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人始終堅持實現國家完全統一，建設繁榮富强民主的現代化國家的初心。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民族復興、國家統一是大勢所趨、大義所在、民心所向。建設一個統一、繁榮、富强、文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是中國夢應有之義。作為一項前無古人的開創性事業，「一國兩制」已被證明是解決歷史遺留領土問題最現實、最明智的政策選擇和制度安排，是維繫全體中國人和平發展利益的最大公約數，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的顯著優勢之一。

「一國兩制」理論發展與成功實踐

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國家將工作重心調整到經濟建設上來，全國人大常委會發表了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告臺灣同胞書》，時任國防部長徐向前發表停止對大小金門及大小擔島炮擊的聲明，中央政府釋放了淸晰信號：統一為大勢所趨、人心所向，應儘快結束分裂局面，實現國家完全統一。非凡時代催生偉大理念。黨的十一届三中全會後，國家進人現代化建設的新時期，以何種方式實現國家統一和回歸治理成為中國共產黨人新的歷史考卷。在變革轉淚的大時代中，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展現了卓越的戰略膽識、政治智慧、制度自信和包容胸襟，本著尊重歷史、尊重現實、實事求是、照顧各方利益的原則，別出機抒地提出了「一個國家，兩種制度」偉大構想，為全人類政治文明和治理實踐書寫了驚世駭俗、氣魄宏大的新篇章。

「一國兩制」的原動力，源於近代中國的苦難記憶和歷代領導人的使命責任。新中國成立之初，毛澤東同志就戰略性地統籌考慮香港問題，決定「暫不收回，長期打算，充分利用」，保留了一條同外界聯繫的「國際通道」。「一國兩制」是對這種戰略視野、政治務實和策略靈活的繼承。1980年前後，鄧小平等領導人多次闡述解決臺灣問題要作重臺灣現實的思想，包括部分社會制度、民眾生活方式和對外貿易投資與民間交往關係等「維持不變」,甚至指出「臺灣作為地方政府可以擁有自衛力量」，搭建了「一國兩制」的基本框架。

從1981年9月，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葉劍英發表關於臺灣回歸祖國實現和平統一的方針政策的「葉九條」、1982年1月鄧小平正式提出「一個國家，兩種制度」，到1983年6月鄧小平進一步闡述實現兩岸和平統一的「鄧六條」，「一國兩制」科學構想的理論內容進一步具體化、系統化，形成較完備的方針政策。隨後，鄧小平又做出「社會主義制度為主，資本主義制度為輔」「50年不變」等重要闡釋。1985年3月，第六届全國人大三次會議正式把「一國兩制」確定為基本國策，作為解決台、港、澳問題，實現國家統一的基本方針。此後，「一國兩制」在實踐中不斷探索制度化。2005年《反分裂國家法》和2015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法》，在不同維度上延續、保障了維護國家主權、反對分裂、促進和平統一的「一國兩制」題中之義。

「一國兩制」勾畫出國家和平統一戰略和治國理政模式的壯闊藍圖，是富有開創性和生命力的政治創舉。首先，它在人類歷史上首提在統一國家內，國家主體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個別地區依法實行資本主義制度的政治實踐，體現了和而不同、包容共贏的社會主義制度自信，豐富了中國綿延3000年的大一統觀；其次，創造性地將列寧的和平共處原則應用到主權回收和國家治理領域，破除了領土和統一進程多伴隨兵戎干戈的悲劇迷思和冷戰零和思維，最大化降低了統一成本；再者，戰略性、發展性地統籌審視統一和治理關係，在維繫港澳整體繁榮中發揮其特定優勢，將兩岸和平發展進程融入改革開放事業和國家現代化建設。此外，其最可貴之處在於，作為基本國策的「一國兩制成為憲法第31條的濫觴，也是香港、澳門兩部《基本法》的遵循，奠定了依法治港、依法治澳的憲制基礎，塑造了港澳20餘年的繁榮穩定進步。

