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是繼「工業、農業、國防、科學技術」

四個現代化之後，中共提出的又一個現代化戰略目標。

中國各地各部門學習十九屆四中全會精神，成為2019年年底的時政熱點。

除中央宣講團奔赴各地傳達會議精神，各省組建的宣講團隨後也巡迴開講。同時，包括中共政治局高官在內的多名高級領導幹部，連續在《人民日報》密集發表文章，聚焦的主題都是四中全會。這些文章被認為針對性很強。

自2019年11月15日以來，已有中國國務院副總理韓正，中央書處書記、中央辦公廳主任丁薛祥，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王農，中宣部部長黃坤明，中國國務院副總理劉鶴，中央軍委副主席許其亮等人先後撰文。

為期4天的中共第十九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於10月31日在北京閉幕。據新華社當天發佈的官方公報介紹，「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是全黨的一項重大戰略任務」。

11月5日，會議閉幕5天後，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茁大問題的決定》，以及中共總書記習近平關於《中共中央關於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的說明，全文發佈。

在四中全會召開當天，《人民日報》等多家官方媒體，在頭版刊登新華社文章《開辟「中國之治」新境界》，將中共四中全會的制度性頂層設計稱為「中國之治」。「這是歷史上從沒有過的新型國家治理體系。」《人民日報》（海外版）發表的文章稱。

文章稱，「天下大治是古往今來無數治國者孜孜以求的理想，也是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矢志不渝的追尋。」而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是繼『工業、農業、國防、科學技術』四個現代化之後，我們黨提出的又一個現代化戰略目標，指引社會主義中國繼續前行。」

總目標6年前提出

「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這個被中國官媒總結為「第五個現代化」的稱謂，首次提出是在2013年。在當年召開的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上，它被作為中共全而深化改革的總目標，第一次提上日程。

當時，中共提出可視為頂層設計的「全而深化改革」方案，公佈了60項重大改革，具體任務320多項，對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生態，做出五位一體的全方位布局，並提出全而深化改革總目標，就足「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此後，圍繞經濟、社會、文化、生態等各方面的改革依次拉開帷幕。其中最為人們所矚目的，就是2018年十九屆三中全會公佈的《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的方案》。這個改革方案，不僅全而加強了「黨」的職權，從中央到地方各級、各個領域，全而加強「黨的領導」，還對中共黨政機構進行了全盤調整重構。

經過一年半緊鑼密鼓的調整，官方在2019年7月份召開的「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總結會上通報這次改革的情況，規模可謂龐大。比如，中央和國家機關層面，這次機構改革涉及180多萬人，涉及管理體制、機構設置、職責和人員調整的部門達80多個；中央層面，共精簡內設機構107個，精簡15.4%；精簡司局領導職數274名，精簡10.8%；精簡編制713名，精簡3.1%。

地方省級層面，黨政機構較改革前減少8個，減少0.43%；行政編制減少1343名，減少0.6%。市級層面，黨政機構減少1501個，減少7.23%；行政編制減少461名，減少0.03%。縣級層面，黨政機構減少5362個，減少5.26%；行政編制減少3092名，減少0.14%。

不過，在這次階段性總結會議上，中共總書記習近平表示，完成組織架構重建、實現機構職能調整，只是解決了「面」上的問題，真正要發生「化學反應」，還有大量工作要做。有觀察人士認為，本屆四中全會所涉及的「若干重大問題」，應該就與習近平所說的「化學反應」有關。

因為截至目前，包括以上機構調整在內的制度變革，還基本屬于「治理體系」和制度層面的調整，而「治理能力現代化」，則需要治理者的能力能夠符合現代治理的要求，讓制度調整與人的能力之間產生「化學反應」。

該觀察人士分析，不同於此前的「四個現代化」，「第五個現代化」的側重點不在經濟、物質等器物層面，而是涉及經濟政治社會各方面治理體系的改革，以及治理人員的能力提升。這個現代化，當然包含政治上的改革，但絕不是西方意義上的民主化改革，更多是一種治理層面改革，而目標足鞏固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

