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特朗普連任還是拜登當選，中美關係都不會有太大變化。」早在美國大選投票開始前，國內外戰略界、輿論圈就有這樣一種較爲流行的判斷。如今美國大選已告一段落，拜登的外交和國安政策班底已在媒體曝光，「拜登政府依然會對華强硬」似乎還是主流判斷。

這種判斷，至少是不够嚴謹的。拜登政府的對華政策，絕不會是蕭規曹隨，當然也不會是改天換地。「强硬」是特朗普的外交賣點，但不會是拜登的外交追求。預判拜登政府對華政策走向，要看特朗普給他留下了哪些「遺產」，同時也要看拜登是否願意，以及可能做出哪些調整。

特朗普的遺產

白宮有一個非正式的規矩：即將離任的總統在離開白宮前，會給新任總統留下一張剪短的便簽。內容大多是祝福或建議。小布什總統給奧巴馬總統留下的，是建議他爲可能遭到的批評和失望做好心理準備。

奧巴馬給特朗普留下的便簽，寫著「維護冷戰結束以來的國際秩序」。我的理解是，當時奧巴馬預感到前景不妙，希望特朗普在外交上「不折騰」。但奧巴馬的希望落空了，特朗普外交最突出的特點就是折騰，而被折騰得最狠的就是對華外交。特朗普執政的四年裏，中美關係跌至建交以來的谷底，而且上面還籠罩著新冷戰的烏雲。

如果要給特朗普政府對華外交特點作個定性，可能很多人都會認爲是「戰略競爭」。表面上看起來沒錯，但實際上不够準確。今年6月出版的《重新認識美國》一書，詳細論述了這樣一個判斷：美國在小布什政府後期已經開始戰略轉向，奧巴馬任期內事實上開啓了對華戰略競爭。特朗普政府所做的，是把前任的政策更加系統化，把中美戰略競爭以戰略性文件、國會法案的形式固定下來，並以高調的對抗性外交加以實施。

特朗普政府對華政策開始變得清晰的信號，體現在2017年年底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和2018年年初的《美國國防戰略報告》中，兩份報告都明確地把中國定位爲戰略競爭對手。2018年上半年，特朗普政府挑起中美貿易戰，中美戰略競爭首先在經貿領域展開，此後蔓延至科技、教育、外交等領域。

到了中期選舉前的2018年10月，副總統彭斯在美國保守智庫哈德遜研究所，發表了關於對華政策的演講，開始把中美關係引向新冷戰。此後，特朗普政府眼中的戰略競爭，基本上可以與新冷戰劃等號。2020年7月，國務卿蓬佩奧在尼克松圖書館發表題爲《共產中國與自由世界的未來》的演講。從演講的內容和所選的地點可以看出，蓬佩奧一方面想給中美新冷戰作個「蓋棺定論」，另一方面想作個對華外交與過去作別的意志展現。

特朗普執政四年，中美關係是否已經陷人了新冷戰？此前南風窗的多篇文意對此作過分析。我們的基本判斷是，中美關係帶有明顯的新冷戰特徵，擔徹底滑向新冷戰並非注定的結局。可以肯定的是，即便特朗普離開白宮，中美關係也會被鎖定在戰略競爭的軌道上。

除了上述兩份戰略性文件，2020年5月特朗普政府發布的《美國對中國的戰略方針》，可以說是「鎖定」的關鍵動作。這份文件認爲中國在經濟、價值觀和安全上都對美國構成挑戰，並計劃以「全政府的方式」加以應對。

白宮網站上公布的這份長達16頁的政府文件，字裏行間透露出冷戰式動員，但通篇未出現「cold war」（冷戰）這樣的字眼。所以，特朗普政府的對華冷戰式外交，「底色」還是戰略競爭。把戰略穹爭營造得像打冷戰，是特朗普威脅恫嚇的個人風格使然，也是出於他連任競選的需要。

《美國對中國的戰略方針》的後續影響在於，把美國對華戰略競爭的意圖强化、政策具體化、責任明確化。在那份文件公布之後，美國的行政、立法部門，都復活或者新建了「中國工作組」，國會通過了多個在經貿、科技領域爲中國猜身打造的遏制性法案。

也就是說，「全政府模式」已經開啓，拜登即便是想調整，也面臨著一個圍繞對華戰略競爭而運轉起來的國家機器。把中美關係鎖定在戰略競爭的軌道上，是特朗普給拜登留下的遺產。

