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規矩,不成方圓。周恩來為什麼能「拒腐蝕,永不沾」而永葆革命青春?根本原因在於他能夠始終堅定革命信仰、時刻踐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他深知,作為黨和國家領導人應該帶頭遵規守矩,廉潔自律,決不能存有絲毫的特權思想。為此,他對自己及親屬,一概嚴格自律,為人表率,杜絕任何搞特殊的表現;對國家幹部(尤其是重要崗位的領導幹部),同樣抱著立黨為公、執政為民而極端負責的態度,嚴格要求,立下許多耐人尋味、彪炳後世的「規矩」。
立下著名的《我的修養要則》《十條家規》
1943年3月5日,在重慶開展工作的中共中央南方局書記周恩來迎來了45歲生日。
周恩來正在給青年作一場自我反省報告。他講述了自己的身世,簡要回顧了參加革命的經歷,剖析了自己的性格弱點,以反躬自省的精神對自己的經歷作了一個謙誠平淡的總結,並檢討自己「理論修養不夠,有些事務主義的作風」。他坦誠地說:「我參加革命迄今廿餘年,經實際鬥爭的鍛煉,培養了一些工作能力。但由於母教的過分仁慈禮讓,使自己也帶有幾分女性仁慈,如看見殺狗或殺其他生物總覺難過,缺乏一種頑強和野性,故對於黨內錯誤路線的鬥爭,往往走向調和主義……」周恩來在過生日之際,作這番深刻甚至有些過分的自我反省,這種直視自己弱點的胸懷,深深感動了在場的青年。
聽完報告,圍坐在草地上的青年們興奮地簇擁著周恩來走向辦事處大樓的救亡室。他們有個秘密,要給周恩來慶祝45歲生日。
當周恩來跨進救亡室時,一切都明白了。他被同志們濃濃的情誼感動了。他說:「抗戰建國大業尚未成功,唯有加倍努力才是。」略作停頓,周恩來指著那時較為奢侈的桌上一道飯——麵條,以不容爭辯的口吻說:「好吧,你們當然可以吃麵條,哪一天都可以,就是3月5日不行。」大家馬上向他懇求說,不是真的要辦一次祝壽宴會,他們不過是想讓伙房煮一些麵條換換口味罷了。最後,拗不過同志們的盛情,周恩來只好勉強同意,但卻嚴肅認真地強調一句:「你們一定要切記:下不為例啊!」於是,周恩來吃一碗壽麵以示紀念。那一桌菜卻成了同志們「打牙祭」的盛宴。
1943年3月18日,周恩來在自己的辦公室,以一個共產黨人特有的襟懷剖析自己、反省自己、要求自己,寫下了著名的《我的修養要則》:
一、加緊學習,抓住中心,寧精勿雜,寧專勿多;
二、努力工作,要有計劃,有重點,有條理;
三、習作合一,要注意時間、空間和條件,使之配合適當,要注意檢討和整理,要有發現和創造;
四、要與自己和他人的一切不正確的思想意識作原則上堅決的鬥爭;
五、適當地發揚自己的長處,具體地糾正自己的短處;
六、永遠不與群眾隔離,向群眾學習,並幫助他們。過集體生活,注意調研,遵守紀律;
七、健全自己身體,保持合理的規律生活,這是自我修養的物質基礎。