這一點，不論是從中共近幾年的施政方向，還是商層領導的表態來看，都是很明確的。此次四中全會《決定》稱，治理現代化的方向是鞏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而不是「西化」，而習近平也多次在中共高層會議中，提出要警惕兩方打著「自由民主」「普世價值」旗號而推行的顏色革命。

包括前面提到的黨政機構改革，中共出臺了上千條的改革措施，包括人少、財政、司法、社會治理等方方面面，但圍繞的中心都是如何在既有體制也就是「黨領導一切」的前提下，提升中共的領導能力和現有體制的治埋效率，推動依法治國。

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

2014年2月，中共省部級高級官員的一個學習班上，習近平曾回憶起自己看到1992年鄧小平南方談話時的感想。他的原話是，「『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時間，我們才會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這個制度下的方針、政策，也將更加定型化。』當年看到鄧小平同志這段話，我腦子裏就浮現幾個問題：為什麼鄧小平同志要強調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什麼是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為什麼鄧小平同志要強調『再有30年的時間』才行？在主持起草三中全會決定過程中，我覺得鄧小平同志講的『再有30年的時間』就是2022年，時間很緊了，必須儘早把這個戰略構想落下來，提出一個總目標，並用它來統領各領域改革。」

這被視為「第五個現代化」的緣起，也是此次十九屈四中全會的核心議題，更楚習近平要在中國進行大規模現代化治現的「初心」。

根據10月24日召開的中共政治局會議，此次全會還首次提出實現「第五個現代化」的三步走時間表和路線圖：

到中共成立100年時，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上取得明顯成效；到2035年，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基本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到新中國成立100年時（2049年），全面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更加鞏固、優越性充分展現。

這個時間表和路線圖，與中共十九大給出的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建成現代化強國的路線圖，無論從時間節點，還是終極目標上，都步調一致。

在中共十九大上，習近平宣示中國進人新時代，給出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路線圖：2020年，全而建成小康社會；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到2049年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2035年和2049年都是重要的時間節點。

「經國序民，正其制度。」這是最近官方媒體在闡述制度進行頂層設計時頻繁引用的話，語出《資治通鑒•漢紀十》，其意為：治理國家，使人民安然有序，就要健全端正各項制度。

官媒報道指，作為十八屆三中全會全而深化改革總目標，此次聚焦「第五個現代化」，是因為中國既適逢難得歷史機遇，也面臨重大風險考驗，如何順利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需要把中國的制度優勢更好地轉化為國家治理效能。

這兩句簡短的官方總結，其實可以用更通俗的話來表述。

在過去的改革歷程中，伴隨著巨大的改革成果，亦產生了大量問題。如城鄉二元結構困境、人口資源環境壓力、教育醫療住房安全問題，民主法制不健全，社會誠信缺失、道德失範，社會維穩難度日益加大，政府失位，機構臃腫，分工重叠等等，這些現象亟待改變。而面臨新形勢新任務，一些領導幹部還存在「本領恐慌」，一些領域的腐敗現象仍然比較嚴重，社會不滿情緒一觸即發。

這些存在的問題，說明當前中國在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方面，面臨著新的嚴峻挑戰。因此，中共才會從頂層設計角度推出「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戰略部署，希望這些問題能夠自上而下予以解決。

簡單地講，治理體系是指制度，治理能力是指人。治理體系現代化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其實要追求的是制度和人相互適應、相互促進的理想效果。黨是改革的總體主導者，而這場改革的具體執行，最終還是要落實到執政團隊裏基本單元的每一個個人。

也就是說，在中共治理體系現代化大體完成之後，接下來將著力于治理能力現代化，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在很大程度上就體現在這支執政團隊所有官員執政能力的現代化。唯有如此，方能應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

在不同場合，習近平曾對執政團隊有過不同側面的論述。例如在2013年全國組織工作會議上提出，要建設一支「宏大的高素質幹部隊伍」，「好幹部要做到信念堅定、為民服務、勤政務實、敢於擔當、淸正廉潔」。

