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爲擊碎蔣介石的政治進攻，爭取國內外的同情和支持，實現國內和平、民主、團結，毛澤東冒著重重危險應邀赴渝，對國民黨的政治衝鋒發起了一次「反衝鋒」。本文通過剖析抗戰勝利前後美國、蘇聯、國民黨蔣介石等各方的態度，分析毛澤東赴渝和談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抗戰期間，中國共產黨開始從延安走向世界；抗戰勝利，中國共產黨開創的「新民主主義的中國」已經被國際社會普遍接受。「國民黨中國」和「共產黨中國」比肩並存，其中任何一方都無法壟斷國際資源。75年前，毛澤東應邀赴渝，是對蔣介石企圖利用國內國際形勢迫使中共就範的一次「反衝鋒」，目的是擊碎蔣介石的政治進攻、爭取國內外的同情和支持。

抗戰勝利前後國際國內新動向

20世紀前半葉，中國戰亂不止。抗戰勝利，老百姓最大的憂慮是內戰。1945年7月28日，中國民主同盟發表對時局宣言，稱「全國人之心情，乃驚懼內戰之爆發」。8月15日，中國民主同盟再次呼籲各方犧牲成見，顧全國家，堅決排除一切製造分裂或引起內戰的姿態和措施。《大公報》在6月13日向全國提議：「希望朝野上下，全國一致，都要有一個堅決的概念，就是：反內戰。」8月3日，《大公報》再次高呼：「我們害怕內戰，厭惡內戰，反對內戰。」不久，中國民主同盟對外發表談話稱：誰要挑起內戰，誰就是人民的公敵。

國際上，二戰期間形成的美蘇合作關係體現出强大的慣性，美蘇都不想在中國問題上過分刺激對方。美蘇兩國對華政策一致的地方在於：通過促「和」避「戰」，保障各自在華利益的實現，抑制對方在華擴張，維繫二戰後期構建的雅爾塔體系。

1945年美國的對華政策是有限度地支持國民政府，壓蔣和共，而不是支持蔣介石打內戰。1945年6月，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第六組少將組長唐縱指出：「國共兩黨本身情勢之發展，非戰爭無法解決，但美國除對日本作戰外，別無繼續作戰之興趣。」7月9日，駐華美軍指揮官魏德邁提出：「美、蘇、英必須堅定地團結起來，强制國共雙方作出現實主義的妥協，實現兩黨聯合。」8月，美國答應用軍機、軍艦送國民黨軍隊到華北，但同時强調，「僅限於遣返日本人的需要」。10月，美國人以「不願自中共手中奪回一土地而移交於國民黨」爲理由，拒絕登陸烟臺，以示對中國政府援助之有限度。11月，駐華美軍總部通知國民政府，不願再繼續爲其運兵赴平津登陸，「此乃表示不參與中國內戰之意」。

而蘇聯在對華問題上，執行的是雙軌政策。爲兌現雅爾塔會議上提出的在華權益，蘇聯與國民政府簽訂了《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向美國人和蔣介石承諾：援助中國一切武器及其他物資，均以國民政府爲唯一對象；遊說中共通過和平手段達成社會主義革命目標。《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簽訂後不久，斯大林致電中共中央：中國不能打內戰，否則中華民族有被毀滅的危險，勸說毛澤東赴渝。但這不意味著斯大林要拋弃中國共產黨，更不意味著要支持國民黨消滅共產黨。斯大林既要履行中蘇條約的義務，又不會背弃中國共產黨這一潜在的戰略盟友。蘇聯一方面督促毛澤東去重慶，且在重慶刻意與其保持距離，竭力避免給美國和國民黨留下支持中國共產黨的印象。蘇聯駐華大使彼得羅夫對毛澤東、周恩來到訪蘇聯大使館並不熱情，並婉言拒絕了周恩來希望蘇聯爲毛澤東的安全提供保障的請求。同時，彼得羅夫一再向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表示：「中國人應該自己進行相互協商，並達成雙方都能够接受的協定。」而另一方面，爲抵制美國染指東北，蘇聯利用種種藉口阻撓國民黨接收東北，對中國共產黨在東北的發展進行暗中援助。胡喬木回憶說：「蘇聯在東北和我們配合默契，實際上幫了我們很大的忙，但是悄然的，不公開。」唐縱則指出，「滿洲的事態表明，儘管有了中蘇條約，中共仍然可以指望得到蘇聯的暗中支援」。

蔣介石想不戰而屈人之兵

在國民黨內的鬥爭中，蔣介石有很多「不戰而屈人之兵」的經驗。1945年8月14日，《中蘇友好同盟條約》正式簽訂，國民黨拿到了蘇聯「不向中國共產黨提供政治上或物質上的援助」的保證。而之後，盟軍最高統帥麥克阿瑟發布了第一號命令：中國戰區（除東北外）的日軍需向蔣介石投降。蔣介石壟斷了合法的受降權。在「利好」的形勢下，蔣介石捕捉到了利用國內外政治形勢迫使共產黨就範的機會。

同時，蔣介石注意到，自己的軍隊只控制著西南、西北部分偏遠地區，不利於對日占區的接收；而共產黨却因爲堅持敵後抗戰而占有華北、華中乃至華南部分地區，在接收方面占據優勢。爲麻痹共產黨，同時爲自己在戰後的接收中爭取時間和國際援助，蔣介石決定邀請「二十年來唯一的敵人」木毛澤東赴渝和談。這是伐謀之策，既順應了國內國際形勢，更將「和」與「戰」的選擇權拋給了中共。《大公報》對此評論說，感到了「一片祥和之氣」。