回歸以來，香港國際競爭力顯著提升，不但鞏固提升了全球第三大金融中心，重要的國際金融、貿易、航運航空中心和國際創新科技中心地位，而且連續20餘年被「傳統基金會」等智庫評為「全球最自由經濟體」「全球最佳商業城市」，還正在成為粵港澳大灣區的核心引擎。2019年，香港經濟總量為3583億美元（人均4.75萬美元），經濟規模較1997年增長近1倍，年均增速4%，在發達經濟體中位於前列。澳門則發展為國際自由港和世界旅遊休閒中心，輕工業、旅遊業、酒店業和娛樂場使澳門長盛不衰，成為全球發達、富裕的地區之一。2019年澳門經濟總量為591億美元，人均9.25萬美元，高居全球第二，僅次於盧森堡。在資本主義與社會文明長足發展同時，兩地生活方式、基本制度和法治體系也得到較好維護。世界銀行統計數據顯示，香港在政治穩定、政府效能、規管品質、社會法治、貪腐控制等方面的指標都遠高於回歸前。犯罪率連年下降，社會法治水平大幅提升至全球前10。立法、司法機構權力有效運作，年均公眾集會遊行多達萬起，表明民眾享有充分表達自由和政治參與機會。兩地幾乎實現全民就業，社會安全指數和居民人均壽命位居址界前列。

港澳發展成就既是中央政府堅持「一國兩制」,大政方針的必然結果，也是「一國兩制」科學性的最佳實證。20年來，中央「不惜代價」幫助香港兩次渡過金融危機，陸續建成京九鐵路，出臺《內地與香港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推出「滬港通」「深港通」，簽署《深化粵港澳合作推進大灣區建設框架協議》，讓兩地交流為香港發展提供源源不斷動力，不斷探索港澳深度融人國家發展全局和港澳居民參與國家治理的新路徑；同時，「一國」和「兩制」雙重優勢讓香港成為連接境外與內地資本與技術的「超級中間人」，香港是內地第四大貿易夥伴和第三大出口市場，更日益成為人民幣國際化和推進「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戰略平臺。「一國兩制」在港澳的實踐，使它們在國際社會的權利能力、行為能力以及影響力，遠遠超出回歸前，在國際上樹立了脫離殖民管治地區持續發展的成功範例，更為解決臺灣問題、實現國家完全統一提供了經驗和借鑒。

完善「一國兩制」，推進祖國和平統一

「一國兩制」構想在港澳的成功實踐舉世公認，其初衷則是為了解決臺灣問題而提出的。大陸始終把握兩岸關係發展時代變化，堅持完善和探索實現「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構想的頂層設計和政策實踐，有力引領兩岸關係朝正確方向發展。兩岸達成「兩岸同屬一中，共謀國家統一」的「九二共識」，實現全面直接雙向「三通」。2005年「胡連會」是60年來國共兩黨主要領導人首次會談。2015年「習馬會」則是1949年以來兩岸領導人首次會晤，兩岸和平發展與政治互動達到70年來的最高水平。此外，2008年以來，兩岸兩會簽署23項相關協議，兩岸經濟合作制度化不斷積極推進，兩岸共同市場不斷發展壯大。

近年來，以4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總攬全局，敏銳洞察國內外形勢和台海形勢新變化，針對新情况新問題闡述了一系列重大指導思想，為深人實施「一國兩制」指明了方向。2019年初，習近平總書記在《告臺灣同胞書》發表40周年紀念會上發表重要講話，全面闡述立足新時代、在民族復興偉大征程中推進祖國和平統一的五項重大政策主張，包括探索「兩制」臺灣方案，豐富和平統一實踐，昭示了兩岸融合發展與和平統一進程的歷史前景。為回應新的使命和挑戰，黨的十九届四中全會提出，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是全黨的重大戰略任務。全會審議通過《決定》，清晰界定了「一國兩制」的完整概念，既從制度層面特別是中央對特別行政區實行管治的層面，對推進「一國兩制」實踐作了系統的制度設計和工作部署，又具體闡述了「一國兩制」制度體系建設應該堅持和鞏固什麽、完善和發展什麽，充分體現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精神偉力，彰顯了中央堅持「一國兩制」方針不動搖的堅定決心和戰略定力，為新時代堅持和完善「一國兩制」制度體系指明了方向。

