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9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浙江考察調研。當天下午，他先後來到寧波舟山港穿山港區碼頭、北侖大碶高端汽配模具園區，瞭解港口和園區企業復工複産情况。第二天，他來到安吉縣餘村。這是他時隔15年之後再訪餘村。2005年8月15日，時任浙江省委書記的習近平來到餘村考察，充分肯定了村裏關停礦山、水泥廠的做法，幷首次提出了「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發展理念，爲餘村指明了綠色發展之路。

新華社對習近平浙江行發表的快評稱，一手抓戰「疫」，一手抓發展，是習近平部署、指揮的兩場硬仗。浙江地處長三角，經濟外向度高，讓浙江的復工複産跑出加速度，不僅關係全國發展大局，對維護全球産業鏈穩定，同樣至關重要。

此前3天，二十國集團（G20）領導人應對新冠肺炎特別峰會上，習近平表示：「中國將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堅定不移擴大改革開放，放寬市場准入，持續優化營商環境，積極擴大進口，擴大對外投資」。習近平主席的話語爲面臨下行壓力的世界經濟注入信心。

「我們正在向全球經濟注入超過5萬億美元，以作爲有針對性的財政政策、經濟措施和擔保計劃的一部分，抵消大流行病對社會、經濟和金融的影響。」這是3月26日G20峰會聲明中的一段話。

超過5萬億美元的資金注入，是個什麽概念？史無前例！

新冠肺炎成爲全球大流行後，「史無前例」成爲熱詞。美股連番熔斷，史無前例；各國封城、封國，史無前例；奧運會推遲一年舉行，史無前例……

面對諸多「史無前例」，世界正在改變。

世界形成統一戰綫

單純類比：2020年3月26日G20决定注資超5萬億美元，比之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的1.1萬億注資，增加了四到五倍。但必須注意到——時光過去十餘年，無論是國際市場規模，還是美元的購買力，都發生了變化。而今年的超5萬億美元注資，與2008年最大的不同則是——這幷非單純在金融、經濟領域救市，更爲重要的是抗「疫」。抗「疫」不在全球範圍內勝利，則疫情對社會、經濟、金融的衝擊就不會停止。

在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員張燕生看來，G20一把就拿出超過5萬億美元，這說明在新冠疫情面前，世界各國對於國際協作的需求都是超過以往的，未來各國政策的協調性可能會進一步增强。換言之，就是——疫情這一全球危機，幷非全球化危機，甚至能讓全球化加速！

在G20特別峰會的聲明中，針對新冠肺炎大流行，特別提到——我們堅定承諾建立統一戰綫應對這一共同威脅。這是一個關鍵節點。本世紀初的暢銷書《世界是平的》作者托馬斯•弗裏德曼近日發表文章稱，正在全球蔓延的新冠肺炎疫情，將會是兩個世界——新冠之前（Before Corona）的世界與新冠之後（After Corona）的世界的歷史分界點。

此時此刻，中國在穩定世界經濟方面，建議制定G20行動計劃，幷就抗「疫」宏觀政策協調及時作出必要的機制性溝通和安排。G20的聲明也指出，歡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盡最大程度運用各種工具支持有需要的國家，作爲全球協調行動的一部分，幷要求它們定期向G20更新此次大流行病的影響，彙報應對舉措及政策建議。

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稱，各國必須共同努力，以盡可能减小疫情對社會和經濟的影響；歐盟委員會和歐洲理事會主席發表聯合聲明稱，必須在經濟和衛生領域采取快速、大規模和協調一致的全球行動，才能拯救生命，避免新的經濟危機産生；西班牙首相桑切斯稱，聯合國應該成爲多邊應對疫情危機的協調中心；法新社的報道稱，病毒不分國界，G20成員在聯合聲明中呼籲「團結」、「透明」……

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教授鄭永年認爲，事實證明，與小國或中等國家相比，大國抗「疫」不見得是最有成效的，但大國是最有韌性的。鄭永年認爲，無論中美，作爲大國，在抗「疫」初期，都有可能出現一定程度的亂象。但一旦動員起來，通過內部的不同組合，大國韌性就開始顯現，形成一個自給自足的系統，不太容易受外在環境變遷的影響。鄭永年對中國和歐盟抗「疫」做了比較。他認爲，當新冠疫情在武漢暴發以後，爲遏制疫情，中國的舉國體制發揮了重要作用。中央政府協調對湖北進行援助。雖然在抗「疫」期間，各地也有矛盾，例如一些地方扣留運往其他地方的口罩，但因爲中央政府的作用，這些矛盾很快得到了糾正。而歐盟很多成員國成了無助的「孤島」。

