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在吼，馬在叫，黃河在咆哮，黃河在咆哮……」

在廣州市南沙區的星海故里紀念館，一個合唱廣場背靠小山坡，音樂家生前的作品一次又一次地在這裏淩空響起，那種萬衆一心不可戰勝的力量噴薄而出，至今聽來仍使人熱血沸騰，這就是《黃河大合唱》。

81年前，一位年輕的音樂家與《黃河大合唱》永遠地定格聯繫在一起，他就是冼星海——這部偉大杰作的作曲者。郭沫若曾評價，《黃河大合唱》是抗戰中所産生的最成功的一首新型歌曲。音節雄壯而多變化，使原有富於情感的詞句，就像風暴中的浪濤一樣震撼人心。

這部寫於中華民族抗戰救亡關鍵時刻的時代最强音，伴隨著其不朽的旋律，澎湃著冼星海畢生的激情，如今仍翻涌在人們的胸口。

2020年6月13日，是冼星海115周年誕辰紀念日，全國多地舉行了系列紀念活動，懷念這位「爲抗戰發出怒吼，爲大衆譜出呼聲」的人民音樂家。

從貧苦船工家庭走出的音樂家

冼星海原籍廣東番禺，1905年生於澳門一個貧苦船工家庭。父親早逝，他幼時就與母親僑居馬來西亞謀生，過著缺衣少食、頻頻失學的生活，他與母親相依爲命，度過貧苦的少年時代。

冼星海從小就酷愛音樂，先後在廣州嶺南大學附中、北京大學音樂傳習所、上海「國立音樂院」半工半讀，專研演奏小提琴和單簧管。

1929年夏，冼星海因參加學潮而被迫退學，於當年冬天起程前往巴黎求學。在巴黎的最初幾年，他做過餐館跑堂、理髮店雜役、看守電話的傭人……繁重瑣屑的工作之餘，他仍抽出時間學琴、讀譜、練習作曲。

巴黎寒冷的冬夜，青年冼星海在門窗破裂的一間七樓斗室裏，點燈寫作，借風述懷，寫下三重奏《風》。此曲經電臺播出後引發關注，冼星海因而結識著名作曲家保羅•杜卡斯，隨後考入巴黎音樂學院高級作曲班，成爲杜卡斯的學生。留法期間，他創作了《風》《遊子吟》《d小調小提琴奏鳴曲》等10餘首作品。

冼星海喜歡看法國國慶遊行，法國國歌聲中民衆愛護祖國的熱情，猛烈地敲擊他的心靈。想到多難的祖國，他於悲痛中起了挽救祖國危亡的念頭。

1935年，而立之年的冼星海結束了法國的音樂求學之路，回到祖國。在目睹祖國危難四伏、遍地瘡痍後，他義無反顧地投入到中國共産黨領導的抗日救亡運動中，從工人、農民和學生的喜怒、呼喊和抗爭中吸收力量，創作一系列能够鼓舞人民及將士的救亡歌曲和積極進步的電影音樂。

1938年，在武漢組織群衆歌咏活動時，冼星海見到延安來的青年，發現他們「非常刻苦、有朝氣、有熱情」，深受感染。正當他在打聽延安情况時，延安魯迅藝術學院（以下簡稱「魯藝」）寄來音樂系全體師生簽名給他的聘書。

他決定，去延安。

「我有把握把它寫好！」

冼星海在延安的一年半時間，是其一生創作的巔峰時期。

在這裏，他創作出了包括《黃河大合唱》《生産大合唱》《九一八大合唱》等大型聲樂套曲在內的百餘首作品。《黃河大合唱》則是其極具代表性的扛鼎之作。

而《黃河大合唱》詞與曲的相遇，則具有一定的傳奇色彩。

在陝西省延安市東北的橋兒溝，有一座天主教堂和數十孔窑洞，門口有一大石，上題「魯迅藝術學院」，爲1940年毛澤東親筆題寫。

魯藝就是《黃河大合唱》的誕生之地。冼星海儘管在魯藝的待遇相當高（一月津貼15元），但當時條件艱苦，一邊教學，一邊還得開荒種地、紡紗織布。

在這樣的日子裏，冼星海遇見了曾經在武漢、上海合作過的光未然。光未然，原名張光年，1913年生於湖北光化；1938年10月，這位青年詩人帶領抗敵演劇三隊東渡黃河到呂梁山抗日根據地；在黃河壺口，看見黃水滔滔、船工大吼，極受震撼。

