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耀」曾進行假民調企圖擾亂澳門政治生態

 本欄上周六曾指出,戴耀廷的黑手也伸到了澳門。一是與戴耀廷與鍾庭耀進行「兩耀合作」,炮製及發表詆毀澳門特區政府和行政長官的偽「民調」,為澳門反對派參選立法會,攻訐特區政府和行政長官提供「彈藥」;二是在四年前的第六屆立法會選舉前夕,炮製「雷動澳門」方案,煽動澳門反對派向特區政府進行一次「全民公決」,以向特區政府以至中央政府施加落實「真普選」的壓力。其中拿了美國金主的金錢的戴耀廷,秘密捐款給鍾庭耀的港大民意研究計劃,進行旨在推動「顏色革命」的假民調活動。鍾庭耀的「民調」,除了是詆毀「一國兩制」方針,抹黑澳門特區政府,侮辱前任行政長官崔世安之外,還胡謅澳門居民在身分認同感方面,巿民對「澳門人」與「中國人」身分的認同感評分,也都明顯下跌……云云。  這與其他的一些民調機構對澳門進行民調活動的結果,是背道而馳。實際上,澳門學聯與澳門青年研究協會自二零零七年開始,每年都對就讀於澳門正規全日制中學的學生進行國民身份認同的調查。而最近的民調,是在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後進行的「二零二零年度澳門中學生國民身份認同調查」。研究人員通過調查發現,澳門中學生作為「中國人」和「澳門人」的身份認同感均有較大提升。約八成半澳門中學生對「我是中國人」的表述持「非常同意」或「同意」的肯定態度,再創十年來新高。同時,百分之九十九點九的澳門中學生對「我是澳門人」的表述持「非常同意」或「同意」的肯定態度,為歷年調查數據的最高值。  這就顯示,「兩耀」對澳門進行的所謂民意調查,其實是假民調,與澳門的實際情況相距極遠。實際上,鍾庭耀主理的民調,過去已屢次被香港政媒兩界指責為偏頗、不科學。就以「鍾氏民調」對香港特區政府官員民望調查為例,只公佈受訪者對特首和主要官員民望評分的平均分,而不公佈實際不同評分人數比例,令市民不能得知真相,更可能因為少數立場偏激的受訪者而扭曲結果。再如對一些違法行動,外國的民調機構都不會進行有關民調,以免有鼓吹違法之嫌,觸犯其國內法律。但鍾庭耀卻多次進行「占中」、「反修例」民調,為非法「占中」、「反修例」製造所謂民意基礎,他自己甚至直接為其站台,這些都令民調變成反對派的政治工具。  「新澳門學社」與鍾庭耀是一對「老搭檔」,前者經常「邀請」後者對澳門特區的政治事務進行「民意調查」。即使是香港媒體已經揭穿了鍾庭耀與外部勢力勾結的臭底之後,「新澳門學社」仍然對其「不離不棄」。不過,早就有人質疑,鍾庭耀的「民調」收費不菲,經常「哭窮」的「新澳門學社」竟能支付天價費用,其經費從何而來?還是「邀請」是假,已經收受有美國「中央情報局」背景,從事顛覆別國政權活動的全美民主基金會(NED)及下屬「全國民主學會」(NDI)的資助的戴耀廷轉捐贈的鍾庭耀,「義務」為「新澳門學社」做民調為真?抑或甚至就是某些外部勢力直接撥款「兩耀」,指令其跨海到澳門進行負面式「民調」,但為了掩飾,而採用「新澳門學社邀請」的名義?  鍾庭耀對澳門進行的「民意調查」,是使用會計學上的「資產負債表」的「淨值」計算方式,來偷換概念,胡謅什麼澳門居民對自由、安定、繁榮和民主等四項核心社會指標的評分全線下跌,而且對特區及中央政府的信任淨值都明顯下跌,對澳門前途、中國前途和「一國兩制」的信心的「淨值」也大幅下跌,甚至跌至一九九九年回歸以來的新低。在身分認同感方面,巿民對「澳門人」與「中國人」身分的認同感評分,也都比一年前明顯下跌……云云。