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個平凡的中國人都有自己的夢想，這些夢想彙聚在一起，就是中國夢。在實現中國夢的征程中，新時代的女性承擔著重任。事業上，她們追求卓越；家庭裏，她們營造和諧；社會中，她們扮演著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她們內心自信，她們目光堅定，她們風采照人，她們創造著令人尊敬的價值，也閃耀著屬於自己的光芒。
強大的女性有怎樣的共同特質？拼搏，認真……還有一點：敢於做夢。夢想成為她們人生的動力，事業的推力，社會角色的助力。
9月19日下午，由上海市婦女聯合會和新民週刊社聯合主辦的書香女性講壇「我的初心我的夢」——慶祝新中國成立70周年暨《女神的足跡》新書發佈會，在交通大學文治堂拉開帷幕。上海報業集團新民晚報社黨委書記、社長朱國順，上海市婦聯副主席翁文磊出席本次講壇。作為市婦聯和新民週刊社的品牌活動，已經舉辦到第六屆的講壇，一如既往地關注女性成長，請到了著名演員王琳，國家一級演員、上海戲劇家協會副主席史依弘，國家一級演員、上海越劇院一團團長、著名花旦方亞芬，上海自行車擊劍運動中心黨總支書記陶璐娜，上海隧道公司高級工程師、中共十九大代表何小玲作為講壇嘉賓，分享她們的初心與夢想，探討夢想對於女性成長的獨特價值。
「假如用一個字來形容上海的女性，我想這個字大家很容易想到，就是一個『嗲』。我是土生土長的上海人，我想『嗲』字能夠更好體現男同胞對於女同胞的崇敬和敬仰之情。」朱國順在發言中用一個「嗲」字來概括上海女性的特徵，「女性講壇連續六年以不同的主題來共同探討女性在上海的發展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講壇五位嘉賓身上所體現出來的時代風采，正好契合女性講壇的主題『我的初心我的夢』——有夢想才有未來，有初心才能真正擔當起我們的使命。」
或許有人會認為，「嗲」是「作」的代名詞，女人嗲一點，作一點，更有女性魅力。但其實在上海話中，這個「嗲」字不僅概括了女性的柔美風情，更有「贊」的意思。女性的魅力，不僅在於舉手投足間的柔美風情，更在於她們為了夢想不斷奮鬥、在各自的領域創造出令人稱道的價值。
都是奔跑者、都是追夢人
上海女性，歷來是中國現代女性的象徵，一直以獨立、理性、時尚著稱。從歷史上看，上海是中國近代女學之風的發源地，也是我國第一代產業女工的誕生地，上海女性因為較高的經濟參與和文化教育水平，在作家文人眼中素來是上海的城市形象、城市個性和名片。
現代上海女性敢想、敢做、敢闖的精神從哪里來？翻閱《女神的足跡》一書，我們會找到答案：在書中精選的70處上海歷史景點背後，到處都有上海「女神」的足跡留下。
以黨史為例，中共一大召開時，會址的房主就是一位女性；而中共二大會址也是平民女校舊址，是我黨最早培養婦女幹部的學校，女性也在這片熱土上拋頭顱、灑熱血——「龍華二十四烈士」中就有三位是女性。革命年代的女性，不僅巾幗不讓鬚眉，還在各自擅長的領域發光發熱——「鑒湖女俠」秋瑾曾在上海創辦《中國女報》，主張男女平權，反對包辦婚姻和纏足，呼籲婦女走向社會；中共第一任婦女部長向警予曾在上海領導婦女運動；而「七君子」之一的史良女士在上海開業任律師時，曾辦理過營救鄧中夏等中共地下黨員的多起案件。
再看聖瑪利亞女校，將「非梧桐不棲，非醴泉不飲」的鳳凰作為學校標誌，培養出來的女學生大都諳熟社交禮儀、通曉英文，富於文學藝術的修養。更名為「上海市第三女子中學」之後，辦學宗旨依然一脈相承，目標是培養「IACE 女孩」，IACE分別取自英文單詞Independence（獨立）、 Ability（能幹）、Care（關愛）和Elegance（優雅）的第一個字母。
