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日子，我們這些曾經在中南海爲首長服務過的老同志們聚在一起，老話重提，舊聞拾零，回憶爲首長服務時的點滴往事，陷入對他們的追思……
選址中南海
關於中央首長的住地爲何選址中南海，原中央警衛局副局長毛維忠談道：早在1949年3月，西柏坡黨的七届二中全會時，各方對黨中央、政務院 （後改國務院） 的選址，有過兩種意見。一種認爲北京西北郊好，那裏地廣人稀，靠近山區，可進行縱深規劃，也利於辦公區和生活區統籌安排，萬一打起仗來，各個要害部門，能迅速轉移應對。另一種認爲中南海好，理由是：一是中南海地處城市中心，交通便捷，方便聯繫；二是選址中南海不多占用土地，相對新建工程，耗時短，費用少；三是中南海歷史文化遺迹多，可在使用中加以長期保護。毛主席、周總理十分重視在使用中加以保護的觀點，後來還對黨外人士講：「這是一個好主意，凡事用則興，弃則亡。大到長城、運河，小到一個院落，一處景觀，莫不如此。我們把黨中央、政務院定在中南海，不僅僅是爲了省錢，還有一個趕時間和將來發展需要的問題。」
中南海水域面積大，閑散空地少，建築部門經過反復考察，最終選擇以懷仁堂爲中心，利用東、西、南三處舊宅地基，一幢挨一幢地建起了可供13戶獨立居住的普通平房和五幢西樓 （甲區）用房。
1956年至1966年，在中南海居住過的領導人有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李先念、習仲勛、李富春、譚震林、鄧小平、陳毅、林伯渠、陳伯達、王稼祥、董必武、張際春、陸定一、彭德懷、陳琮英 （任弼時夫人）、胡喬木、楊尚昆等20位。「文革」期間，除毛澤東、周恩來、李先念三家，其餘的都先後遷出了中南海。隨後進來的有胡耀邦、陶鑄、薄一波、賀龍、許世友等。
有人以爲中央首長在中南海的住房一定很講究，可能會同上海那些花園洋房差不多。殊不知，每家房子僅300平方米左右，還包括秘書、警衛、厨師們的工作室。房子不但小，而且又都靠在一起，如果孩子多的話，就顯得比較擁擠。不過各家在一起還是很愉快的，尤其當前後院誰家厨房做飯的時候，免不了會「一家煮飯十家香」。陳毅的厨師施文才說：一次，首長在餐廳風趣地感嘆：「革命幾十年，何曾想過，人到這個歲數，在中南海皇帝住過的地方，有一處屬於我們自己的私家小院，够享受的了，與戰爭年代相比，真是天上人間，好不美哉！」
西樓甲區是五幢由鋼筋混凝土建起來的西式樓房，水磨地，比較高檔。原計劃是供毛澤東、劉少奇、朱德三位中央主要領導人居住和爲若干辦事機關準備的。因靠近中南海西大門，故通稱西樓，圍牆不高，是一處獨立院落。甲區出於保密和安全的需要，要有楊尚昆簽發的出入證才能進去。1950年，新樓落成，毛主席親臨現場視察後認爲：總體布局緊凑實用，占地不多，路面雖小但平坦通暢，還有一些綠化，適合辦公居住。當陪同人員介紹東邊樓房時，主席見到大廳寬敞，陽光足，原色厚紙板貼牆，既隔音又大方，硬木地板平整，沒有立柱，擺上長桌就能開會，改成圓桌即方便用餐，還可以容納一百來人看電影、辦舞會，接見和宴請兄弟黨的貴賓時，連聲道：「好！好！」然而，他老人家明確表示自己還是住平房好。在周恩來的建議下，毛澤東一家很快搬進了豐澤園內的菊香書屋。劉少奇、朱德兩家按原計劃分別搬進了西樓 （甲） 和西樓 （乙），其餘人則按職能部門，各就各位。
傢具配置