新中國成立後,周恩來掌握著黨和國家的大權,他兢兢業業為人民大眾謀利益,權力和無私伴隨了他的一生。他始終秉持如下的「過關」準則來約束、規範自己的思想意識和言行舉止,他說:「生活關分兩種: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物質生活方面,我們領導幹部應該知足常樂,要覺得自己的物質待遇夠了,甚至過了,覺得少一點好,人家分給我們的多了就應該居之不安。要使艱苦樸素成為我們的美德。這樣,我們就會心情舒暢,才能在個人身上節約,給集體增加福利,為國家增加積累,才能把我們的國家更快地建設成為一個社會主義強國。精神生活方面,我們應該把整個身心放在共產主義事業上,以人民的疾苦為憂,以世界的前途為念。這樣,我們的政治責任感就會加強,精神境界就會高尚……」「過親屬關,說起來容易,做起來就不那麼容易了。天天和你生活在一起的總有這麼幾口子。特別是幹部子弟,到底是你影響他,還是他影響你?這個問題十分重要……不要造出一批少爺。老爺固然要反對,少爺也要反對,不然我們對後代不好交代。」
為此,周恩來給自己和身邊工作人員早就「約法三章」,規定了「三不沾」:私人的事不坐公車,不沾國家的便宜;親屬來機關探親,就餐自己買票,不沾集體的財富;不得以總理的名義接待或收受禮品,不沾機關和個人的利益。
不僅如此,周恩來與鄧穎超還對親戚晚輩進一步嚴格要求,具體約定了《十條家規》:晚輩來一律住國務院招待所;晚輩不准丟下工作專程來看望他;不許動用公家的車子;不可說出與總理的關係;不許請客送禮;凡個人生活上能做的事,不要別人代辦;看戲以家屬身份買票入場,不得用招待券;一律到食堂排隊買飯菜,有工作的自己買飯菜票,沒工作的由總理代付伙食費;生活要艱苦樸素;不謀私利,不搞特殊化。
周恩來沒有子女,待侄女周秉建視同己出。就是這樣親的人,全國知青上山下鄉中,周恩來也把她打發去了內蒙古大草原插隊。後來周秉建參了軍,一次去看伯伯,周恩來卻勸她脫下軍裝,繼續回去當牧民。周秉建回到內蒙古又幾次放棄了上大學和去工廠的機會。她刻苦自學蒙古語,於1975年10月考入內蒙古大學蒙古語專業。畢業後,她遵從伯伯的教誨,又一次回到了已與自己結下不解之緣的大草原,真正找到了施展抱負的機會。
值得一提的是,對於自己傾心相愛、相濡以沫半個多世紀的革命伴侶鄧穎超,周恩來同樣公私分明,堅持原則,更加倍地謹慎處事,嚴格要求,始終如一地真正做到了嚴守黨內紀律和規矩。周恩來說:「我是政府總理,如果鄧穎超是政府裏的一個部長,那麼我這個總理和她那個部長就分不清了。人家會把她做的事當成是我支持的。這樣家庭關係、夫妻關係、政治關係、政府關係就混到一起去了,這不利於我們黨的事業,也不利於我的工作。」
1982年6月,在中國共產黨即將迎來61歲生日前夕,鄧穎超回憶起她和周恩來一起走過的崢嶸歲月時,十分感慨地說:「在黨內幾十年政治生活中,我親眼看到的一個始終嚴格遵守黨的保密紀律的共產黨員——周恩來同志。」鄧穎超說,她和周恩來戀愛的時候,都不知道對方是共產黨員。他們在通信中,從不提黨的紀律不許說的事情,僅僅談論自己和朋友們的思想認識,傾吐自己的理想,訴說對革命的嚮往。直到周恩來回國後經組織溝通,才知道彼此都是黨員。結婚後,周恩來和鄧穎超也常常相互提醒,在任何情況下都要嚴守黨的紀律,保守黨的機密,並認為黨的紀律對於每一個黨員來說都絕無例外。
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中共黨組織全部轉入地下秘密狀態。面對國民黨反動派的瘋狂鎮壓,黨中央研究了當時的局勢,決定在南昌舉行武裝起義,對國民黨反動派進行反擊,並決定派周恩來擔任黨的前敵委員會書記,到南昌去領導這次起義。7月19日,周恩來就要離開武漢,當天晚飯前後,他才告訴鄧穎超:我今晚要去九江。去幹啥?要多久?周恩來什麼也沒有講。直到50多年後,鄧穎超回憶起這件事情的時候說:「我們只是在無言中緊緊地握手告別。這次分別後,不知何日相會?在白色恐怖的歲月裏,無論是同志間、夫婦間,每次的生離,實意味著死別呀!後來還是看了國民黨的報紙,才知道發生了南昌起義。」