意大利駐歐盟大使馬薩裏（Maurizio Massari）3月10日撰文，題爲「意大利需要歐洲施援」，公開抱怨歐盟各國見死不救。3月15日，塞爾維亞總統武契奇發表電視講話，宣布塞爾維亞進入緊急狀態。當時，武契奇强調，困難來臨之時，我們不能寄希望於歐盟，唯一會向塞爾維亞伸出援助之手的只有中國。

在疫情面前，人類向何處去？G20形成統一戰綫之際，無論是新自由主義色彩濃郁的、曾在奧巴馬執政時期任東亞及太平洋事務助理國務卿的庫爾特•坎貝爾（Kurt M.Capbell），還是中國臺灣地區知名學者王昆義，都不約而同地認爲，新冠肺炎正在重塑世界格局。坎貝爾認爲，1956年，對蘇伊士運河的拙劣干預標志著大英帝國的衰落顯著化，顯示英國的全球大國時代之終結。今天，如果美國不迎頭趕上直面現狀，則新冠病毒大流行可能標志著另一個「蘇伊士時刻」。王昆義則認爲，在一個「人類命運共同體」已經形成的國際社會，美國不應以總統頻頻使用「中國病毒」污名化等方式「甩鍋」責任，更重要的是在疫情過後，中美兩國如何重建世界新秩序。而如果全世界團結起來抗「疫」，力量將超越各國各自爲戰。由此，才能使人類世界儘快走出本輪疫情！

抗「疫」、經濟、民生都得花錢

張燕生認爲，超5萬億美元資金的用途，有三個層次。

首先，資金將被用於共同抗「疫」上，在加强對藥品、疫苗的研發，對患者的救治，以及保護一綫醫療工作者等方面；其次，資金一定會用在經濟上，在大流行病對經濟和社會生産帶來損害的當下，如何保障全球的供應鏈安全、金融安全，來盡可能降低損失，增强經濟的韌性；最後，資金肯定會用於民生上，保護中小微企業，保護勞動者，保護各種弱勢群體。

儘管目的相同，但各個國家的具體做法還是有所不同的。

在G20特別峰會之前，當地時間3月23日晚間，面對連番熔斷，屏不住的美聯儲最終决定實施不限量、開放式量化寬鬆。如此帶來的則是世界金融市場一片翻江倒海。美國國債暴漲，但大部分的到期收益率大跌。這顯示了投資者對美國瘋狂開啓印鈔機、大水漫灌的一種恐慌。與此同時，黃金漲，白銀漲，就是帶不動美國股市漲回去——所謂技術性的底部，倒是築牢了。此前跌跌不休好一陣子的石油價格，也仍顯出深不見底之態。業界已經在預測——美元負利率時代可能到來。從美國國內的抗「疫」情况看，生産企業對美聯儲的放水舉措，幷不持樂觀態度。3月27日，特朗普在推特連發三貼，憤怒指責通用汽車公司。特朗普在推文中寫道：「與通用汽車談的事情似乎永遠不會得到解决。他們承諾很快就會給我們4萬台急需的呼吸機，現在他們却說到4月底只有6000台，還想漫天要價。與瑪麗合作真糟糕，得動用《國防生産法》。」

然而，放著美國政府的呼吸機大單，通用汽車公司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瑪麗•博拉(Mary Barra)爲什麽不主動承接呢？要知道，根據美國重症醫學會估計，美國總共將有96萬名患者由於感染新冠病毒而需要使用呼吸機，但美國市面上目前只有大約20萬台。按此推算，缺口達76萬台。通用來個薄利多銷不好麽？情况絕非如此簡單！《紐約時報》披露，白宮想讓通用汽車公司和呼吸疾病護理整體解决方案創新公司Ventec Life Systems聯合，成立一家合資企業，來儘快緩解美國呼吸機短缺的局面。由此，如果要在短期內造出8萬台呼吸機，就將涉及10億美元的巨額成本。如果生産到8萬台呼吸機以後，通用繼續生産，則可以攤薄成本。

然而，特朗普在推特中只提到「急需4萬台的呼吸機」。即使紐約州長安德魯•科莫於3月24日稱「疫情傳播的速度像子彈頭列車一樣」時，他也只說「紐約州需要3萬台呼吸機，可聯邦政府只送來400台」。可見，美國重症醫學會預估的美國新冠病例數很大，而作爲聯邦政府或者州政府的執政者，却只能披露比之保守的預估數據。而在科莫稱紐約州已經自行籌措7000台呼吸機，還有很大缺口的情况下，通用幷不敢轉産、開足馬力用以生産呼吸機。