2019年2月發表的署名文章《努力造就一支忠誠乾淨擔當的高素質幹部隊伍》中，他列舉了官員們能力不足、「本領恐慌」的一些例子，「在紛繁複雜的形勢變化而前，耳不聰、目不明，看不淸發展趨勢，察不出蘊藏其中的機遇和挑戰；貫徹新發展理念、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找不到有效管用的好思路好辦法；而對信息化不斷發展，不懂網絡規律、走不好網上群眾路線、管不好網絡陣地，被網絡輿論牽著節子走。」

「兩個維護」不能層層套用、隨意延伸

11月丨8日，中央辦公廳主任丁薛祥在《人民日報》發表的署名文章中重中，中共提出的「兩個維護」，專指習近平與黨中央，不能層層逛用、隨意延伸。此舉被認為是對「兩個維護」執行不力甚至跑偏的批評和糾偏。

「兩個維護」是指維護習近平黨中央的核心、全黨的核心地位，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2017年中共十九大後，中共將「兩個維護」樹為全黨最根本的政治任務、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

丁薛祥在文韋中說：「要深刻認識到，『兩個維護』有明確的內涵和要求，維護習近平總書記核心地位，對象是習近平總書記而不逛其他任何人；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對象是黨中央而不是其他任何組織。」

中共中央辦公廳一般簡稱中辦，它是中南海辦公中樞，屈於中共核心部門。其中第一項職責就是負責「中央重要工作部署貫徹落實的督促檢查，中央指示、中央領導同志批示的轉達和催辦落實」。

丁薛祥的表態，明顯有現實針對性。他在文章中指出：「要看到，有的黨員幹部對『兩個維護』理解不全面、把握不準確.有的對一些『低級紅』『高級黑』現象辨別不清、鬥爭不夠，甚至摻雜私心雜念，影響到『兩個維護』的效果。這些問題需要認真解決。」

他強調：「『兩個維護』既不能層層套用，也不能隨意延伸。『兩個維護』在本質上是一體的，維護習近平總書記核心地位，就是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首先要維護習近平總書記核心地位。」

有分析指，丁薛祥要求深刻理解「兩個維護」的內涵，主要是針對黨內外對「兩個維護」的誤讀，尤其是禁止中共各級組織層層都喊維護自己的權威，層層都喊向自己看齊，結果是損害「兩個維護」。

丁薛祥說：「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這個沿本質特征和最大優勢，核心就在於堅定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在國家治理體系的大棋局中，黨中央是坐鎮中軍帳的『帥』，車馬炮各展所長，一盤棋大局分明。」

而過去一段時間內，「無視黨中央權威的現象廣泛存在，有些還很嚴重」。在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室新近編輯出版的《論堅持黨對一切工作的領導》一書中，習近平舉例說，「有的立場不穩、喪失原則，在重大原則問題和大是大非面前立場搖擺、態度曖昧，沒有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有的自以為是、胡言亂語，在重大政治問題上公開發表同黨中央精神相違背的意見，對黨中央大政方針說三道四；有的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在貫徹黨的決議和黨中央決策部署上搞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有的明明知進有問題，不但不抵制不報告，反而躋身其中、推波助瀾，對黨中央搞小動作；有的弄虛作假、欺上瞞下，事前不請示，事後不報告，或者只報成績不報問題和缺點，向黨中央打埋伏；有的自作主張、瞞天過海，對黨中央決策部署打折扣、做選擇、搞變通，致使黨中央決策部署在貫徹執行中變形走樣、落不了地；有的狂妄自大、陽奉陰違，把自己凌駕於黨組織之上，把自己主政或分管的地方和部門當成『獨立王國，『私人領地』，擁護黨中央的口號喊得震天響，實際上卻是公開或者變相販賣私貨，背著黨中央另搞一套；有的野心膨脹、權慾薰心，在黨內培植個人勢力，搞各種非組織派別活動，甚至公開搞分裂黨的政治勾當，同黨中央對著幹。」

