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8日，武漢市城區疫情風險等級整體降為低風險，湖北全省實現中、高風險市縣「清零」。中國進入疫情防控的下半場，重點開始轉向。

「後疫情時代」，中國的下一步是全面推進復工達產，穩住經濟基本盤。然而這需要一個安全前提——精准識別個人的感染風險。從目前的實踐來看，健康碼已成為解決這一難題的較好方式。

健康碼是此次疫情中產生的「速生品」。通過大數據比對，健康碼可以將個人的健康狀況顯示為不同的顏色，綠碼行、黃碼管、紅碼禁。

健康碼的大範圍應用，也帶來了一些問題，比如互認難題。此外，疫情之後健康碼何去何從，也有待觀察。

倒逼數據整合

春節後，杭州這座人口過千萬的經濟強市，面臨著550 萬人的「返杭潮」。一邊是防疫的壓力，另一邊是儘快「激活」因疫情陷入停擺的城市。「防疫」和「復工」猶如天平的兩端，杭州領導層決定，「先讓城市裏健康的人動起來」。

2月7日，杭州市委書記周江勇在防疫例會上提出，要推出市民健康碼。原先由市經信委、衛健委、大數據局、發改委等部門組成的企業復工平臺專班 9 人小組，緊急「擴軍」為100多人的健康碼工作專班。

4天後，杭州健康碼上線。上線當天，申領量就達到134萬。大數據精准識別出個人的健康狀況後進行賦碼，紅色代表高風險，要實施14天隔離；黃色代表中風險，要實施7天隔離；綠色代表一切正常。持綠碼者可以自由通行，持黃碼或紅碼者禁止出行。

然而上線兩天，突然「變色」的情況在杭州頻頻出現。有人抱怨自己一直在家裏，突然變紅；有人在黃碼打卡期間，突然變紅，接下來在紅黃之間反復跳躍。

不少其他城市也出現了與杭州健康碼類似的情況。在微博超話上，「健康碼變色」一度被頂上熱門。

2月15日上午9時，「杭州健康碼」網絡復核通道正式開通。八小時內，收到了29000人的復核申請。

杭州市委副書記張仲燦表示，健康碼評判的三個維度，第一個維度是空間，第二個維度是時間，第三個維度是人際關係。

如果身處或去過疫情關注地區，屬於確診、疑似人群，或者涉疫關注人群體溫異常，都會被賦紅碼；黃碼的標準則降低為自述有敏感症狀，如發熱、咳嗽、乏力等，或有因敏感症狀就醫記錄者；無以上情況者則被賦綠碼。在三色轉化上，杭州要求，紅碼隔離連續健康打卡7天後轉黃，14天後轉綠。

「當你打開健康碼的那一瞬間，後臺的大數據已經經歷了無數次的計算和比對。」杭州市健康碼工作專班數據質量組相關負責人對《中國新聞週刊》說。

根據賦碼原則，已被管控隔離的，賦紅碼。當申報健康碼時，後臺會自動將申報人的身份信息和「涉疫情重點人員庫」中的身份信息進行比對，比中則判定為賦紅碼。後臺會自動比對申報人的支付寶定位數據和運營商定位數據，做出評判。

因此，健康碼運行的關鍵在於數據比對，其支撐則是數據庫的整合。後臺可比對的數據越豐富，打通的數據庫越多，系統的評判就越精准。

在浙江，數據庫的整合此前就已打下基礎。《中國新聞週刊》獲得的一份《浙江省健康碼管理規範》顯示，浙江根據防疫需要，在短期內接入了重點人群信息、密切接觸者信息等數據庫，形成健康碼共享庫，搭建在此次專門設立的浙江省健康碼系統平臺上。同時，以浙江省公共數據平臺為基礎，由行政管理部門授權使用。

浙江省健康碼系統平臺經授權，也可接入人口綜合庫、法人綜合庫、電子證照庫、信用信息庫、地理信息庫等基礎數據庫。

此次健康碼的數據庫共享架構，由浙江省大數據管理局統一歸口，各地健康碼統一歸集到浙江省公共數據基礎平臺，再開放端口給全省各業務部門。

從全國來看，最先落地應用健康碼的城市，例如深圳、杭州和上海，都是內部數據庫整合的「領跑者」。而大數據管理機構的使命，正是實現數據的開放和共享。

「只有共享出去的數據，才能產生更大的價值。」 杭州市數據資源管理局數據資源處處長齊同軍說，比如社保的數據放在社保局，它只起到了「管理」作用，如果共享給其他市局，老百姓就可以少跑很多次。