黨中央最新的關於「一國兩制」重要論述和綱領性文獻表明，大陸不但以更高規格確認和更新40年來的政治承諾，還在開闢推進祖國統一的「政治主場」，於民族復興的宏觀語境中進行內涵表述精准界定與邏輯轉換，一個更具有戰略包容性的「兩制」臺灣方案正呼之欲出，通過兩岸民主協商進入實踐性、操作性的討論設計階段。基於過去40年來兩岸關係發展進程和「一國兩制」在港澳的豐富實踐，需注意如下幾點：

一是要統籌兼顧理論與實踐的有機結合。回顧歷史，「一國兩制」既是高屋建瓴的理論構想，又是源於實踐歸於實踐的政策體系。同樣，「兩制」臺灣方案既不能只是在象牙塔內坐而論道的學術演繹，也不能只停留在事務層次。作為政治概念，「一國兩制」內涵是多元立體的，既是基本制度，又是具體政策；既是理論構建，又是活生生的實踐。「兩制」臺灣方案作為制度創新，應注重借鑒港澳實踐中的成功經驗，理性正視貫徹實踐中的偏差教訓，從其善而革其弊；作為對台方略，則應客觀考察、科學研判當前兩岸關係和島內外形勢，敢於直面島內沉屙積弊和矛盾衝突的硬核部，實事求是、循序漸進。人類的智慧與實踐都沒有終結，制度建設無法靠閉門造車，不可能一蹴而就、一勞永逸，而是「永遠在路上」，要在實踐中經受檢驗，幷不斷修正。實踐本身具有强大能動性，兩岸民主協商和制度構建的過程，即是「兩制」臺灣方案的動力來源之一。

二是要通盤謀劃統一前與統一後的歷史分工。

「兩制」臺灣方案與港澳情况的一大不同，是既包括統一後的制度安排，又要涵蓋通向統一的現實路徑。港澳回歸實現了無縫銜接，但其後經驗表明，國家統一不是「歷史的終結」，統一後的融合治理才是新長征的開始。因此，一方面要避免「跨過兩岸協商」，直接訴諸「統一後建構」的急迫操切；一方面也必須未雨綢繆、積蓄能懂，為統一後的治理做準備。既要有鞏固統一正當性的兩岸統合理論學說，也要有堅强有力的物質力傲和執行實踐，更要有春風化雨自下而上的菡層工作。統一進程必然由硬實力主導，而統一後則需要更多軟實力介入。香港、澳門和臺灣地區的特殊現實情况，決定了做政治工作方式的顯著差异，在法治與民選社會，需要更加善於利用憲法、法律和選舉作為政治參與和博弈的主要手段，這將是統一後一段時期的新常態。值得注意的是，無論統一前後，外部勢力介人和分裂主義、極端主義和民粹思維的流毒，都將是民心工程之外的長期挑戰。「兩制」臺灣方案應有宏大的戰略視野，妥處國家統一與民族復興的關係，使之正向互動，而不能讓臺灣成為統一的負資產。

三是要闡明貫徹「一國」與「兩制」的法理邏輯。黨的十九届四中全會明確强調，「『一國』是實行『兩制』的前提和基礎，『兩制』從屬和派生於『一國』幷統一於『一國』之內」。這一論述合乎邏輯應然和實踐實然，內涵極為豐富。這一論斷既是對「一國兩制」成功經驗的高度概括，也是對制度構想在實際貫徹階段存在偏差的理性認識。我們要對「一國」和「兩制」的內涵外延、法理邏輯進行規範以正本清源。「兩制」指的是社會主義中國包容資本主義制度。我國是單一制國家，中央對包括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在內的所有地方行政區域擁有全面管治權，香港享有包括遠超一般聯邦制國家內部州的高度自治權，包括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貨幣發行權、海關和出人境管轄權等，但其自治權來自於中央授權而非聯邦州的固有權力。而近年來，反對派推動的「反23條立法」、抵制「國民教育」、「占中行動」、「反對釋法大遊行」和「修例風波」，其愈發顯著的共性是刻意模糊混淆「一國兩制」的內涵和邏輯，將「兩制」曲解為「自治權」、與中央的分權關係或不同的央地權力安排，繼而轉換為不同的國家結構形式成為「准聯邦制國家」。由此，罔顧香港資本主義蓬勃發展事實，引申出污指「一國兩制失敗」的鼓動。在處理臺灣問題時，「一國」也是最核心的問題。中國主權和領土從未分割，大陸和臺灣同屬一個中國的事實從未改變，兩岸在歷史法理和政治現實上是「事實上的一國兩制」狀態。而蔡英文當局欺騙控制島內輿論，渲染所謂「反一國兩制民意」的做法，就是用「消滅中華民國」來恐嚇「民國派」，而用「兩制變一制」來脅迫「臺灣派」。臺灣當局從兩岸同屬一個中國的立場倒退，向「兩國」方向發展，導致「一國兩制」在島內被污名化，是兩岸相關民主協商和制度建設的現實障礙。