當周恩來冒死去從事黨的工作的時候,作為妻子的鄧穎超還不知道自己的丈夫要去哪里,要去幹什麼。新中國成立後,在周恩來的辦公室,周恩來經手的文件,都有極為嚴格的保密制度。直到周恩來得了癌症,有些秘密不說可能永遠都沒有機會說了,他對鄧穎超說:「我肚子裏還裝著很多話沒有說。」鄧穎超回答他:「我肚子裏也裝著很多話沒有說。」
黨的利益高於一切,黨的秘密比自己的生命還重要。這就是共產黨鐵的紀律,這就是黨的事業堅不可摧的一個重要原因。
對於重大問題,我們主要領導幹部一定要親自出馬,這要成為一條規矩
作為國家總理,周恩來常常在發生重大事件時,第一時間趕到現場去調研摸清情況,作出正確的處理意見和實際指導。這樣的率先垂範、以身作則典型事例俯拾皆是。
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喜訊傳到了北平電車廠,工人們欣喜若狂,又恰逢北平解放後第一個「五一」國際勞動節即將來臨,廠裏決定當晚把電車裝扮成彩車,第二天一早讓市民們共同分享喜悅。工人們熱火朝天地幹了起來,一輛輛電車被張貼上彩色宣傳品。
25日凌晨1點,工人們收工回家休息。但他們無論如何也想不到,第二天一早,他們看到的是慘不忍睹的一幕。
這天凌晨兩點,崇文門外東北平電車公司南廠停車場突發大火,消防隊接警後奮力撲救4個小時,才將大火撲滅。一場大火燒毀了修好的機動車29輛、拖車11輛、未修好的機動車13輛、拖車6輛,共計59輛電車,並燒毀104間鋼筋水泥結構的廠房,損失折合當時幣值(舊幣)兩億多元。
事件發生後,火災所在地的外三分局及時向市公安局第三處(治安處)作了報告。當時值班的是第二副處長賀生高,他接到報告後,因為考慮到上午就要參加市公安局主要領導同志的會議,到時候再報告不遲,所以沒有及時按系統向上報告。
當天上午8點,中央當時負責分管公安工作的中央社會部部長李克農召集北平市公安局主要領導同志開會。周恩來也來到東城區弓弦胡同的中央社會部,聽取北平市公安管理工作和社會治安情況彙報。原來,自3月25日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進駐北平後,周恩來副主席非常關心北平的公安工作和社會治安情況,曾向李克農詢問過北平市公安局的工作情況,李克農因此決定就此問題召集市公安局開會,當面向周恩來彙報。
市公安局參加彙報會的有局長譚政文、秘書長劉進中、機關黨委書記劉湧和幾個處的正副處長。譚政文首先向周恩來彙報了市公安局對國民黨特務分子的清理和對社會治安進行整頓的情況。周副主席聽了很滿意,並就情報保衛工作講了一段發人深省的話。與會同志們聽完周恩來的講話,不時地點頭稱是。譚政文接著又彙報了市局近期的工作情況和下一步工作打算。李克農讓大家發表意見,補充情況。
在座談中,賀生高站起來,向大家彙報了當天凌晨「電車廠重大火災」的情況。周恩來一聽到這個情況,馬上問:「哪兒的電車廠著火了?南京嗎?」賀生高回答說:「北平。這兒的電車廠著火了。」周恩來對此很重視,便進一步追問:「老譚,怎麼回事?」