在這次疫情中，杭州市以健康碼為突破口，全市行政系統內的政務數據得到了更有效的整合利用。多位受訪專家均對《中國新聞週刊》表示，此次健康碼的推出，相當於倒逼各地政府加快數據整合的步伐。

「加碼」困境

目前，健康碼已成為各地防疫的標配。據不完全統計，全國各省市推出的健康碼多達近百種。以江蘇為例，蘇州有「蘇城碼」、無錫有「錫康碼」、南京有「寧歸來」。此後，江蘇版的健康碼——「蘇康碼」正式上線。「碼上加碼」的現象在各省市屢見不鮮。在湖北，每人有五六個碼的現象十分普遍。

復旦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鄭磊認為，關於健康碼全國範圍內互通，目前各地政府有各自的顧慮。這涉及一個信任的問題，大家都以萬無一失的態度在做防控和互認。

國家衛健委人口家庭司司長楊文莊指出，各地健康碼尚不能互認主要有三個原因：不同省份的風險等級、響應級別和防控要求不同；各地健康碼生成的標準不一；健康碼只能證明受檢者當時的狀況，此後的健康狀況不能簡單地據此判斷。

技術層面的統一並無障礙，阿裏和騰訊作為健康碼背後的技術開發方，背後運用的都是ElasticSearch系統，該系統是行業通用的數據庫系統。

但在賦碼規則上，各地由於疫情不同，管控的嚴厲程度存在差異，設立健康碼的標準不一。比如，陝西的規定是，近14天內和確診患者有密切接觸的人員判紅碼，但黑龍江則要求對確診病例、疑似病例、無症狀感染者的密切接觸者統一判紅碼。

隨著全國大部分地區風險等級下調為低風險，統一賦碼標準的難度也降低了。真正的難題是，健康碼跨省互認，意味著不同區域政府間要向對方共享自己的數據資源。與省、市內部不同政府部門間的數據整合相比，省與省之間的行政壁壘更難突破。

杭州市數據資源管理局數據資源處處長齊同軍認為，健康碼互認，表面上的難題是技術和標準，深層次的原因可能是各自利益的「小算盤」，缺的是政府相關部門的意願和決心。

國務院電子政務辦和國家衛生健康委提供了各地跨省份互認共享的三種路徑：第一種，通過跨地區防疫健康信息的數據共享，在本地的健康碼中增加跨地區的互認功能；第二種，各地健康碼與全國一體化平臺的防疫信息碼對接，以全國一體化平臺上的防疫信息碼為中介進行轉換；第三種，對那些沒有建立本地健康通行碼的地區，可以直接採用全國一體化平臺上的防疫信息碼。

深圳市龍崗區大數據中心主任樂文忠告訴《中國新聞週刊》，三種路徑中，第一種難度最大，雖然在技術上沒有任何障礙，但這涉及跨地區的數據共享、交換，各地都非常謹慎。

深圳市政務服務數據管理局一級調研員陳朝祥對《中國新聞週刊》舉例說明，採取第一種路徑時，深圳在和其他省市互認前，需先簽訂一個協議，其中寫明雙方之間的數據共享後如何保密，以及識別對方健康碼時需要的技術對接機制。

在樂文忠看來，第二種更加務實，但也比較複雜。各地首先要把數據上傳到全國一體化平臺上，再將數據導入到互認省份，從而依據接受地的賦碼標準轉換，實現互認。「相當於全國一體化平臺是一個中轉站。每個省只對全國一體化平臺做一個接口就行。」

目前，廣東、浙江與四川、湖南等勞務輸出大省，也都陸續簽訂了省際間健康碼互認協議。互認後，持對方省份健康碼的人員，可參照本省健康碼規則，亮碼通行。

在國家層面，對數據共享也在深化。根據已制定的《全國一體化政務服務平臺防疫健康信息碼接口標準》，各省各部門可以調用查詢全國統一的確診、疑似病例數據庫、密切接觸者數據庫、縣域風險等級數據庫，以實現基礎數據的共享互認。這意味著，國家數據庫主動對地方「敞開」。