在供給制下，首長和工作人員家裏的配置是按照基本需要提供的，雖然每個人的都很少，但總數仍相當可觀。好在當時中南海的雜物倉庫裏存放著一批舊政權留下來的桌椅板凳、橱櫃書架、地毯茶具，但拿來就能用的少，其中大部分需要修修補補，爲此警衛局行政科專門設置了一個木工班，爲各家提供方便。毛主席家裏用的書櫃、辦公桌是解放前國民黨辦事人員用過的，衛士長李銀橋幾次請示換新的，毛主席回答：「能用就好，不要換。」幷明確指出：「書櫃就是書櫃，桌子就是桌子，不要想太多，沒有什麽可怕的。」周恩來辦公室的座椅也是接收物資，經過修理一坐就是20多年。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尚且如此，其他首長就更不用說了。
舊傢具畢竟是有限的，隨著時間的推移，還是要補充一些新的。購置的新傢具檔次不高，但必須保證安全和質量。由警衛局委托北京市人民政府選定可靠廠家，先畫出圖紙，標明規格，加蓋廠印，簽上負責人姓名後，送報警衛局備案，需要時再由警衛通知廠家。毛主席和機關工作人員睡的是簡易板床，劉少奇因早年受過傷，腰、肩常感不適，有人要爲他定制較好的保健床，他不准，只允許做像醫院裏用的那種能分開高低段的普通鋼絲床。其他首長家裏和機關用的「小零碎」，也都是由這類廠家安排生産的。
我的入黨介紹人田伯階同志找我談話時說：「初到服務科，最怕去首長家打掃衛生，布置房間。想著首長家會像勤政殿、懷仁堂那樣有貴重的擺設，如果一不小心碰壞了，可擔當不起。後來真的被派到陳雲家裏去幫忙，見到的都是一些同老百姓家裏差不多的東西，哪有什麽‘紫檀花雕‘純銅軟床‘古玩名畫，我拍拍自己的腦袋，笑了！」
首長述記
我的老上級、後升任中央秘書局局長的周啓才說：以毛主席爲核心的黨中央，不少負責同志的主要工作幾乎全是一個模式：主持會議或參加會議；約人談話或聽取彙報；選閱文件，考察資料。表面看去，好像比較從容有序，但就每位首長的實際情况而言，對自己主管的每一件事，都要出主意，想辦法，所以他們肩上的擔子，很重很重！
周總理是全黨公認的第一大忙人，每天工作長達十六七個小時，被譽爲「革命加拼命」的模範，人們爲有這樣的好總理而高興，同時也爲他過度勞累而擔心。連毛主席都發話了，指示汪東興：「告訴服務科，把我這裏看書用的靠背沙發，搬一個給總理送去，請他累的時候換個位置，好好休息。」
周總理是巧用時間的高手。小的方面，早上起床後利用上厠所的時間看報紙或文件；步行去懷仁堂、人民大會堂時，步速相當快，既省時又練了腿力，幷在路上吃兩個煮鶏蛋；到西樓大廳工作間喝一杯小酒，吃些花生米；在天安門城樓用最短的時間自己動手削個鴨梨，解餓解渴。大的方面，由他召開主持的會議，如時間許可，便由國務院值班室通知服務科，準備工作用餐。所謂工作用餐，就是不設酒水、果品的家庭正餐。每桌一葷一素，兩個半葷半素，四菜加一個湯，主食米飯、饅頭。有時是砂鍋大燴菜，配四碟小菜 （常用鹹鴨蛋、煸豆角、拌芹菜、五香魚片），主食芝麻燒餅、烤紅薯。工作用餐的特點是可以邊吃邊聊，談論會議內容，點評飯菜口味，餐後自行離去，比較輕鬆隨意。工作用餐是要繳飯費和糧票的，包括總理在內，每人每餐三至五角，糧票三至四兩。如果偶爾遇著不便用工作餐的會議，時間長了，總理也會吩咐上幾盤普通餅乾，誰餓誰吃，當然吃餅乾是不必繳錢交糧票的，算是招待用品。工作用餐不僅節省了總理自己的時間，也免去了大家回去做飯、吃飯的麻煩，正如有的部長所說的：即使回去不工作，多休息兩個小時也好嘛！
周總理也是處理突發事件的高手，有件事情，我印象深刻。「文革」初期，全國大批青少年學生來北京串連，僅天壇一地，就聚集了近2萬人。事出突然，後勤工作未能跟上，不少人挨餓、露宿街頭。總理接到報告，驅車親臨現場調研。回來後，他不吃不睡，立刻通知中央和北京市有關單位參加動員大會。會上，他心情沉重地說道：「就是兩三天時間，從全國來了那麽多青少年，他們是懷著對党、對毛主席、對首都北京的熱愛而來的。他們不怕路遠、不怕風雨、不怕饑餓而來。到了北京，出現這種情况，我心痛啊！請在座的各位，有可能也去看看他們，多掌握一點實情，要動員和組織力量，迅速解决他們吃喝住的問題。」講到這裏總理長嘆一聲：「唉！最近我也有點力不從心了，疲乏得很，真想去大伙房幫幾天厨，寬鬆寬鬆。」動員會後各單位積極響應，北京飯店抽出專人，三班倒，趕制饅頭，商業部門將腌好備用的醬菜都拿了出來，朝陽區東大橋路南西邊剛蓋好的新樓裏每層每間房都鋪上厚厚的草席，開足暖氣，供串連學生臨時居住。衛生醫療單位也做出預案……