四是要動態平衡經驗總結與制度創新的建構進程。「一國兩制」付諸實踐以來，在島內接受度存在長期波動曲綫。台當局執政不力之時，島內民眾對「一國兩制」的支持往往會增長。而2019年兩項選舉期間，蔡英文當局附隨外部勢力歪曲炒作香港事態幷鼓動策應香港反對派。我們一方面要斬斷台當局伸向香港的黑手，一方面也要正視制度實踐中產生的矛盾和偏差，並在「兩制」臺灣方案的創新建構中汲取經驗，生聚教訓，提出新的戰略目標和實現路徑。作為現代國家治理史上首創的宏大上層建築，「一國兩制」在實施階段觸及深層次矛盾，出現偏差和挑戰是符合辯證法的歷史必然，這些問題有歷史性的、結構性的、全球性的，也包括本地化的特殊情况。香港事態中暴露出的外部勢力干涉滲透、「多獨合流」和「顔色革命」式的意識形態戰，充分體現了「一國兩制」下，在統一和主權的語境中，塑造國家認同和維護國家安全的緊迫性。實踐中，反對派刻意曲解，指「香港除無國防外交權，就應獨立於中央政府管治權」，因而導致正常的

國家認同和憲制觀念教育被抵制等異象。未來的「兩制」臺灣方案，理應根據兩岸現實情况納人這些經驗，從頂層架構和具體實踐層面，設定新的標的和標準，做出可操作的合理設計與安排。

五是要以人民為中心，理性包容臺灣社會的關切與訴求。我們要堅定「四個自信」，在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中堅持和完善「一國兩制」制度體系，探索「兩制」臺灣方案，進一步增强「一國兩制」對臺灣同胞的吸引力和感召力，團結爭取更多臺灣同胞共同致力祖國統一大業。例如，基於臺灣近幾個世紀漢人開台、西方侵略、南洋交匯、日據殖民和兩蔣盤踞的歷史，以及如今外部介入愈演愈烈、「台獨」勢力登堂入室的現狀，島內民眾在兩岸長期割裂甚至對立狀態下，其國家認同、大陸認知和政治態度多存在固有偏見和主觀誤差，「亞細亞孤兒」心態難以消弭，對「被統一」有較深的集體性底層心理恐慌。因此，對臺灣民心的爭取工作必然是長期複雜、.久久為功的系統工程。臺灣社會普遍存在的「維持現狀」「兩岸對等」的心態，就會對「一國兩制」港澳實踐產生「降格為特區」「地方對中央」的敏感心理。因此，大陸要及時跟進推出完善關於「兩制」臺灣方案的權威解釋，化解融通島內各方模糊疑慮，更要向島內民眾說明，

「兩制」維繫的是什麽，「一國」的意義和價值又是什麽，解答「臺灣人為什麽要做中國人」的關切，消除其「類國家幻想」，鼓勵其「兩岸共構一國」的積極性。國家統一本質上是政治要價的博弈過程，兩德和平統一的重要基礎，除精密設計、細緻協定外，還包括端出分量足够的「政策牛肉」。此外，借鑒港澳經驗，將臺灣未來發展更多融入國家整體發展戰略和對外戰略，在國家治理和建設中更多吸納臺灣民眾，也是包容更多島內民意、整合利益訴求、强化國家認同的重要途徑。

（劉匡宇／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