現如今，上海的女科學家人數和比例都在全國處於領先地位——上海天文館的65米射電望遠鏡由女院士葉叔華促成興建；尋找「基因鑰匙」的女科學家張永蓮，2001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矢志不移的昆蟲學家尹文英，通過十年努力，撼動了國際上被視為經典的屠格森分類體系……
「看到這些活生生的例子，我們會發現中國夢一點也不抽象，它是實實在在、真真切切的。上海女性的聰慧和堅韌，被這一幅幅圖片、一行行文字、一件件實物、一段段講述忠實記錄下來，沿著先輩的足跡一路前行，更能體味到什麼是來之不易。」市婦聯副主席翁文磊告訴《新民週刊》，「上海歷來得風氣之先，上世紀初，穿著藍布旗袍走在街頭的上海女學生，代表著當時上海女性的新形象，海派文化時髦洋氣的背後是掙脫桎梏的努力，從狹隘走向寬容、從封閉走向開放、從守舊走向創新。作為全國最大的經濟中心城市，上海也從未遺失婉約靈秀的江南品格，守時敬業、耕讀傳家，重規則、講信用，江南文化中的一花一葉一針一線，都透露著上海女性對生活的仔細體認。曾經有位三八紅旗手動情地說，她覺得與先輩所做出的犧牲和奉獻相比，自己取得的任何成績都微不足道——其實我們和先輩一樣，都是奔跑者、都是追夢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擔當和使命，正如習總書記所說，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一場接力跑，我們要一棒接一棒地跑下去，每一代人都要為下一代人跑出一個好成績。」
讓楷模告訴你，你不是一個人在戰鬥
今天，我們追隨著女神的足跡，為的是不忘來時路，為的是探尋初心。
所謂的「初心」，其實就是一個人立志的過程。
在講壇上首位發言的方亞芬，是越劇袁派的最佳繼承人、上海越劇一團團長，也是戲迷口中的「方女王」，創下許多個「第一」，自己卻戲稱是一個「很二」的人——不僅因為出生在2月，而且名字裏的「亞」字也是第二的意思，父母希望能夠永遠寵愛這個小女孩，然而方亞芬對自己所從事的戲劇事業，卻是「從無二心」。1987年她如願從上海戲曲學校畢業，進入上海越劇團青年團，漸漸卻發現：身邊的人怎麼越來越少了！許多同學改行了、出國了，但方亞芬想到的卻是：「我當時從寧波出來是多麼地不容易，在上海要比別人多一分努力，比別人多一分辛苦。」她耐住了清貧，耐住了寂寞，一直堅守著自己。「上海的女人美在哪里？我覺得是『堅韌』。」方亞芬說，「女性有很多柔弱的地方，也有嗲的地方，還有美的地方，但上海女人的內心有一股韌勁。儘管家裏面很艱苦，但在外面她絕對要有自己的主心骨。」
和方亞芬一樣有主心骨的女人，還有上海京劇院的梅派大青衣史依弘。當年進戲校的時候，文化考卷上有一道題：你為什麼來學京劇？她毫不猶豫寫了一句話：「為國爭光」。回家後，和爸爸說起，爸爸卻說不對，應該是「為人民服務」。從此，為國爭光和為人民服務，都鐫刻在了史依弘的藝術生涯裏。七年武旦學徒，奠定了史依弘唱做俱佳、文武兼善的基礎。她扮相俊美清麗，嗓音寬亮動聽，做工細膩沉穩，颱風端莊大方，舉手投足都是大家風範，登上舞臺之後，22歲就因新編戲《扈三娘與王英》得遍了梅花獎、白玉蘭獎。多年後回想，史依弘覺得自己的初心沒變，為國爭光，為人民服務。2015年，她成立了自己的文化公司，今年，她創新演出的《新龍門客棧》好評如潮。在評論家眼中，這出女性主義色彩濃郁的京劇，打破了傳統戲裏「女性總被男性定義」的壁壘，京劇裏還是第一次出現如此這般自己的命運自己說了算的女性，令人眼前一亮。
與之相比，演員王琳的初心可能顯得比較微觀——17歲第一次被老師推薦去給大導演斯皮爾伯格的《太陽帝國》擔任群演，王琳在連續三天不停的奔跑中完成了人生第一次懵懂的「跑龍套」。當時的她，還談不上遠大抱負，心中只有一個樸素的想法：當演員酬勞可觀，可以幫補家裏了。作為1970年代出生的孩子，少時家庭條件普遍都不寬裕。王琳開始嘗試接拍一些小角色，慢慢地，對表演產生了一定的興趣和自信，也萌發了要考上海戲劇學院的念頭。從進入上戲開始，她的初心從幫助家庭，轉變成了塑造一個又一個成功的角色。「我感到驚喜，因為表演給了我特別的幸福感和成就感，我可以體驗不同的人生，不同的悲歡離合，從此我的生活也變得非常豐富多彩。」
