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首名為《龍的傳人》的歌曲中唱道：「遙遠的東方有一條江，它的名字就叫長江；遙遠的東方有一條河，它的名字就叫黃河……古老的東方有一條龍，它的名字就叫中國；古老的東方有一群人，他們全都是龍的傳人」這首歌所呈現出的那種身為「龍的傳人」的自豪感，以超越政治、超越時空的高度，展現出的一種民族感情和民族精神，極大地鼓舞了中華兒女的愛國熱情和高尚的民族情結。

「中國」一詞出自漢語古典，是一個今人耳熟能詳的詞語，然而從古代到近現代，其詞發生了深刻的內涵演變和外延拓展。它是文化的古今更革、中外交會的產物。這種曲折的流變體現在：從古代的「城中」義到「天下中心」義，進而演為近代的與世界列邦並存的民族國家之名。

國寶「何尊」之外的「中國」詞源

中國之「國」，繁體作「國」。最早的「國」字曾寫作「或」，從□從戈，表示以戈衛「國」。後來在「或」的基礎上加「□」，意味著在國都的外圍又加上護城河和城牆，達到使「國」和君王安全的目的，因此寫作「國」。

由「中」與「國」組成「中國」，以整詞出現，較早見於周初。現知最早「中國」一詞見於西周初年青銅器「何尊」。

何尊是西周早期成王時的青銅器，其內底鑄有銘文12行122字。這122個字，揭開了3000年前的一段往事：周成王五年四月，一位叫「何」的周王室重臣，在剛建成的洛邑受到新居那裏的王的訓誥和賞賜。「何」用得到的賞賜，鑄成這件銅尊，記載這一重大殊榮。其中有一句「余其宅茲中國」，意思是「我要居住在天下的中央」。這是「中國」二字作為詞組首次在器物上出現。銘文「中」字，似一面飄揚的旗幟，高高升起，讓人不禁想起今天飄揚在各個重大場合的五星紅旗；銘文「國」字，像一個持戈的士兵，昂首屹立，就如今天的共和國士兵在默默守護著和平。

「中國」初義是「中央之城」，即天子所居京師（首都），與「四方」對稱。自晚周以降，「中國」一詞還從地理中心、政治中心派生出文化中心含義。《史記》卷43《趙世家》所載戰國趙公子成的論述頗有代表性：「中國者，蓋聰明徇智之所居也，萬物財用之所聚也，賢聖之所教也，仁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異敏技能之所試也，遠方之所觀赴也，蠻夷之所義行也。」

「中國」一詞所指範圍，隨著時代的推移而經歷了一個由小到大的擴展過程。當《尚書》上出現「中國」時，僅僅是兩周人們對自己所居關中、河洛地區的稱呼；到東周時，周的附屬地區也可以稱為「中國」了，「中國」的含義擴展到包括各大小諸侯國在內的黃河中下游地區。而隨著各諸侯國璐域的膨脹，「中國」成了列國全境的稱號。秦漢以來，又把不屬黃河流域但在中原王朝政權統轄範圍之內的地區都稱為「中國」，「中國」一名終於成為我國的通用名號。19世紀中葉以來，「中國」則成了專指我們國家全部領土的專用名詞。

「上下五千年」的「國」史

夏王朝（約公元前21世紀—約公元前16世紀）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奴隸制王朝。夏朝共傳14代，延續約471年。商王朝是繼夏朝之後，中國歷史上第二個世襲制王朝時代，歷17代31王（共510年）。周王朝分為「西周」與「東周」，存在的時間從約公元前11世紀至公元前256年，共傳30代37王，約為791年。

嚴格地說，古代「中國」並不是一個專有名詞。有國才有家，相傳自夏啟承皇位「家天下」以後，國家便開始形成。中國在「上下五千年」的歷史進程中曾出現過很多不同的名稱，不同朝代的這些名稱也叫「國號」。隨著朝代的更迭，國號一直在不斷地變換，從上古第一個國號「夏」起，到最後一個封建王朝的國號「大清」，中國古代用過的「國號」多達好幾十個，但各個王朝都沒有把「中國」作為正式國名。

「秦」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封建制王朝，由戰國時代後期的秦國發展而來，它結束了自春秋起500年來分裂割據的局面，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以漢族為主體、多民族共融的統一的中央集權制國家。秦原是周朝的一個諸侯國，其始祖伯益曾輔助大禹治水有功，被帝舜賜了嬴姓。伯益的後人非子曾為周孝王養馬，憑著他的本事，馬繁殖得很快。周孝王於是把秦谷（今甘肅天水境內的犬丘一帶。另有一說，在今陝西境內的「秦亭」周邊）一帶分封給他，這就是「秦」的起源。就「秦」字本義而言，是一種牧草一草谷的名字。