爲進一步壓制共產黨，充分表達自己和談的「誠意」，國民黨通過自己的宣傳機器向共產黨發起了政治衝鋒。1945年8月14日、20日、23日，蔣介石三次電邀毛澤東，這三封電報的主要內容都以要聞的形式刊登在《中央日報》的顯要位置。蔣介石在電文中說，「如何以建國之功收抗戰之果」，有賴於毛澤東的惠然一行；他對毛澤東的到來「期待正殷」，而毛澤東則是「行旌遲遲」。8月21日，《中央日報》還就此專門刊發了《內爭不容再有》的社論，社論開篇就指出，抗戰是勝利了，但只有統一才能保證勝利的成果，而「統一問題的焦點，無可諱言的是中共」。社論最後說：「‘內爭不容再有！’毛先生應無異議，我們要請毛先生惠然來渝，以事實來證明其無意於內爭，以事實來慰藉熱望和平幸福的全國人民！」

全世界的目光都投向延安，靜待毛澤東作出選擇。

毛澤東的針鋒相對：「重慶是可以去和必須去的」

在抗戰勝利之時，毛澤東爲迎接即將到來的內戰積極準備。「蔣介石總要强迫人民接受戰爭，他左手拿著刀，右手也拿著刀。我們就按照他的辦法，也拿起刀來。」毛澤東一度要求做好奪取南京、上海、杭州等大城市的準備（這些都是國民黨以前統治的核心地區）；同時命令八路軍、新四軍不要聽蔣介石「原地待命」的命令，而要「猛烈擴大解放區」。

但毛澤東和中共中央也時刻關注著國際國內形勢變化對國共關係的影響。蘇聯參戰，日本宣布投降，中共中央立即指出，必須以國際國內新動向爲基礎考慮國共談判的恢復。面對蔣介石大張旗鼓的三次電邀，毛澤東認識到，只有自己親身赴渝，才能「打破蔣之企圖爭取國際國內之輿論」。1945年8月26日，毛澤東在政治局會議上分析道，「現在蘇聯紅軍不入關，美國軍隊不登陸，形式上是中國自己解決問題，實際上是三國（美、英、蘇三國）過問，三國都不願中國打內戰，國際壓力是不利於蔣介石獨裁統治的」，「重慶是可以去和必須去的」，「我們可以取得全部主動權」。在8月23日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周恩來也支持毛澤東去重慶，提出我們要「爭取主動，迫蔣妥協」。返回延安後，毛澤東指出，無論是蔣介石的相邀還是他的應邀，都是堅持了現實主義原則——二人都是根據國內外形勢作出對己有利的決策。毛澤東進一步談道，「‘針鋒相對’，要看形勢。有時候不去談，是針鋒相對；有時候去談，也是針鋒相對」。毛澤東應邀談判不是迫於國內外勢力的無奈之舉，而是中國共產黨面對國民黨的政治衝鋒發起的一次「反衝鋒」。

通過這次「反衝鋒」，中國共產黨展示了自己的謀略和膽略。毛澤東常說，國共反映美蘇，反之，美蘇亦影響國共。美國沒有無條件支持國民黨，而是壓蔣和共；蘇聯雖然受限於中蘇條約，但並未拋弃中國共產黨，採取的是雙軌政策。蔣介石的「相邀」是謀略，毛澤東的「應邀」亦是謀略，均是對戰後國際局勢的因應。這次「反衝鋒」，亦讓世人見識了中國共產黨人的膽氣。抗戰勝利初期，中共政權仍然是國民黨反動的中央政權下的革命政權，國民黨相邀和談不過是鴻門宴一一蔣介石一度考慮將在渝的毛澤東扣押、審判。臨行前的毛澤東讓劉少奇代理中共中央主席，自己則做好了「城下就不盟、準備坐班房」的準備；同時他告誡部下，蔣委員長只認得拳頭不認識禮讓，「絕對不要被反動派的其勢汹汹所嚇倒」，對來犯者，「不要輕打，打則必勝」，你們打得越好我越安全。面對敵人的挑戰，中國共產黨敢於應戰，從不怯戰。

毛澤東赴渝和談，最大限度表達了中國共產黨追求和平、團結的誠意，體現了中國共產黨的大黨風範和大黨擔當。1945年8月29日，毛澤東到達重慶的第二天，《大公報》熱情洋溢地寫道，「毛澤東先生翩然來渝」，是中國的一件大喜事；蔣毛「重行握手」，應該認真演出「這幕大團圓的喜劇」。此前，爲電邀毛澤東而大造聲勢的《中央日報》，只是在不起眼的位置輕描淡寫道：「毛澤東昨抵渝。」其語氣極端輕蔑，連「先生」二字也省了。前後「落差」如此明顯，說明電邀和談更多的是政治作秀。

通過重慶談判，中國共產黨迫使國民黨「即行承認」黨派平等合法，同意將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解放區地方政府等重大問題通過政治協商會議等和平方式解決。「國民黨再發動內戰，他們就在全國和全世界面前輸了理」。中國共產黨重新拿回了政治上的主動權和道義上的制高點，其和平民主的訴求更廣爲人知。8月30日，中國民主同盟主席張瀾非常肯定地說：「得天下者毛澤東。

（郭祥／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