通用的算盤是怎麽打的呢？毫無疑問，疫情之下，通用確實可以拿到很大份額的呼吸機訂單。但疫情一旦過去，通用必然面臨需求急劇减少、收縮呼吸機産能、關閉工廠之痛。更何况，呼吸機不是汽車，幷非通用的「拿手菜」，却同樣面臨需要經過複雜的軟件和專用零件才能生産之局。如果以正常合同訂單的方式生産呼吸機，通用必然面臨一系列知識産權、專業工人、安全審核等問題。如此而言，瑪麗怎麽可能一口應承特朗普呢？

特朗普啓用朝鮮戰爭時期美國國內通過的《國防生産法》，來逼迫通用就範，實則就是想繞過冗長的談判程序，儘快抗「疫」成功。不可否認的是，作爲當下確診病例最多的國家，美國所做的是「生産自救」。畢竟，在國際市場上來說，美國本身就是全球呼吸機産量第一的國度，2016年其占據全球市場份額達43%。疫情危局之下，如果美國不去「生産自救」，沒人救得了它！歐洲與美國又不同，其是呼吸機的第二大産地，在2016年享有近20%的市場份額，可歐洲國家却在疫情擴大後，各有各的打算。其中不少人將目光放到了先期控制住疫情的中國。

同樣是抗「疫」領域，相比起呼吸機製造，疫苗研發更有可能是「賠本買賣」。有可能病毒離開人類社會那天，疫苗還沒研發成功。可只要病毒仍在侵襲人類社會，疫苗研發就不能止步。G20達成共識以後，相信新冠疫苗的研發，也將在一些國家的政府層面有更多扶持。

比之抗「疫」來，各國資金對經濟、金融、民生等領域的注入，更需謹慎對待。工銀國際首席經濟學家程實先生就認爲，美聯儲的「大放水」，從長期來看，存在兩大方面的隱患。第一方面，刺激效果加速衰减。過去兩年的經驗表明，美國大規模財政刺激效果僅能短期延續。幷且，近年來各國央行正在持續减少所持有的美國國債。受此影響，美聯儲本輪2.2萬億美元的財政刺激，將有更大比例轉化爲美國國內持有的國債，從而對美國的私人部門形成更强的擠出效應，總體刺激作用進一步减弱。第二方面，2019年美國財政赤字已經突破萬億美元，在此基礎上推出2.2萬億美元刺激，將進一步惡化美國政府的財政狀况。由此産生的沉重付息壓力，以及衍生的兩黨政治博弈，將束縛未來政策靈活性，阻滯結構性改革推進，從而侵蝕美國經濟的長期活力。

中國該做出哪些貢獻

托馬斯‧弗裏德曼也認識到美國2.2萬億美元放水前景不容樂觀。他認爲，只有數以百萬的企業主和雇主更慷慨，才能拯救美國。「他們用借來的錢投資於他們認爲會增加價值的長期資産——一隻股票、一家公司、一個住宅、一家飯店、一家商店。這些錢他們現在已經無法償還。因此，我們不僅需要美聯儲支持其銀行防止崩盤，我們不僅僅需要銀行重組債務，我們還需要向所有工人的口袋提供現金，這樣他們就可以在花光最後一筆薪水後仍然有米下鍋。令人鼓舞的是，政府和國會采取了迅速的措施來做到這一點。」

弗裏德曼認爲，亞洲的中國、新加坡等國家在本次疫情中，展現了優秀的應對能力。而這些應對能力，在於有著漫長歷史的東亞國家，經歷過許多重大灾難，從而形成了一種「緊密型社會」的政治文化。在弗裏德曼看來，美國的歷史太短，此前享受著沒有重大灾難的奢侈，同時形成了一種鬆散型社會。也就是說，許多美國人要太多所謂的自由，由此在應對新冠病毒時，要付出更高的代價。

代價幾何呢？著名計算機科學家比爾•喬伊(Bill Joy)索性稱：「這一病毒就好似一個放高利貸者，收取每天25%的利息。如果我們把出現第一例新冠病毒感染者稱爲‘我們借了1美元’。接下來的40天，我們坐視不管，所以現在，我們就欠債7500美元。如果我們繼續拖延三周才還款，我們最終的欠款就接近100萬美元。就是爲什麽每一天都要减緩傳染速度的原因。」作爲「經濟動物」的一些美國政客、資本大佬，聽了弗裏德曼此言，當有更深的感觸。而一些先期詆毀中國，污名化中國的政客，實則也該看清——中國和世界經濟的關係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密切性聯繫性加强。譬如美國想在經濟領域跟中國過不去，就像一個人的左手打右手一樣，左手痛，右手不可能不痛。