1939年1月，光未然在呂梁山行軍時不慎墜馬、左臂骨折，他被送進延安邊區醫院，在病床上寫出《黃河頌》；幷在這年的除夕聯歡會上朗誦，冼星海在現場聽得「很興奮」。2月26日，冼星海到醫院看望光未然，說想譜寫黃河頌的大型音樂。

1939年3月1日，抗敵演劇三隊邀請冼星海到延安的西北旅社，光未然拿來了剛剛脫稿的《黃河大合唱》全部歌詞。據《黃河大合唱》延安首演指揮鄔析零回憶，當晚，光未然首先向冼星海大略說明《黃河大合唱》歌詞的創作過程，詳細介紹其結構：由體裁形式不同的8首歌曲組成，男聲合唱、男聲獨唱、詩朗誦、女聲齊唱、男聲對唱、女聲獨唱、輪唱、大合唱。

對於這樣前所未有的結構，冼星海在手稿《我怎樣寫》中，把《黃河大合唱》稱爲「現階段救亡歌曲的新型歌曲」。他這樣評價《黃河大合唱》的曲與詞，「在歌詞本身，已盡够描寫出數千年來偉大的黃河的歷史了」。

鄔析零記得，這天晚上，在西北旅社這間寬敞的窑洞裏，月光掩映，34歲的冼星海坐在窑洞靠門邊的位置上。25歲的光未然坐在靠窗戶的土炕椅子上，他面前有一張桌子，桌上有幾盞油燈，油燈的火焰照亮了他手裏的詞稿。後來，光未然激情朗誦起這首作品來，冼星海一直坐在靠門邊的座椅上靜靜聆聽。光未然話音剛落，他就霍地起身大步上前，把詞作抓在手裏，說：「我有把握寫好它！」

吃一口白糖，寫幾句樂曲

爲了創作好《黃河大合唱》，冼星海沒有先動筆，而是用了近一個月的時間向光未然與三隊的同志詳盡地瞭解搶渡黃河時的情形以及船工號子的鏗鏘呼號，默默地醞釀著這部作品。

瞭解情况以後，在位於「魯藝」山坡上的一孔小窑洞裏，冼星海在土炕上架起一張小書桌，開始了創作。

1939年的延安，生活條件雖然相當艱苦，但冼星海、錢韵玲夫婦却很樂觀。當時延安沒有樂譜紙，冼星海就請妻子錢韵玲幫忙劃格子。沒有咖啡，他倆把黃豆磨成粉拌上少許紅糖，被魯藝師生們稱作「土咖啡」。冼星海抽的烟斗嘴壞了，在延安配不上，他就把一支竹竿毛筆的筆尖拔了，將筆杆當烟嘴用，坐在土炕上臨窗的小桌前，抽著超長烟斗奮筆創作。

據錢韵玲回憶：早春延安的夜是很冷的，我們用一小盆炭火取暖。我有時看他寫累了，就煮一點紅棗給他吃。那時候，延安的木炭還是很短缺的，夜深人靜時，炭火熄了，窑洞裏非常冷，但星海的創作熱情却比火焰還要熾熱。他常處於一種無法自抑的興奮狀態，腦子裏涌動著樂符，輕易不願意停下來。

冼星海創作時還有個習慣，愛吃糖果，但在當時物質匱乏的延安，根本買不著。於是，光未然就想辦法買了兩斤白糖送給他。白糖放在桌子上，音樂家寫幾句，便抓一把白糖送進嘴裏，美妙的樂句很快就從筆下流淌出來。

冼星海的女兒冼妮娜曾向媒體回憶，1939年3月26日至31日，冼星海在簡陋的土窑裏連續6天6夜完成了《黃河大合唱》的譜曲。

「聽母親講，6天6夜，父親創作始終處於亢奮狀態。他手握拳頭一邊唱一邊寫，不知不覺寫出了60多頁手稿，桌上堆成一個小山。創作達到忘我之境時，父親竟情不自禁地把手中的烟斗敲斷了。他把毛筆杆插在烟斗上，長長的烟斗就這樣伴隨著他繼續創作。」冼妮娜說。