周總理的飲食，這裏提一提。在家裏，總理喜歡吃猪肉豆腐做的黃燜獅子頭，全聚德的烤鴨和各種時令蔬菜，主食是粗糧，不用富强粉。每餐不留剩菜。去上海愛吃桂煥雲師傅做的黃油烤魚，在杭州就請身邊工作人員到樓外樓吃西湖醋魚，喝紹興酒。總之，他身處各地，都能隨遇而安，但絕不點當地的名貴菜。記得20世紀60年代初，有一個地方飯桌上擺了一盤紅燒鹿肉，還有鹿肝，他生氣地說道：「爲招待我吃一頓飯，要殺一頭鹿！國家的也好，集體的也好，都是勞動人民辛辛苦苦養的，誰也無權糟蹋。這個菜，誰定的誰吃，我不吃，請拿回去。」
朱德總司令一家，在西樓一住就是13年。在中南海，朱家稱得上是一個兒孫滿堂的幸福大家庭。首長雖然工作繁忙，但家庭生活相當愉快，尤其是節假日，爺爺、奶奶和兒孫輩們歡聚一堂，用餐時要放一張能容納12個人的大圓桌。當五盤菜肴 （兩葷三素一湯）上桌時，只見筷子來回伸展，大家邊吃邊笑，氣氛格外輕鬆活躍。家人爲了讓爺爺健康長壽，每餐必定爲他安排一個合口味的優質主菜。
1967年，爲迎接黨的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召開，中央在小範圍內進行著各項準備工作。在此背景下，周恩來、朱德兩位首長在西樓大廳有過極其親切坦率的會見。兩人談話的內容是：毛主席委托周恩來轉告朱德，老總年歲大了，行動不便，應當有個安靜舒適的地方安度晚年，但他的黨內外職務繼續保留。周恩來是很敬重朱德的，常稱其爲革命兄長。彼此兩位心裏明白，以後相見的機會少了，於是越講話越多，你一言我一語，從南昌起義講到延安時期直至當前。幾年之後，朱德還說，那次談話，「既是美好的惜別叙舊，更是難忘的深情慰藉」。
朱德是一位長壽老人，故事多，趁此機會，再說點「小事」。1960年，人民大會堂內人大常委的辦公室需增加一些高規格的陳設。根據相關規定，朱德委員長的接待室裏需陳設有：四幅仿紫銅堆漆玉樹花開黃鶴飛通景挂聯；百花齊放國畫一幅；壽山巧色雕刻一件；精美烟具一套。宋慶齡副主席辦公室的陳列爲：漆器博古或黃楊雕刻挂聯四幅；漆器制花挂櫃兩件。朱德知道後，當即指示：我的接待室標準不要高於宋副主席的標準，反之，她的辦公室陳列標準可以高於我的接待室。
任弼時離世後，朱德夫婦對其夫人陳琮英和孩子們關懷有加，經常邀請孩子們到家裏玩。任遠遠年少活潑，見朱德寫得一手好字，便開口索要，朱德即刻提筆，幷鼓勵晚輩努力學習，不斷進步。身邊工作人員的辛勞，朱德夫婦也是看在眼裏，記在心裏。逢年過節，夫婦倆就請服務科派人去放電影，還專門包餃子給放映員吃。朱德86歲高齡時，還外出到工廠、部隊視察。我至今還保存著兩份朱德閱讀過的書報，上面都蓋有「朱德同志」的閱讀章。
朱德的一生正如周恩來多次對人講的：「人活到老，要革命到老，學習到老，改造到老。」1976年朱德逝世後，宋慶齡感嘆道：「……他是我們所認識的人中最不愛抛頭露面的。朱德同志爲中國做了這麽多工作，却如此低調，他得到每一個人的愛戴。」
轉眼間，幾十年過去了，「流年不貸人，俯仰遂成昔」。這些爲新中國奠基的具有良好品質的首長們，將永遠活在人們心裏。
（張寶昌／口述 張事賢／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