與舞臺上的女神相比，何小玲的「舞臺」沒有那麼熠熠生輝，反而常常是黑魆魆的一片——作為隧道股份上海隧道地基公司維保事業部經理，她肩負著保障城市基礎設施和地鐵隧道營運安全的重任。作為團隊中唯一的女性，20多年來，她堅持每晚在地鐵停運後，帶領團隊行走在上海4條線路長達200多公里的隧道中，365天，天天如此。一個從事科研的女孩子，大學畢業，為什麼會選擇如此艱苦的工作？何小玲的初心很簡單也很實用：「我最早進入單位搞科研，因為科研材料會用在施工工地上，我覺得材料假如沒有實用價值，研發出來也沒有很大的意義。所以我從搞科研、坐辦公室開始，走到了工地上。」如今的何小玲，已經成為上海城市「心血管疾病」整治的專家，穿行于城市地下的一條條動脈血管——隧道，為地鐵隧道做「外科手術」，解決地鐵區間隧道的結構「頑疾」，確保地鐵運營安全。「哪怕個人的力量有限，我也願做那負重前行之人。」何小玲說，「宜居的城市，必須是安全的。安全感是獲得感、幸福感的底線。我始終心甘情願一輩子做一名『地下工作者』，做一名城市地鐵隧道的『專科醫生』！」
如果你認為女神只有「高光時刻」，沒有失敗挫折，那就錯了。著名體育運動員、2000年悉尼奧運射擊冠軍陶璐娜就在講壇上大方分享了自己的「失敗」故事——1999年，作為中國女子射擊隊運動員，資格賽第一、志在必得的陶璐娜卻意外只獲得世界盃射擊比賽女子氣手槍亞軍。因為想得太多，因為一隻小鳥的意外干擾，她在自己最擅長的項目上栽了一個大跟頭。「每一槍都需要全神貫注地去完成，想得太多，反而會失去太多。」回首往事，女神在意的不是金牌的得失，而是自己的初心、自己的體育精神，有沒有被情緒和意外干擾。「體育帶給我的真正收穫，不是金牌，而是勇往直前的勇氣和決心。」
每個時代，都有不同的女神站到台前，用她們的親身經歷告訴我們，成功的女性並不是一路坦途，而是一路溝溝坎坎，卻又一路披荊斬棘，憑的就是一腔初心，一個不肯放棄的夢想。
去年，市婦聯積極籌辦了「上海市三八紅旗手建功新時代講師團」，彙集來自各行各業的三八紅旗手代表，走進高校、部隊、工廠、企業、農村，講述三八紅旗手的奮鬥拼搏歷程，講述她們在各自崗位上不忘初心、堅守信念、兢兢業業、勇於奉獻的巾幗故事。她們之中，有奮戰一線的服務明星，有新媒體中的領軍人物，有創新驅動、轉型發展中的排頭兵，也有大眾創業、萬眾創新中湧現出來的企業家……此舉與女性講壇的嘉賓演講一樣，旨在以楷模精神引領廣大新時代女性，共同擔當新時代的新使命。
以夢為馬，奔騰不息70載
回望新中國成立70年，我們會發現，不僅是舞臺上的女神、獎臺上的三八紅旗手，還有更多普普通通的女性，同樣奮鬥在自己的崗位上，為社會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翁文磊向記者介紹，去年市婦聯全面梳理了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上海性別發展的統計數據、抽樣調查指標，通過對量化指標進行縱向橫向比較，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物質層面上，女性在社會保障體系中平等受益。政策層面上，早在1985年上海就在全國率先制定了《上海市保護婦女、兒童合法權益的若干規定》；90年代之後，上海市政府又先後制定修改了《上海市女職工勞動保護辦法》等一系列保護婦女權益的地方性法規，有力地推動了本地婦女權益的進程。從組織制度環境來看，1986年市婦聯就創辦了婦女幹部學校，為培養婦女幹部和人才、促進女性就業和技能培訓、服務婦女兒童心理等提供了實施平臺。