3月13日，上海市社聯組織召開主題爲「全球疫情蔓延對世界經濟的中長期影響及上海的應對」專家視頻會議。在此次會議上，華東師範大學經濟學院院長殷德生教授提出，從數據來看，美國的整體債務風險目前仍然是可控的，經濟基本面穩定。中國經濟長期向好的基本面也沒有因疫情而改變，中美兩大經濟體比較穩定，世界發生大衰退、發生經濟危機就是小概率事件。關於疫情是否會成爲壓垮美國金融市場的最後一根稻草，因爲具體傳導機制、傳導變量還沒有完全找到，全球疫情蔓延對世界經濟有影響，但可能不會出現2008年金融危機的狀况。

中國先期抗「疫」之成功，使得世界許多地方寄望於中國在抗「疫」上對本國有所幫助。除了中國的醫療隊專家和抗「疫」物資抵達最需要的國度以外，在經濟層面來看，中國一些企業收到了大筆與抗「疫」有關的訂單。北京的誼安醫療公司董事長助理李凱說：「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不想立即從中國買到呼吸機。我們有成千上萬的訂單在等著交付。問題是我們能够多快地生産出這些呼吸機。」

法國媒體3月28日援引法國衛生部的消息稱，爲解决法國口罩短缺的情况，法國衛生部已向中國訂購總共10億隻口罩。法中兩國之間將搭建起「空中橋梁」，通過56次來回完成交運工作。報道稱，接下來每周將會有4趟航班來執行口罩交運。

除了爲世界抗「疫」做出貢獻以外，保住自身抗「疫」勝利果實、復工複産的中國，在維持全球産業鏈運轉正常上，有許多工作可以做。現爲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理事長、清華互聯網産業研究院産業轉型顧問委員會主席黃奇帆認爲，中國在疫情控制上所取得的成就， 正在讓世界産業鏈的中心向中國市場轉移。中國應該抓住機遇，從而真正做到「引資補鏈 」、「引資擴鏈」。「隨著疫情的發展，更多的外商將會看到中國産業鏈市場的發展前景，幷且願意將資金投給準備加入中國産業鏈集群的企業，這種趨勢將爲中國帶來資本市場發展和建立産業鏈集群的百年不遇的歷史性機遇。」黃奇帆表示。

回顧歷史，一戰、二戰時的美國，抓住了歷史機遇。當歐洲和亞洲處於炮火連天之中時，原在大洋彼岸的美國拼命生産。特別是二戰期間，美國的擴大生産，以及科技創新，爲盟國的勝利打下了堅實的物質基礎。不過，在黃奇帆看來，當下的中國，面對當今的世界格局，沒有太多可以借鑒的經驗，需要我們自己走出一條全新的發展道路。由此，相關政策制定和執行能力，都要有足够的創新性。就中國企業而言，需要繼續保持足够的定力進行科技創新和模式創新，擁有核心競爭力才能在國際資本大潮中進退自如，否則受傷的只會是企業自身和中國廣大的投資者。

十三届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劉世錦亦認爲，當下一些國家經濟不穩，以及疫情全球大流行之際，單靠提出刺激性政策，無法讓世界經濟起死回生。除了在世界範圍內抗「疫」必須勝利以外，就中國的經濟層面來說，著眼點要從刺激政策轉向挖掘結構性潜能。「中國經濟遠高於發達經濟體的增速，主要靠的是結構性潜能。」 劉世錦說，「今後十年，僅僅都市圈的發展，給中國經濟每年提供的增長動能，保守估計，每年也會有0.5到1個百分點。」

3月23日，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官方微信公號刊登了林毅夫的文章《當前形勢下國內外宏觀經濟走勢判斷》。作爲第十三届全國政協常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林毅夫稱，我國只要應對得當，在危機中保持穩定和增長，不僅有利於我國2020年脫貧攻堅等目標的完成，而且，還能以我國的防疫經驗和物資幫助其他國家防控疫情，以我國的增長助力其他國家走出衰退或蕭條，那麽，也將像2008年那場國際金融經濟危機一樣，進一步提升我國在國際經濟中的比重、地位和影響。

（姜浩峰／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