譚政文事先沒接到報告,一點情況都答不上來,只好問三處第一副處長武創辰。豈料武創辰也是一無所知。當時在場的市公安局的同志除賀生高外,全都不知道。這一來,周恩來很生氣,說:「這個會先不開了。這樣大的事情,誰都不知道!現在就到現場看看去。」
周恩來隨即帶領譚政文、劉湧和武創辰趕去現場。
到了外三分局,正碰上分局長慕丰韻在辦公室,他一見周副主席和譚局長來了,連忙親自接待。周恩來不等坐下,就問慕丰韻事故經過和現場情況。慕丰韻對答如流,周恩來露出了滿意的神色,接著又問:「你什麼時間到的現場?」慕丰韻馬上回答說:「我剛從現場回來。」周恩來又問:「你是夜裏去的嗎?」慕丰韻回答:「沒有,我是今天早上去的。」周恩來有些生氣地說:「又是一個官僚主義,你應該夜裏就去現場!」
周恩來接著又語重心長地說:「小慕啊,前清時,縣太爺聽說哪兒著了火,都親自到現場。我們是人民政府,是為人民服務的。今後,你們公安局的領導遇上大的案件、事件,必須親自到現場!」
周恩來聽完慕丰韻彙報後,又趕到現場查看情況。隨後,在譚政文等人的陪同下,回到李克農的辦公處繼續開會。
下午會議臨結束時,周恩來作了重要講話。他首先批評了市公安局領導同志中存在的官僚主義作風。他說:「發生這麼大的事情,領導不到現場,甚至都不知道。」對此,周恩來專門作了指示:「北平發生重大事故,公安局長、處長要去現場調查情況、處理問題。」
根據該廠工會負責人和工友的反映,再加上公安局根據現場情況的分析,顯然是廠內的特務分子搞破壞製造的。廠內工人義憤填膺,強烈要求查處廠裏的特務。市公安局立即將嫌疑重大的焦家駒、董元及廠內兩個中統組織的成員高樹桂、鄂振等全部拘捕偵訊,偵破了這起縱火事件。
那天散會回到局裏後,市公安局馬上就周恩來的指示進行討論,並作了相應規定:以後凡發生重大事故,市公安局、有關業務處、分局領導必須親自趕到現場瞭解情況,指揮工作。這項規定逐步成為很多部門的制度和作風,一直沿用至今。
1958年夏季,黃河下游出現了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黃河花園口的洪峰流量達到2.23萬立方米/秒。7月17日夜裏23時10分,異常兇猛的洪峰到達花園口。濁浪排空的洪流,一出峽谷就把鄭州黃河鐵橋沖斷兩孔,致使京廣鐵路中斷。這既影響了運輸貨物,也影響了人民生活。黃河大堤面臨著決堤的危險,河南、山東等省千百萬人民的生命財產受到了嚴重威脅。這確屬歷史上罕見。
當時周恩來正在上海開會,他在18日收到黃河水暴漲的急電後,立即暫停會議,與時任鐵道部部長呂正操同乘飛機直奔河南花園口。
下飛機後,周恩來馬上召集黃河水利委員會和有關專家開會。認真聽取彙報,邊聽邊問,對一些具體問題進行了詳細的瞭解。同時派人去圖書館查找相關資料。他當時一再強調說,上游沒有水庫,要認真對待,不能有絲毫的麻痹大意。周恩來問黃委會主任王化雲,給兩省商量了沒有?王化雲作了回答。周恩來還發動專家集思廣益,專家們紛紛獻計獻策。周總理的參戰,對大家是一種極大的鼓舞,堅定了人們戰勝洪峰的決心。經過反復研究論證,他最後批准了不分洪戰勝洪水的建議,果斷地做出了力挽狂瀾的決策。周恩來還指示河南、山東省委,要加強領導,黨政軍民全力以赴,加強防守,確保安全,戰勝洪水。