2月底，國家政務服務平臺亦推出「全國碼」。但這並非要在全國推廣「一碼通行」，而是和各地已有的健康碼並行，並逐漸對接。

「全國碼」的難處在於，如何建立它的權威性。由於推出晚於各地的本地健康碼，國家層面缺乏一套機制，使得「全國碼」很難強制成為一種通用的標準。「廢掉別人重新用你的，別人前面的工作全部浪費，誰會願意？」深圳智慧城市大數據研究院長陳東平指出。

3月20日，國家衛生健康委規劃司司長、全國愛衛辦副主任毛群安在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新聞發佈會上表示，全國絕大部分地區健康碼可以互認通行，但實現全國「一碼通行」仍然不易。

升級可期？

目前，「全國碼」有兩個版本，一是支付寶，二是微信。健康碼推廣至今，支付寶和微信幾乎「平分天下」。

截至3月16日，騰訊的防疫健康碼已落地近20個省級行政區，覆蓋300多個市縣。阿裏雲支持的健康碼也已在全國24個省份的200多座城市落地。

回溯健康碼的產生，各地政府是主導者，也是算法、規則的制定者，企業則是技術支持方。這種模式的優勢在於，政府利用頭部企業平臺引流，可在最短時間內獲得最高效的推廣。杭州市健康碼工作專班成員張夢霞告訴《中國新聞週刊》，政府選擇支付寶或者微信平臺，看重的是它的巨量級入口，選擇本身也是市場的一個分工。在推出健康碼這類公共應急服務產品時，平臺的市場覆蓋面是優先考慮的。

「其實，政府也不希望把數據給出去。」深圳市龍崗區大數據中心主任樂文忠認為，與流量相比，政府更看重實名認證的問題。市民大多已經在微信和支付寶上進行過實名認證。「如果再讓他們通過另一個平臺重新認證，是否願意？通過微信或支付寶登錄，就把這個問題解決了。」

電子科技大學教授周濤對《中國新聞週刊》表示，阿裏、騰訊這些互聯網巨頭，都想把健康碼看作一個新入口，為將來慢病管理、醫療大健康戰略做佈局。

在健康碼的戰場，除了兩大巨頭間的暗中較勁，其他互聯網企業也紛紛入局。例如，美團與大型國企中國電科合作，聯合國家部委推出四色「暢行碼」，百度和蘇寧也推出了自己的健康碼。

很多人沒意識到的一個問題是，目前線上數據歸口基本都在BAT（即百度、阿裏、騰訊），而疫情防控政策的最終落實都在社區，互聯網企業希望能夠借此進入社區，進而獲取精准的社區數據。這是互聯網巨頭們此前一直難以觸達的一個「新入口」。

從頻繁出現的「變色」困擾，到近期的「跨省互認」難題，健康碼能走多遠，始終是業內討論激烈的一個話題。陳東平在接受《中國新聞週刊》採訪中對健康碼數據收集的廣度提出疑慮，認為這種數據收集的做法超出了防疫的實際需求。在陳東平看來，健康碼的推廣過程中，在國家層面缺少頂層設計，強制性的數據收集也缺乏一個與民間的溝通過程。這些都增加了公眾的憂慮。

與公眾對隱私的擔憂不同，地方政府作為健康碼推行的主導力量，在已經投入了大量的行政資源和成本之後，如何讓之前的投入更好地轉化，成為他們的核心考量。

各地政府正在嘗試拓寬健康碼功能邊界。2月21日，杭州健康碼升級，實現了與電子健康卡、電子社保卡的打通使用，杭州也由此成為全國首個可憑健康碼看病的城市。

在廣州，新「穗康碼」將作為實名電子身份證明，一次生成長期有效。上海則將「隨申碼」定位為市民（企業）工作、生活、經營等行為提供數據服務的隨身服務碼。

健康卡、電子卡、社保卡、駕駛證，在樂文忠看來，這些不同的身份證明共同構成了一個「市民畫像」。雖然政務電子化讓這些身份證明從紙質轉為線上，但在不同場景要出示不同的碼，仍沒有實現流程的真正簡化。

在他的設想中，不論是全國範圍內的「一碼通行」，還是「一卡通行」，未來就醫、查駕照、上學或去銀行辦理業務，只要出示一個二維碼，前臺的服務人員和後臺的查驗人員就可以即時獲取相應的數據，所有數據全部打通。

（胥大偉／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