70年來，在維護婦女權益、推進性別平等的道路上，上海積極探索、大膽創新，在經濟保障、法規政策和組織體制等方面都取得了多方面的重大成就和突破，為促進性別平等與婦女發展創造了良好的社會環境。每個時代，每個特殊的歷史階段，市婦聯都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上世紀80年代，上山下鄉青年回城，幫助她們在城市重新就業、創辦眾多托兒所來緩解新一波生育潮，成為當年婦聯的重要課題。90年代，隨著產業結構的調整，幫助下崗女工再就業，又成為時代新課題，我們熟悉的「空嫂」「房嫂」，就是當年婦聯努力引導女性社會角色轉型的結果。而隨著上海女性的創業活動率從2011年的6.8%上升到2017年的11.2%，市婦聯又開始在優化營商環境、創業環境上動起了腦筋，幫助女性進一步成功創業。
許多人覺得，婦聯的工作很大一部分是「維權」，隨著婦女地位的上升，在上海這樣以尊重女性聞名的國際大都市，男女平等似乎早就不是問題，在一般人看來婦聯的作用似乎不那麼明顯了。但在翁文磊看來，婦聯的工作絕非越做越少，而是越做就會發現越多需要做的事情。
「從前看不到問題，並不是因為問題不存在，而是因為我們還不具備成熟的性別意識。如今，隨著性別意識的覺醒，很多以前看來微不足道的事情都成了問題。」翁文磊告訴記者，「為什麼之前俞敏洪說『女性強則國家強，國家衰弱是因為母親衰弱了』會引起輿論反感？因為他是從男性視角來看女性，貌似是讚美，實際上卻將沉重的負擔強加到了女性身上，『女性強則國家強，女性墮落導致國家墮落』，這種邏輯讓女性成了背鍋的——而事實上，男性和女性本應共同承擔家國責任，也應共同享受社會發展成果。」
性別意識越是覺醒，越會意識到許多不平等與不合理之處。比如一句簡單的「女司機」，常常就包含著對於女性駕駛能力的汙名化。又比如從前常常聽到的「女強人」，為什麼沒有人說「男強人」？在強人前面加一個性別詞，本身隱藏著「女性往往不強」的暗示。
問題越來越多，媒體從性別視角來討論熱點問題也越來越頻繁，在翁文磊看來，自己「樂見其成」，因為問題就代表著覺醒，覺醒背後，才是真正的男女平等的價值觀。在男女平等的基礎上，女性才能夠更好地發揮自己的潛力，為社會作出越來越大的貢獻。「聯合國曾經提出一個『性別紅利』的概念，呼籲為了國家要充分挖掘女性的能量，因為女性幾乎占到人口比例的50%。如果一個國家的發展忽略了50%人口的力量，那結果將會是令人遺憾的。」
打破刻板，追求共贏的未來
數據顯示，上海女性的受教育水平不斷提高——1982年，6歲及以上女性人口中不識字或識字很少的高達25.9%，到2016年只占5.3%。1982年大專及以上教育程度的只占2.2%，到2016年已高達29.5%。2018年，上海市普通高校本專科在校生51.78萬人，其中女性27.12萬人，占52.4%；在校碩士14.25萬人，其中女性7.64萬人，占53.6%；在校博士3.45萬人，其中女性1.40萬人，占40.7%。
伴隨著學歷的增高，女性的職業層次也在不斷提升。在1982年到2015年間，從事各類負責人職業的女性比例從1.2%增至3.9%，從事專業技術人員職業的女性比例從10.4%增至22.4%，無論是絕對數還是增長幅度都遠高於全國平均水平。
但這並不意味著女性的職業生涯和事業發展就此一馬平川。另一組數據顯示，上海市的勞動參與率（參與勞動力市場或積極尋找工作人口在15歲及以上人口中所占的百分比）一直在下降，而女性下降幅度更大——到2010年，上海16歲及以上的女性中，只有54.2%在工作或尋找工作，比1982年的71.6%減少了將近20個百分點——從現實情況來看，女性儘管職業層次有了較大提升，但「職業性別隔離」和「職業生涯中斷」，依然是女性事業發展路上的兩大阻礙。