特朗普更爲「顯性」的遺產，是已被毒化的中美關係。儘管奧巴馬政府事實上開啓了對華戰略競爭，但兩國畢竟還維持著脆弱的互信，在重大分歧上還保留著不逾越底綫的默契，確保雙邊關係不至於滑向全面對抗。而特朗普政府在對華外交上突破底綫的操作，把中美之間脆弱的互信，變成了明顯的敵意。在這一點上，特朗普政府「直擊」中國核心利益，即是明證。

比如，政權穩定是中國的核心利益，特朗普政府高官竭力污名化中國的政治體制；臺灣問題是中國的核心利益，特朗普政府在對台軍售、美台官方交流層級上頻頻挑釁中國。這樣刻意的惡意外交，中美1979年建交以來還未曾有過。特朗普執政時期的美國，中國人想不感受到惡意都難。

另一方面，美國人對中國的態度，在特朗普任期內也大幅惡化。根據皮尤研究中心的數據，奧巴馬任期內，美國人對中國的態度呈波浪式變化狀態，正面看法最髙是51%，最低是35%；負面看法最高是55%，最低是36%。但特朗普任期內，美國人對中國正面、負面看法的走勢幾乎都呈直綫型：正面看法從2017年的44%下滑至2020年22%，同期負面看法從47%攀升至73%。

無論怎麽分析美國民意變化的原因，都難以否認特朗普政府的惡意與美國民衆對華負面態度之間的關係。一個民意上對華態度明顯惡化的美國，毫無疑問會擠壓拜登的回旋空間。但是，這並不意味著拜登在調整對華政策上沒有選擇餘地。

拜登的矯正

拜登的外交，可以概括爲「重新領導」。他在11月7日晚的勝選演說中說：「今晚，整個世界都在注視美國。我相信，在我們最好的時候，美國是全球的燈塔。我們不是靠我們的力量成爲榜樣，而是因爲我們的榜樣擁有力量。」

今年3月，拜登在《外交事務》上的文章開篇即寫道自奧巴馬和我於2017年1月20曰卸任以後，幾乎從任何角度看，美國在世界上的信譽和影響力都有所下降。」他在文章中抨擊了特朗普的外交，並提出了如何讓美國重新領導世界的構想。

雖然拜登勾勒出的「重新領導」只是粗綫條，但可以明顯看出他矯正特朗普外交的緊迫感。拜登對美國整體外交的矯正，與其對華政策的調整必將存在極强的相關性。這不僅因爲中美關係是當今世界最重要的雙邊關係，還因爲特朗普執政期間破壞性的對華外交，客觀上破壞了美國的國際形象，進而讓其領導世界的能力遭到質疑。

關於美國對華外交的調整，《重新認識美國》一書中有這樣一個結論：美國對華認知歷史上多次出現過「反應過度」，反映到政策上就是「矯枉過正」。「特朗普政府混亂的對華外交，很可能是美國對華政策回調過程中的矯枉過正。在這個過程中，特朗普不可預測、行事衝動的個人作風，使美國對華外交‘反應過度’更爲明顯。」

拜登對華外交的矯正，在基調上將是對特朗普矯枉過正的修復。競選期間，特朗普與拜登都曾炒作中國話題，但側重點略有差異。特朗普主打的是自己對華强硬的形象，拜登推銷的是其對華强硬會更有效。從目前的情况來看，拜登的對華政策將是在繼承基礎上進行矯正。

繼承可以從兩個層面來看。從主觀層面看，拜登繼承了一個主張對華强硬的政界共識。美國前助理國務卿庫爾特‧坎貝爾，是奧巴馬政府「亞太再平衡戰略」的主要設計者之一，是拜登競選團隊的外交顧問。他曾對媒體表示：「我覺得在民主黨內有一個廣泛的共識，即特朗普對中國掠奪性行爲的判斷是正確的。」

拜登在上述《外交事務》雜志文章上談及中國時寫道：「中國正在通過擴大其全球影響力、推廣自己的政治模式和投資未來的技術，打一場持久戰，美國確實需要對中國采取强硬態度。」拜登的這種對華認知，本質上與特朗普沒有什麽不同。所以，特朗普政府的政策手段，拜登不會全盤否定。比如，以「全政府模式」與中國進行戰略競爭，很可能被拜登繼承。

這又涉及繼承的客觀層面，正如美國國際事務分析師詹姆斯•曼所說，拜登繼承的是在對華態度上更加强硬的情報機構、聯邦調查局、商務部、國防部等。「覺得特朗普走人，所有這些機構的對華强硬政策也消失，那就錯了，這些機構以及它們代表的利益，還在那。」

當然，拜登對華政策更突出的特點將是矯正。特朗普政府把複雜的國家競爭，拉低到校園霸凌的水平，屬於典型的非正常狀態。作爲熟諳外交事務的資深政治人物，拜登的對華外交，即便不是君子之爭，至少也更像成年人。