與澳門特區的現實情況完全不符。  其實,就是從歷年多份「澳門政制發展意見調查」的數據看,受訪者的回應率都很低,只有百分之六十多一點,亦即有近三分之一的受訪者拒絕回答訪問內容。這個回應率,不但是遠低於台灣地區,而且也低於鍾庭耀本人在香港進行的民調作業。可以推論,拒絕回答者,可能是對調查問卷上帶有強烈情緒或傾向性的內容極為反感,至少是不認同這樣的查訪方式。倘是將這部份可能會回答「滿意」的受訪者也收納進去,就將令這份「民調」所謂「歷史新低」的「神話」破產。  實際上,根據台灣地區的經驗,在電話民調作業中拒絕回答者,往往是不認同該民調機構,或不認同其所設計的議題,也有所被其問卷設計所誤導的。因為以電話進行民意調查,受訪者往往記不住所提問的幾個選項,因而就索性回答第一個選項,而不如進行面對面的表格調查,受訪者可以靜下來思考後才填寫,來得準確。——這也正是在鍾庭耀的「民調」中,全部問題的第一個選項,都是最多人回答的原因。而鍾庭耀則狡猾地將「讚成普選特首」、「讚成二零一九年普選特首」、「居民應該有權直接提名特首候選人」、「讚成普選立法會議員」、「知道民間公投」……等擺放在第一項。既然如此,這些「民調」的準確性,也就存疑。而且,有消息說,鍾庭耀當時在澳門進行「民意調查」活動僱聘的工作人員,大多是澳門大學某位現在已經被解僱,曾經與澳門的反對派青年合組未經註冊的「澳門良心」團體的某位外來教師推薦的學生。而這位外來教師,除了是在社會上攪風攪雨之外,還在教學工作中,將其個人政治觀點強加在學生的頭上。在批改學生作業時,凡是符合他的政治立場的,一律給予「加分」;有悖於他的政治觀點的,一律予以「扣分」。另外,凡是學生參加反對派團體的街頭抗爭活動的,一律給予「加分」,反之則予以「扣分」。因此,由其推薦的學生參與進行的所謂「民意調查」,其先入為主的傾向性就極為明顯。  台灣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主編的《民意調查》一書就認爲,民意調查的結果幷不完全等於民意。在客觀上,民意調查在運作上具有技術局限性。開展民調的過程中,民調方法、樣本數量、問卷設計質量、訪問員素質、數據處理等均會影響民調結果。例如,島內民調機構普遍使用固定電話訪問方式,但固定電話的使用遠不如移動電話、網絡廣泛,從而削弱了樣本的代表性。多數年輕人習慣以移動電話和網絡作爲溝通聯繫、表達意見的方式,較少使用固話,因此他們的投票傾向多數未被反映到民調結果中。  在主觀上,民調機構或民調結果的發布者會由於政治立場不同,懷著各種目的,對結果施加影響,削弱了民調結果的準確性、全面性、客觀性。有學者認爲,由於民意具有「可建構性」,,「執行民調的機構成爲商業、媒體以及政黨積極介入的對象,許多民調機構爲迎合商業利益或政治勢力的造勢需要,扭曲民調的結果」。事實上,島內部分政客已將民意調查异化爲開展政治鬥爭、影響選舉結果、塑造「反中」意識的工具,常見的手段有偷換或混淆概念、設置誘導性問題、顛倒提問順序甚至直接僞造數據等。  因而在台灣地區政媒兩界流傳著一個笑話,民調中的「調」字不應該唸成國語的第四聲,而應唸成第二聲。蓋此「調」乃「調整」之調,而非調查之調也。「兩耀」策劃,由鍾庭耀在澳門具體執行的「民調」,其實就是此類假民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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