隔離也好，中斷也罷，最大的原因莫過於：女性需要更多地照料家庭，因此或主動或被動地影響了職業生涯。70年來，女性在經濟、教育中社會地位的提升，並未顯著改善其家務勞動的分擔。家庭中家務勞動的性別分工雖然有所變化，但女性依然是家務勞動的主要承擔者。第二期和第三期中國婦女社會地位調查資料顯示，兩性在家務勞動時間上仍存在差距——2000年，城鎮女性和男性每日用於家務勞動的時間分別為172 分鐘和73分鐘，女性是男性的2.4倍。2010 年，城鎮女性和男性每日用於家務勞動的時間分別為102分鐘和43分鐘，雖然男女從事家務勞動時間顯著減少，但女性仍然是男性的2.4倍。
「尤其是有了孩子以後，嬌寵的女孩子忽然變成了為孩子和家庭犧牲大部分自由時間的母親角色，許多20出頭的女性難免因此感到挫敗。」翁文磊表示，「當孩子的爸爸都還需要自己媽媽照顧的時候，女性已經承擔起了照顧孩子和家庭的重任。這時候就特別需要社會支持系統，幫助女性平衡生活，找回自我。如若不然，就會迫使部分年輕母親退出勞動力市場——生育和照料孩子已經成為35歲及以下青年已婚女性中斷職業生涯最主要的原因。」
隨著全面二孩時代的來臨，這種情況想必還會持續相當長一段時間。女性所面臨的家庭壓力進一步增大，這不僅影響勞動力市場對女性的價值定位，也影響女性自我的價值定位和選擇，這是未來上海女性發展道路上的最大挑戰。而在市場「推」和家庭「拉」的合力下，傳統性別分工觀念亦有所回潮，調查顯示，願意「回家」的女性增多，與女性平均受教育程度顯著提高形成鮮明的反差，成為影響男女平等基本國策貫徹落實的最大挑戰。
如何破解這一難題？在翁文磊看來，最好的方式莫過於出臺更多的有利於家庭發展的公共政策，莫過於讓男女共同承擔家庭責任。「男主外女主內，這是根深蒂固的傳統觀念。但是多位著名的認知心理學專家曾經非常肯定地告訴我：男女在認知心理學層面沒有任何不同，也就是說，從大腦和智識結構而言，男性能勝任的事情，女性一樣能勝任；反過來說，女性如果可以照顧好家庭，男性也同樣可以。女性之所以更多承擔照顧家庭的重任，不是因為她們更加擅長，而是傳統價值觀念和社會刻板印象造成了這種固化的生存環境和生活方式。」
打破刻板印象，上海男性第一個做得到。不僅因為上海歷來有尊重女性的傳統，也因為隨著社會壓力的日益增大，不少男性也開始樂於回歸家庭，尋找一塊能夠安放心靈的淨土。「男性的價值觀正在發生變化，他們不再覺得支持夫人工作、做一個家庭『主夫』是一件丟臉的事情，相反，這是一件好事。最近，周傑倫的新MV內容被吐槽，也是因為其中『女孩子靠賣奶茶存錢給男朋友買單反』的故事，是站在男性視角去看女性，不再符合大多數新時代女性的價值觀，因此引起輿論調侃。經濟獨立人格也獨立的年輕一代女性，不願意再處於男性視角被觀察和讚美，更不願意犧牲自我一味奉獻。」在翁文磊看來，生育這件事，不僅是小家庭的選擇，其實也是女性在承擔「少子化時代」的社會責任，「既然她們承擔了責任，就應該得到相應的價值認同，更應該從公共政策上去保障婦女對於社會的貢獻，而不是靠口頭的讚美。育兒的女性同樣需要個人的成長，需要對事業追求的權利，所以我們鼓勵男性回歸家庭，從女性長遠發展的角度來看，這無論對於家庭還是國家而言，都是一種共贏」。
據悉，市婦聯在最近幾年的提案議案中都曾提出與女性個人發展相應的建議——2017年提出了「在全面兩孩背景下建立公共托育政策體系」「推進社區幼兒託管服務」「推進本市重點公共場所母嬰設施建設」；2018年提出了「將配偶陪護假延長至15天」「建立『四位一體』托育服務支持體系」「建立多元社會支持系統，緩解生育對女性職業家庭平衡發展消極影響」。2019年還提出了「推動普惠性托育機構健康發展」「優化配置本市社區兒童活動場所」等多項實用性強的建議。對於二孩家庭的親子關係和家庭教育方式，市婦聯的12338維權服務熱線也能提供專業的咨詢服務。市婦聯希望，通過公共政策的扶助，通過男性回歸家庭的努力，通過專業的咨詢指導，女性未來可以不再過多扮演為家庭犧牲的角色，更不要因為無可奈何當了全職媽媽而影響自己的婚姻品質，可以重新找回自己的初心和夢想，為個人謀劃長遠的發展，海闊憑魚躍，天高任鳥飛。
（闕政／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