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色嬗變的香港中聯辦

新春伊始,一則有關中國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簡稱中聯辦)的短新聞引發輿論關注。事緣中聯辦邀請包括泛民議員在內的香港立法會全體議員出席元宵節當日的新春團拜。此舉令以往未收到過中聯辦邀請的部分非建制派議員感到有些意外。但結果泛民議員對中聯辦的邀請反應冷淡,當天全體缺席宴請。

泛民如此反應並不難理解:中聯辦雖然在名頭上只是北京方面的駐港聯絡辦公室,但前些年其主政官員就香港政治事務屢屢發聲,引發外界爭議,民間甚至流傳「西環治港」一說。加之中聯辦的前身新華社香港分社在港英時代有著半公開、半地下的中共駐港機構性質,故外界對於此機構的政治工作有頗多揣測。在這樣的背景下,歷來與中聯辦有嫌隙的泛民議員,自然難以放下意識形態偏見前往赴宴。

但相比於泛民議員的消極態度,中聯辦主任王志民的表現明顯積極些。他不僅事先已經解釋邀請議員們来春茗團拜,是為了「禮尚往來、善意溝通,不斷增進瞭解、積累共識」,重申中聯辦「就像大家的老朋友好朋友」,承諾「新的一年,中聯辦開放的大門會越開越大」,而且事後他和中聯辦也未對泛民的消極態度惡語相加。

中聯辦的新變化

事實上,除了此次邀請包括泛民議員在內的全體議員新春品茗之外,中聯辦在最近一年的公開活動中,還有不少值得留意的新姿態。譬如,中聯辦網站自2018年年初開設員工專欄,邀請中聯辦工作人員與市民分享其在港的工作經歷和生活感悟,意在讓香港市民「瞭解香港中聯辦,認識一個個中聯辦人」。再如,2018年4月,中聯辦首次舉辦「公眾開放日」活動,並決定此後每年都將舉辦「公眾開放日」活動,目的是讓更多港人深入瞭解中聯辦。

同年5月開始,中聯辦要求員工學粵語,舉辦了多期粵語培訓班,邀請香港中文大學、城市大學的專家學者講授粵語發音、粵語語法、香港歷史文化和社會風俗等知識,意在克服長期以來的語言障礙,與港人「行埋一起、坐埋一起、傾埋一起」。

2019年1月1日,香港中聯辦開通微信公眾號。其官網宣傳文章中強調,新一年中聯辦要主動揭開「神秘」面紗,多舉辦活動,走近香港市民。此外,比較能吸引港人關注的,還是中聯辦主任王志民不時在公開活動中「秀」廣東話,似乎有意藉此拉近與港人之間的距離。王志民廣東話流利,這是歷任中聯辦主任所鮮見的。

凡此種種,不難看出中聯辦從去年開始有意將自身定位轉向透明化、親民化的陸港聯絡平台,更將工作重點從政治事務轉向經濟民生。這個曾經一度非常「講政治」甚至鬥爭性強的駐港機構主動謀求轉型,折射出中共十九大以來的治港新動向。

昔日的中聯辦淵源和爭議

成立於2000年的中聯辦,前身為1947年5月成立的新華社香港分社。資料顯示,新華社香港分社作為中共及中央政府派駐香港的官方機構,主要任務是處理中共與港英當局的交往及有關事務,建立中共與海外溝通的渠道。長期以來,該機構因具有半地下半公開性質和較強的政治性,令其工作模式和內容都披上一層神秘面紗。

1950年1月6日,英國方面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但尚未正式建立外交關係。雙方延續了新華社香港分社代表中共與香港政府事務性交涉的做法,由新華社香港分社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派駐香港的官方代表機構,辦理中英事務。香港回歸中國後,這一機構的定位才發生變化。1999年12月28日,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新華社香港分社自2000年1月18日起正式更名為中聯辦。而新華社香港分社承擔的新聞業務,將由新華社提請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註冊的新華社香港分社承擔。

中共對駐港機構的這次調整,大體上順應了時代發展的需要,1997年香港回歸中國後,成為其下轄的特別行政區。在這樣一個新的歷史時期,駐港機構半公開的政治事務屬性已經被大大削弱,主要職能蛻變為聯繫陸港兩地的服務機構。

然而,在相當長的時間裏,中聯辦未能順利實現這種角色轉變,其政治屬性反而有被強化的趨勢,甚至因鬥爭性發言而被指介入香港內部事務,在香港社會出現「西環治港」之說。這種現象既受到香港局勢變化的影響,也與主政官員的從政風格有一定關係。譬如,現任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張曉明,早先執掌中聯辦期間,由於受當時政策氛圍影響,多次針對香港問題強硬發言,引發不小爭議。。

中聯辦進入新常態 泛民應把握機會

既然中聯辦以前有較強的政治性甚至鬥爭性,那麼最近一年來,為何突然發生變化?

首先是因為中聯辦頻頻對敏感的香港政治事務發聲,容易拉開其與泛民陣營的距離。或許泛民主派對於部分社會議題的觀點與處理手法受到意識形態束縛,但傳統泛民陣營在香港坐擁六成選民支持率,並且有相當比例的泛民意見領袖仍對中國內地保留著深厚的大中華情結。如果從促進陸港協同發展、共同建設國家的角度來看,他們完全可以成為督促中共提升現代化國家治理水平的諍友。故此,要真正落實「一國兩制」,以及最大限度孤立分離主義,北京必須嘗試積極聯繫泛民。

其次,如今香港社運已經轉入低潮期,經濟民生日益成為港人關注的重點。近年來一度盛行的分離主義思潮和激進社運,根源不過是一些港人長期為就業、住房所困擾,看不到未來的希望,才被激進思想煽動和利用。只要北京能將政策重心轉向經濟民生,自然有助於在根源上消除滋生激進本土和港獨自決風潮的土壤。

應該說,正是吸取以往治港的經驗教訓,中共十九大以來,北京治港政策發生了方向性變化,並由海派出身、擅長經濟治理的韓正出任港澳工作協調小組組長。這反映了北京治港開始從原來強調鬥爭轉而強調融合發展,重心朝向經濟民生領域。

正是在中共治港新思路的影響下,中聯辦作為聯絡陸港兩地的橋梁,增強服務性職能、淡化減弱政治性職能的轉型也成為新時期駐港機構的必然選擇。而無論是新春團拜還是學習粵語走進社區,都是中聯辦謀求職能轉變的積極體現。

只不過這些手段目前還沒有形成常態,也缺乏實質性內容。這也說明中聯辦應該推出一些更加貼地的措施,積極與香港主流社會建立溝通渠道,有效反映陸港兩地的關切。

而在新情勢下,港人特別是泛民主派也有必要重新建立認知,主動把握機會,儘最大可能積極與中聯辦溝通對話,共同解決香港社會面對的實際問題。遺憾的是,從目前的反應來看,本該放下對立心態、回歸理性的泛民主派依然只顧消極抵抗。這著實不應該,既不利於泛民與北京建立互信,喪失主動,令陸港之間的許多死結得不到有效紓解,而且顯得小家子氣和心胸狹隘,並不是成熟、負責任的政治行為。

(魯鳴/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