冼妮娜是冼星海唯一的女兒，於《黃河大合唱》同年降生。

鄔析零回憶：3月31日，他從冼星海手中拿到《黃河大合唱》的全部清稿。手稿用白粉蓮紙抄寫，由冼星海夫婦手工裝訂成册，小16開本，册邊整齊如刀切。打開看，字迹清晰秀麗，通本一字不塗、一字不改。

木魚、煤油桶、搪瓷缸伴奏演出

《黃河大合唱》由《序曲》《黃河船夫曲》《黃河頌》《黃河之水天上來》《黃水謠》《河邊對口曲》《黃河怨》《保衛黃河》和《怒吼吧！黃河》組成，以黃河爲背景，以磅礴的氣勢展現了抗戰時期中國人民英勇投身民族解放事業的精神，譜寫了一曲波瀾壯闊的抗日戰歌。

1939年4月13日，是這部鴻篇巨制首演的日子。鄔析零是首演指揮，抗敵演劇三隊擔當合唱隊，魯藝的十餘名師生組成了臨時樂隊。首演之前，他們進行了緊張的排練和預演。

排練時冼星海常來審聽，鄔析零還記得冼星海一次說：「一開口像個英雄擺著架子唱‘我站在高山之巔’，黃河之水就像在你脚下，那就不是黃河頌，而是高山頌或自我頌了。」

當時延安缺乏伴奏樂器，爲了豐富樂隊伴奏，冼星海只好就地取材，把所有延安能找到的樂器都用上了，三四把小提琴和二胡、笛子、吉他，加上口琴和中國鑼鼓、鈸、竹板、木魚等傳統打擊樂器，甚至還用魯藝梁寒光設計、用煤油桶當共鳴箱的低音二胡來充實樂隊的低音區。沒有譜架，就用木板搭起當譜架。

更有趣的是李煥之的故事：「一個大號的搪瓷缸子，這個搪瓷缸子是我路過廣州時買的一個瑞士産品，每天我都系在腰帶上，冼星海看中了它，幷將合唱隊員們吃飯的勺子收集一大把放進這個大瓷缸裏，我又成了這具‘新式樂器’的演奏員。」

李煥之是後來擔任中國音樂家協會主席的著名作曲家，回憶當年在延安演出《黃河大合唱》，有這樣一段很生動的描述：「當‘黃河船夫曲’的朗誦‘那麽你聽吧！’一完，指揮者的手臂一揮，這具新式打擊樂器就發出‘嘩啦嘩啦’之聲，與管弦、鑼鼓齊鳴，配合著合唱隊的‘咳喲，劃喲！……’，烘托出黃河萬馬奔騰之勢。」

4月13日晚，《黃河大合唱》在延安陝北公學大禮堂首演，觀衆千人以上。這場雜用木魚、煤油桶、搪瓷缸等伴奏的演出，「台下發出狂熱而持久的掌聲」，轟動延安。

1939年5月11日，在魯藝成立一周年紀念日這天晚上，冼星海身穿灰色上衣和短褲，脚踏草鞋，揮動有力的雙臂指揮魯藝師生百餘人的合唱隊和二十多人的樂隊，爆發出前所未有的能量和激情。這是作曲家第一次親自指揮《黃河大合唱》的正式演出。當時，毛澤東、劉少奇等出席觀看。

另據冼星海當天日記，毛澤東看完大喊了三聲：「好！」周恩來還爲《黃河大合唱》親筆題詞：「爲抗戰發出怒吼，爲大衆譜出呼聲！」

從此，《黃河大合唱》也作爲延安各種演出和晚會保留節目，招待了來延安的國共兩黨的抗日將領、愛國華僑、民間團體代表和外國賓客。

其中有國民黨元老張繼、著名愛國華僑陳嘉庚、著名作家老舍和茅盾、美國記者斯諾、美國軍事考察團代表、赴中國調停內戰的美國將軍馬歇爾等。

當時，美國記者斯諾還記下了一段和毛主席觀看《黃河大合唱》後的對話：「在《黃河大合唱》演出散場時，我和毛澤東一起走了出來。他問：‘你覺得怎樣？’‘好極了。在燕京大學聽唱《彌賽亞》以後，這是我在中國聽到的最好的大合唱了。’」