最感動人心的是,會議結束時已是晚上10點多鐘。但是周恩來不顧連續工作和旅途的勞累,執意要馬上親自到河灘察看險情和搶修黃河鐵橋的情況。這時天正下著大雨,周恩來在河南省省委書記和省長的陪同下,冒雨涉水來到黃河岸邊,深夜親臨大橋上搶險救災現場視察。「周總理來了!周總理來了!」正在極度緊張地同洪水搏鬥的防汛大軍,突然發現周總理身穿短袖衫淋著雨出現在他們當中時,大家心情都無比激動,感動得熱淚盈眶。人們奔走相告,個個精神抖擻,力量倍增。
就在滂沱大雨中,周恩來全然不顧渾身的雨水,對抗洪救災的軍民作了動員。他鼓勵大家要同暴風雨和洪水作鬥爭。
周恩來講話後,又同幹部、工人一起研究修橋方案,一起戰鬥,直到深夜兩點鐘才離開。這一天,他從上海到河南,一直忙碌了18個小時,回到列車上,還要繼續聽取根治黃河的彙報。
在周恩來的親切關懷和鼓舞下,工人們日夜苦戰,攻克了一個個難關,按預定時間於8月1日修復了黃河鐵橋,使京廣線通行無阻。河南、山東兩省200萬軍民,團結奮戰,經過10個晝夜的艱苦鬥爭,加高加固了黃河大堤,使異常兇猛的洪流乖乖地流入了大海,化險為夷,取得了抗洪鬥爭的偉大勝利。
聽到鐵路通車的消息後,8月5日,周恩來又一次來到鄭州,到工地上細心地檢查了鐵橋的質量,並且對防洪工作作了指示。
1963年5月1日,周恩來得悉我國自行研製的第一艘萬噸貨輪「躍進號」不幸在首航日本途中沉沒,當即指示海軍迅速派軍艦前往營救。當時還不清楚沉沒原因,外電議論紛紛,被救回來的船員也眾說不一。周恩來決定先查明情況再作處理,並親自主持調查這起「躍進號」沉沒事件。他指示新華社待情況弄清後再發表正式聲明,並立即成立專門小組調查此事。周恩來先後四次主持召開專家、船員會議,向事件親歷者、專家、技術人員和有關負責人反復調查瞭解情況。
5月12日,周恩來在上海聽取東海艦隊和上海海難救助打撈局關於出海調查準備工作的彙報。
周恩來還讓海軍參謀把海圖拿來,一邊看圖,一邊認真地聽取東海艦隊和海上打撈局對出海調查準備工作的彙報,還不時地詢問情況。
當海軍司令部副參謀長彙報到出海艦隊編隊的領導幹部組成情況時,周恩來突然問:「怎麼都是艦隊的副司令、副政委出海?艦隊司令、政治委員呢?」
艦隊領導面面相覷,沒想到總理會提出並強調這一問題。
周恩來又一次用非同尋常的語氣對艦隊領導們說:「‘躍進號’沉沒事件,已成了國際事件了。對於這樣的大事,我當總理的要抓;你們這些當司令、當政治委員的,也要親臨第一線,不能只交給第二把手、第三把手!」
這個原先在海軍領導機關中不成其為問題的問題,被周恩來一說,還真使他們茅塞頓開。東海艦隊的司令員和政委當即向周總理表示:「我們親自去!」
周恩來點點頭說:「好,對於重大問題,我們主要領導幹部,一定要親自出馬,這要成為一條規矩。」
他接著強調:「主要領導幹部不但要親臨第一線,還要善於抓住帶有關鍵性的問題不放,一抓到底!」
為進一步摸清事實真相,取得物證,周恩來決定派人出海進行現場調查。
出海編隊克服重重困難,拍下了現場有關照片,取回了航海日誌和其它實物,以確鑿的物證證明「躍進號」是偏離航向觸礁沉沒的。新華社隨即發表聲明,平息了外國的猜測和議論,外電轉而讚揚中國的務實態度。
周恩來總是在事關千萬萬群眾安危的關鍵時刻,不顧個人安危及時出現在事發現場。無論是黃河洪峰還是邢台地震,無論是電車廠突發大火還是首艘萬噸貨輪」躍進號」沉沒,他總是不畏艱險,體察民情,集思廣益,帶領群眾力排萬難,贏得抗災勝利。他確實是嚴立規矩又能按這些規矩辦事的人民的好總理﹗
(孟紅/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