封建時代的「建國」，不過是在繼承老祖宗的基礎上所作的改朝換代式的「封邦建國」而已，完全不表現為現代法律意義上的、涉及國家領土主權變更和國際關係變化的國家行為。

清是中國歷史上最後一個封建帝制國家。淸朝先後滅亡大順、大西和南明等政權，基本統一全國。清朝前期，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得到鞏固，基本上奠定了我國版圖，同時君主專制發展到頂峰。

1840年鴉片戰爭後，中國進人近代史階段，清廷與侵略者分別締結了大量不平等條約，割地賠款，開放通商口岸，使中國的主權受到嚴重損害，逐步淪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人民負擔日益沉重，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

晚清，洪秀全領導農民起義，在建立太平天國政權以後，自己稱作「天王」。洪秀全為了鞏固自己的地位，將「國」字用作「囯」，意為普天之下惟王（自己、天王）最大。「囯」在明末國子監生張自烈《正字通》中已有記載，而在太平天國得到廣泛使用，流傳文獻有記載。

歐洲自17世紀開始形成「民族國家」，並以其為單位建立近代意義上的國際秩序。清政府雖然對此並無自覺認識，但因在客觀上與這種全然不同於周邊藩屬的西方民族國家打交道，因而需要以一正式國名與之相對，「中國」便為首選。這種國際關係最先發生在清俄之間。俄國沙皇彼得一世派遣哥薩克鐵騎東擴，在黑龍江上游與康熙皇帝時的清軍遭遇，爭戰後雙方於1689年簽訂《尼布楚條約》，條約開首以滿文書寫淸朝使臣職銜，譯成漢文是「中國大皇帝欽差分界大臣領侍衛大臣議政大臣索額圖」，與後文的「斡羅斯（即俄羅斯）御前大臣戈洛文」相對應。康熙朝敕修《平定羅刹方略界碑文》，言及邊界，有「將流入黑龍江之額爾古納河為界：河之南岸屬於中國，河之北岸屬於鄂羅斯」等語，「中國」是與「鄂羅斯」（俄羅斯）相對應的國名。

如果說，17世紀末葉與俄羅斯建立條約關係還是個別事例此後淸政府仍在「華夷秩序」框架內處理外務，那麼，至19世紀中葉，西方殖民主義列強打開清朝封閉的國門，古典的「華夷秩序」被近代的「世界國家秩序」所取代，「中國」愈益普遍地作為與外國對等的國名使用，其「居四夷之中」的含義逐漸淡化。

第一次鴉片戰爭期間，中英兩國來往照會公文，言及中方，有「大清」「中華」「中國」等多種提法，而「中國」用例較多，如林則徐在《擬諭英吉利國王檄》中說：「中國所行於外國者，無一非利人之物。」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發，淸朝統治瓦解，從此結束了中國2000多年來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華民國。1912年2月12日，清帝被迫退位。辛亥革命以後，「中國」先後作為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簡稱，以正式國名被國人共用，並為國際社會普遍肯認。

「新中國」的構想與實踐及不斷賦予的新內涵

自20世紀初以來，創建新中國的建國思想、建國運動和建國實踐，一直是中國社會進步的根本方向和歷史主流。據現有資料考證，極早提出「新中國」概念的是康有為。面對清末危機，1888年，康有為提出：「既審中國之亡，救之不得，坐視不忍，大發浮海居夷之歎，欲行教於美，又欲經營殖民地于巴西，以為新中國。」1902年6月，梁啟超在《杭州白話報》上提出：「千句話並一句話，因為是舊中國不好，要想造成那一種新中國。」同年11月，他又在《新小說》雜誌上開始連裁兩己的政治小說《新中國未來記》，為國人展示了一幅以立憲民主為基礎的現代中國的理想藍圖。

到中華民國時期，「新中國」這個詞已相當流行，不過孫中山所言的「建設新中國」是引導國人為「創建民國」和「改造民國」而奮鬥。相對于清王朝來說，辛亥革命中創建的中華民國就是新中國，而不是舊中國。

中國共產黨成立前後，中國處在軍閥割據混戰的亂世，「因為民主政治未能成功，名為共和國家，實際上仍舊由軍閥掌握政權，這種半獨立的封建國家，執政的軍閥每每與國際帝國主義相互勾結」。為此，黨的二大指出：「統一中國本部(包括東三省）為真正民主共和國」。「用自由聯邦制，統一中國本部、蒙古、西藏、回疆，建立中華聯邦共和國」。隨著革命實踐的發展，全國規模、統一名稱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於1931年11月7日在江西瑞金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明確規定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性質：「中國蘇維埃政權所建立的是工人和農民的民主專政的國家。」

1935年12月的瓦窯堡會議通過了《中央關於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該決議指出，「把自己改變為蘇維埃人民共和國」，以「人民」取代「工農」，表示擴大了國家政權的階級基礎和社會基礎。

