨將領中的離心力日漸加大，最終促使許多人選擇站到推翻蔣介石國民黨統治的一方去了。國民黨軍事上的迅速瓦解，這不能不是一個極其重要的原因。

（楊奎松／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