「我還要寫，要到我最後的呼吸爲止」

「小妮娜快點長吧，看看爸爸要走嘍！」

1940年5月，冼星海受黨中央派遣，與袁牧之一起携帶延安第一部大型紀錄片《延安與八路軍》膠片赴蘇聯莫斯科，完成影片的後期製作任務。臨行前，毛主席在自家窑洞裏舉行了送別宴會，同時囑咐他們工作時間爲半年，完成任務後即回。

沒想到，臨別前毛主席拉著妮娜的小手說的這句話，竟一語成讖，才幾個月大的她自此與父親永別。

化名黃訓的冼星海到達蘇聯莫斯科後，在忙於紀錄片《延安與八路軍》整個影片作曲任務之餘，擠出時間考察蘇聯的音樂藝術發展情况，與著名音樂家們探討音樂創作。

在異國同行們專爲其召開的小型座談會上，冼星海介紹了中國音樂藝術的概况和新音樂發展動向，展示了自己創作的抗戰歌曲，幷用鋼琴彈奏了《黃河大合唱》。

這是《黃河大合唱》在國外的首次演奏。據與會的蘇聯著名音樂家穆拉杰裏在《蘇聯音樂》雜志中的撰文記載：「……冼星海還彈奏了自己的鋼琴協奏曲《黃河》。這部作品主題鮮明，給我們印象極深。它描繪了黃河這條滋養著中華兒女的‘母親河’的形象，歌頌了中國勞動人民以及他們自古以來與奴役者們進行的鬥爭。作曲家對複調音樂技巧的自由運用使他克服了中國傳統音樂調式的封閉性，創作出充滿動感與豐厚表現力的氣勢恢宏的合唱曲。」

冼星海在莫斯科期間，還利用時間對《黃河大合唱》1939年延安簡譜手稿進行了進一步的整理、加工、修訂、提高和擴大規模配器的補寫工作。最後，冼星海爲這部由九個樂章組成的五綫譜手稿作品定名爲「交響大合唱《黃河》」。這也是後人稱作的《黃河大合唱》的莫斯科版本。

不幸的是，1941年6月，因蘇聯衛國戰爭爆發，冼星海歸國受阻。幾經輾轉，冼星海開始了流浪生活，他先後奔波於莫斯科、烏蘭巴托和阿拉木圖等地。

1942年冬季，經過長期的流浪和長途跋涉，冼星海到達阿拉木圖時已精疲力竭，身無分文，身邊只有一把小提琴，一個塞滿作品手稿的枕套布袋和一個裝生活用品的小皮箱。他仍然在貧困交加、身染重病的情况下繼續堅持創作，期待著革命勝利後重返延安。

由於病情惡化，有關當局經共産國際批准，於1945年5月將冼星海送到莫斯科克里姆林宮醫院搶救。10月30日，年僅40歲的音樂家畫上了生命休止符。

在冼妮娜眼中，父親爲人民而藝術的熱情沒有止境。冼星海曾在創作雜記中寫道：「一個《黃河大合唱》的成功在我不算什麽，我還要加倍努力，把自己的精力，把自己的心血貢獻給偉大的中華民族。我慚愧的是自己寫得還不够好，還不够民衆所要求的量！因此我又寫了《民族解放交響樂》和其他作品，但我還要寫，要寫到我最後的呼吸爲止。」

時間跨越81年，《黃河大合唱》的魅力未曾褪色。抗戰烽火中，《黃河大合唱》被評價爲「一曲大合唱，可頂十萬毛瑟槍」。硝烟散去，《黃河大合唱》依然是中華民族精神的文化符號，具有鼓舞鬥志、凝聚人心的力量。無論何時何地，只要聽到這段激昂雄壯的樂曲聲，人們不僅會隨聲和唱，心中的愛國情緒也會如河水般奔湧而出。

（吳雙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