建立一個真正的民主共和國，是中國共產黨在新民主主義革命吋期始終不渝的追求。1936年8月25日，在《中國共產黨致中國國民黨書》中，中共將「蘇維埃人民共和國」改為「民主共和國」，這是從團結全國抗日救亡的歷史任務出發而提出的又一「新中國」口號。

1940年，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問世，正式回答了新民主主義革命要建立什麼樣的國家問題。毛澤東強調：「現在所要建立的中華民主共和國，只能是在無產階級領導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們聯合專政的民主共和國，這就是新民主主義的共和國，也就是真正革命的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義共和國。」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發佈紀念「五一」口號，號召「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並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在新政協籌備會議前，中共官方文件和領導人的講話、文章中，雖然曾交替使用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的稱號，但後者的使用頻率更高。

1949年6月15日，新政治協商會議第一次籌備會在北平中南海勤政殿開藉。籌備會選舉了以毛澤東為主任，周恩來、李濟深、沈鈞儒、郭沫若、陳叔通為副主任的常務委員會，秘書長為李維漢，副秘書長為余心清、齊燕銘等。關於國名問題，毛澤東在當天的會上發表講話指出：「過去，中華民國是名不副實的。現在，我們要建立一個名副其實的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他在講話結束時高呼了3個口號，其中第一個口號就是「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萬歲」。此時，「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這一名稱似乎已經成為中共確定的新中國的正式名稱。

然而，毛澤東在6月30日發表的《論人民民主專政》中，則只使用了「人民共和國」的概念。這表明，儘管當時「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在新中國命名中暫占上風，但國名問題仍然沒有解決，處於待定狀態。

到底是叫「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好，還是叫「中華人民共和國」好？可以說，國名問題是新政協籌備會在籌備政協會議期間討論與協商的一項中心議題。討論中，清華大學教授張奚若說：「我看叫『中華人民共和國』好。有『人民』就可以不要『民主』二字了，焉有人民而不民主哉？且『民主』一詞『Democracy』來自希臘字，原意與『人民』相同。」黃炎培和復旦大學法學教授張志讓主張要用「民主」二字，他們的書面意見是：「我國國名似可將原擬『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改為『中華人民民主國』，簡稱『中華民國』或『中華民主國』。」

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召開前，周恩來於9月7日向政協代表作了《關於人民政協的幾個問題》的報告，其中就國名問題解釋說：「在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的草案上去掉了『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的『民主』二字，去掉的原因是感覺到『民主』與『共和』有共同的意義，無須重複，作為國家還是用『共和』二字比較好。辛亥革命以後，中國的國名是『中華民國』，有『共和』的意思，但並不完全，可以作雙關的解釋，而且令人費解。現在我們應該把舊民主主義和新民主主義區別開來。」

9月17日，新政協籌備會舉行第二次全體會議，會議正式決定新中國國名為華人民共和國』。

9月26日上午，張元濟、何香凝等25人在東交民巷六國飯店商談國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否可以簡稱「中華民國」。黃炎培首先發言。他說：「我國老百姓教育很落後，感情上習慣用『中華民國』。一旦改掉，會引起不必要的反感，留個簡稱，是非常必要的。且政協3年一屆，3年之後，我們再來去掉，並無不可。」周致祥在發言中說：「我反對仍要簡稱。什麼中華民國？這是一個禍國殃民、群眾對它毫無好感的名稱，20多年來更是被蔣介石弄得不堪言狀了。我主張就用『中華人民共和國』，表示此次人民革命和辛亥革命的性質各不相同。」

隨後，年屆83歲的司徒美堂發言，表示「我尊敬孫中山先生，但對於『中華民國』4個字則絕無好感……我堅決反對什麼簡稱，我堅決主張光明正大地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於是，大家紛紛表示不用簡稱。周恩來最後說，我要把這些意見綜合送主席團常委參考，並由主席團常委做出最後決定。

9月27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討論和通過《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一致同意並決定：去掉國號後面「中華民國」的簡稱。至此，真正完成了新中國國號確認的法律程序，「中華人民共和國」國號正式被載人史冊。朱德副主席在9月30日的閉幕詞最後4個口號中，

明確喊出了「慶賀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誕生」。

10月1日下午3時，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大典在北京天安門廣場隆重舉行，毛澤東主席向全世界莊嚴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當天，全國已經解放的各大中城市都舉行了熱烈的慶祝活動，中華兒女縱情歡呼人民當家做主的新中國誕生。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國」漸漸就成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簡稱。

每當震撼人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響起時，「不願做奴隸」的民族、「萬眾一心」的民族、敢於「冒著敵人的炮火前進」的民族體內沸騰著龍的血脈，在前進的號角裏以最美的姿態走上世界舞臺中央。

（余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