在外界呑來，中共十八大是中國政治的一個分水嶺。自此之後，中國逐漸形成了以習近平為「核心」的新的領導集體。此後中共中央的一些舉措，諸如通過強有力的反腐肅紀、成立多個中央領導小組、黨建強化「四個意識」（政治意識、大局意識、核心意識、看齊意識）和「兩個維護」等做法，都是在鞏固習近平作為中國政治運轉「核心」的結果。

對於「兩個維護」，習近平本人也有表態：「黨中央的核心、全黨的核心，對我來說就是責任。我要用畢生精力和全部生命來回報黨和人民的信任，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赴湯蹈火、萬死不辭。」

警惕「顯著優勢」下的隱憂

在四中全會召開前一個月的9月24日，中共政治局在中南海舉行第十七次集體學習，為四中全會的召開進行預熱、鋪路和統一思想，主題為「新中國國家制度和法律制度的形成和發展」。

習近平表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國家制度和法律制度是「人類制度文明史上的偉大創造」。他同時強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植根於中華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所積澱的深厚歷史文化傳統……經過了長期實踐檢驗」。

他還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國家制度和法律制度是一套行得通、真管用、有效率的制度體系，這是我們堅定『四個自信』的一個基本依據。」「四個自信」，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此次四中全會《決定》中，也明確提到「十三條顯著優勢」。但在鋪陳優勢的同時，也並未回避自身的短板與弱項，明確要求「著力固根基、揚優勢、補短板、強弱項」。

2019年10月出版的《求是》雜誌，刊發了習近平在2018年新晉中央委員會委員、候補委員和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學習貫徹十九大精神研討班上的講話，就直接提到，「影響黨的先進性、弱化黨的純潔性的各種因素具有很強的危險性和破壞性，黨面臨的執政考驗、改革開放考驗、市場經濟考驗、外部環境考驗將是長期的、複雜的，黨面臨的精神懈怠危險、能力不足危險、脫離群眾危險、消極腐敗危險將是尖銳的、嚴峻的。」

同樣是這篇講話，從中不難符出，歷史作為一面鏡子，對中共的啟示意義。

比如，為了說明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必要和重要性，習近平從秦始皇統一六國後亡，談到漢朝經歷「文景之治」、漢武帝稱雄後由盛轉衰，一直到經歷「開元盛世」的唐明皇、唱著「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民謠的乾隆後期……最後得出結論——回顧封建王朝的興衰更替史，不難看出：有些封迚王朝開始時順乎潮流、民心歸附，尚能勵粘圖治、以圖中興，遂致功業大成、天下太平，但都未能擺脫盛極而衰的歷史悲劇。

他分析，導致悲劇的原因很多，其中一個共同的也是極其重要的原因，就是統治集團貪圖享樂、窮奢極欲，昏庸無道、荒淫無恥，吏治腐敗、權以賄成，又自己解決不了自己的問題，搞得民不聊生、禍亂並生，終致改朝換代。

此外，為了說明官員理想信念的重要性，習近平再次提及蘇聯解體和蘇東劇變，「我們常說，基礎不牢，地動山搖。信念不牢也是要地動山搖的。蘇聯解體、蘇共垮台、東歐劇變不就是這個邏輯嗎？蘇共擁有20萬黨員時奪取了政權，擁有200萬黨員時打敗了希特勒，而擁有近2000萬黨員時卻失去了政權。我說過，在那場動盪中，竟無一人是男兒，沒什麼人出來抗爭。什麼原因？就是理想信念已經蕩然無存了。」

從某種程度上說，也許正因在傳統蘇聯高度集中的政治僵化體制與西方資本主義民主體制兩種模式的「夾縫」中可以騰挪轉移的空間日益逼仄，中共才迫切需要進行突圍，尋找到一種新的出路，鞏固其執政根基。而此次四中全會提出的，以「第五個現代化」重構國家治理體系，或可視為習近平領導的中共中央給出的「中國方案」。

（張弛／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