美國前駐華大使馬克斯•鮑克斯，今年10月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說，拜登的勝選將「重啓」中美關係。「談到中國，我想你會看到某種重啓，看到開展平靜外交的總統。」「他不會用推特賬號來影響外交政策，風格會更加傳統。」

美國知名國際問題學者羅伯特•卡普蘭，今年10月在《外交政策》上撰文稱，過去四年，華盛頓與北京的關係不僅大幅惡化，還極大地功能失調和情緒化。所以他認爲，美國必須重啓關於中國政策的辯論，急需爲競爭設定規則。坎貝爾今年年初也在《外交事務》的文章中表示，美國外交界多年來高估了改變中國的能力，對華接觸政策已經結束，但也要止兩國滑向危險的冷戰。

從拜登競選團隊外交顧問的表態，可以大致看出拜登政府對華外交矯正的意圖和方向。曾在奧巴馬政府內擔任外交、安全官員的安東尼•布林肯，是拜登競選時的外交顧問之一，而且兩人私交甚篤。他是特朗普外交的堅定批評者，認爲「拜登政府的首要任務，是要從特朗普政府弱化美國同盟關係、破壞美國價值觀的戰略赤字中恢復」，「美國與中國完全脫鈎不切實際，而旦還會適得其反」。

拜登競選團隊的另一位外交顧問杰克•沙利文表示，美國必須優先重塑美國形象和國內實力，以此爲基礎與中國展開競爭，但同時也會在符合美國利益的情况下與中國尋求合作。拜登本人今年9月在回答美國外交關係協會的提問時說：「應對（中國）這一挑戰最有效的方式，是建立一個美國盟友、夥伴的統一戰綫，哪怕在氣候變化、核不擴散、全球衛生安全等利益趨同的議題上我們將尋求與中國合作。」

從目前的情况來看，拜登對華外交的設想可以概括爲：以聯盟外交展開戰略競爭、基於共同利益尋求合作。當然，這也只是一個粗綫條，具體的政策框架，要等到拜登政府對華外交評估完成之後才會清晰起來。

但可以基本肯定的是，拜登政府的對華政策，至少在基調上具有穩定、可預期的特點，不會像特朗普那樣癲狂。

比如，拜登政府可能加大在人權、宗教、民主問題上的施壓，但不會像特朗普政府那樣露骨地攻擊中國的政治體制；依然會以國家安全的視角來看待中美經貿、科技關係，但會更加在乎樹立競爭規則，並且重視聯合盟友；在軍事、安全問題上依然會强硬，但會更加在乎危機管理。

中美新常態

中美關係的變化，離不開國際政治現實這個大背景。目前以及可預見的未來，國際政治的一個基本事實都將是：一個快速崛起的中國與一個依然强大的美國共存於世界。中美戰略競爭在美國已經是共識，但經歷了特朗普4年折騰後，美國政界、戰略界逐漸也會產生這樣一種共識：中國不可能一擊即倒，對華外交是一項長期工程。

拜登的政治理念與政界經歷，决定了他的對華外交將更具戰略思維。也就是說，他會從長遠的眼光來看待對華外交，布局中美戰略競爭。這一方面意味著，拜登任內中美關係可能不會出現像特朗普執政時期那樣突變式、斷崖式下滑的狀况，但同時也意味著，中美關係將進入可控而持續的緊張狀態。

美-學者麥艾文（Evan Medeiros）將這稱爲中美關係的「新常態」。在他看來，美國精英和大衆都認可了中國挑戰具有長期性的事實，中美關係事實上已經是「系統性競爭」，兩國都更傾向於從競爭視角來看待雙邊關係。麥艾文甚至認爲，中美關係已經從「尋求競爭與合作的平衡」，轉向「尋求競爭與對抗的平衡」。

麥艾文的觀點裏沒有「合作」兩字，表面上看與拜登的論述有差異，但實際上更可能接近拜登對華外交的實質。拜登對華外交的終極目的，無疑是確保美國贏得戰略競爭，這事實上就內置了更高强度競爭的因素。拜登政府不會高調凸顯中美對抗，但更高强度的競爭與對抗之間，隔的不是一座山，而是一層紙。

從克林頓政府到奧巴馬政府，美國對華外交總體上是「接觸+遏制」，換個角度看就是「競爭+合作」。在對華政策基調上，拜登及其外交顧問依然是「競爭合作」，但細究起來，很可能是「高配版的競爭」+「低配版的合作」。毫無疑問，這將是冷戰結束以來，美國對華外交顯爲深刻的調整。

（雷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