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政府究竟會採取怎樣的對華政策？除了拜登本人的表述外，我們或許還可以從他身後的「中國問題智囊團」上管窺一斑。

根據目前已知的信息，拜登的「中國問題智囊團」主要包括以下成員：

安東尼•布林肯(Antony Blinken)。在奧巴馬政府時期，布林肯先後擔任了副總統拜登的國家安全顧問和總統奧巴馬的副國安顧問，並在2015至2017年間擔任國務院副國務卿。

杰克•沙利文 (Jake Sullivan)。沙利文也是拜登2020競選團隊的高級政策顧問。在奧巴馬政府時期，他接替布林肯擔任了副總統拜登的國家安全顧問。

蘇珊•賴斯（Susan Rice)。賴斯是拜登在奧巴馬政府時期的關鍵同僚。她在2009年被奧巴馬任命爲美國駐聯合國大使，並於2013年成爲奧巴馬總統的國家安全顧問。

薩曼莎•鮑威爾（Samantha Power)。

2013年，奧巴馬任命鮑威爾接替蘇珊•賴斯擔任美國駐聯合國大使。

庫爾特•坎貝爾 (Kurt Campbell)。坎貝爾在2009至2013年間擔任國務院主管東亞和太平洋事務的助理國務卿，是奧巴馬政府負責中國事務的核心成員之一。

伊利•拉特納 (Ely Ratner)。拉特納於2015年至2017年擔任副總統拜登的副國家安全顧問，並於2011年至2012年在國務院中國-蒙古事務辦公室任職。

托馬斯•多尼倫(Thomas Donilon)。多尼倫曾在2010至2013年間擔任奧巴馬總統的國家安全顧問，他和他的兄弟麥克•多尼倫（Mike Donilon）從上世紀80年代就開始輔佐拜登。

從履歷來看，拜登的中國問題顧問幾乎全部來自奧巴馬政府。喬治•布什美中關係基金會總裁方大爲（David Firestein）說：「拜登團隊裏的人很多都是原來奧巴馬團隊裏的，他們對中國的根本看法和特朗普政府是相當不一樣的，所以我相信他們的對華政策會有所變化。」

不冷戰、不脫鈎

來自奧巴馬團隊的這些拜登中國問題顧問也幾乎都是奧巴馬時期「對華接觸政策」的制定者和執行者。

自尼克松時期以來，民主、共和兩黨共同踐行的「對華接觸政策」是基於一項基本假設：如果美國加深和中國的商業、外交及文化往來，並努力將中國納入國際體系，中國就會朝著美國所希望的方向改變，比如政治自由化，經濟市場化，更遵守國際規則，參與公平競爭和國際合作，等等。

雖然拜登的中國問題顧問們也曾在這套假設之上運作對華事務，但近年來，中國在國內外的行爲驚醒了這些外交政策届資深人士，他們開始更多地意識到中國正與他們的設想背道而馳。再加上美國政治環境的變化，他們對於這些基本假設和在此基礎上的「對華接觸政策」提出了反思。

庫爾特•坎貝爾和伊利•拉特納2018年在《外交事務》發表文章稱，美國的外交政策届多年來一直高估了美國改變中國的能力，既往的對華政策是基於對中國的錯誤期待，並沒能促使中國做出美國所希望的改變。他們呼籲「摒弃過去那種一厢情願的想法」。

杰克•沙利文和庫爾特•坎貝爾2019年在《外交事務》上談論如何與中國既競爭又共存時寫道：「與中國接觸的時代已經不辭而別地結束了。」他們呼籲放弃過去對中國的「浪漫想法」，以更冷靜的頭腦，在一系列的問題上使用更强硬的手段。

安東尼•布林肯2020年7月在哈德遜研究所的討論會上承認：「越來越多的跨黨派共識認爲，中國帶來了一系列新的挑戰，現狀是不可持續的。」

雖然對「接觸政策」有所反思，但拜登的中國問題顧問們普遍不贊同所謂「新冷戰」和與中國「脫鈎」的說法。

伊利•拉特納今年8月在保爾森研究所的訪談中表示，美中兩國不會走向冷戰。他認爲，與冷戰時期不同的是，中國和美國現在有更密切的經濟交流，中國也已經融入國際體系，其他國家並不願意在兩個集團之間選邊站。他提出，應該一個議題一個議題地與中國競爭，而不是重演冷戰式的全面對抗。

安東尼•布林肯九月在美國商會的一場活動上說：「我認爲，像一些人提出的那樣，試圖完全與中國脫鈎，這是不現實的，而且最終會適得其反。」

沙利文和坎貝爾則認爲，美中之間並不存在任何一方完全勝利或徹底失敗的最終狀態，而是應該尋求一個兩國共存的穩定狀態。他們强調，「冷戰思維」會讓美國失去長遠的競爭力,單純强調「遏制中國」是行不通的。

從「改變中國」到「提升自身競爭力」

在不走向冷戰，不完全脫鈎，但又要對既往的「對華接觸政策」作出修正的思路之下，拜登的智囊團所提出的應對中國之策呈現出一些共通性。

首先，他們普遍認爲，美國應將戰略關注點從「改變中國」轉移到「提升自身競爭力」上。

伊利•拉特納2018年在《外交事務》上寫道：「美國亞洲戰略的指導方針，應該是既不尋求孤立和削弱中國，也不試圖使中國變得更好。華盛頓應該更多地關注自己和盟友的力量與行爲。」

托馬斯•多尼倫2019年6月在《外交事務》上撰文，批評特朗普的貿易戰是與中國競爭的錯誤手段。他寫道：「防禦性保護主義應對不了中國的挑戰，只有國內復蘇才能做到這一點。」他表示，美國需要的戰略不是僅僅依靠改變中國的行爲，而是讓美國做好競爭的準備。比如 ，他認爲應對中國科技挑戰的最好方式是加大對美國技術發展的投資，接受更多有才華的移民，而不是提高對中國的關稅。

杰克•沙利文今年6月在卡內基國際和平研究院講話時表示，美國「應少關注怎麽讓中國减速，多關注怎麽讓自己跑得更快」。

恢復盟友關係與國際領導力

其次，拜登的中國問題顧問們還有一個共識，就是美國應該拋弃特朗普時期的「美國優先」原則，修復與盟友的關係，恢復在國際組織中的領導力，這不僅關係到美國自身競爭力的提升，也是應對中國的關鍵。

布林肯在哈德遜研究所的講話中提到，中國一直以來將美國所擁有的聯盟視爲美國的核心力量來源，而這「正是中國不曾享有的」。他批評特朗普的政策削弱了美國的聯盟，尤其是在亞洲，正中中國下懷。此外，他還指出，中國一直試圖在國際組織中提升自己的領導力以搶占美國的利益，而美國自行放弃領導地位，爲中國提供了可乘之機。

曾擔任過美國駐聯合國大使的蘇珊•賴斯也多次撰文表達了相同的觀點。

這些外交政策專家認爲，雖然包括世衛組織在內的國際組織具有缺陷，亟需改革，但美國要做的不是退出，而是繼續加强在這些組織中的領導地位，從而主導改革，確保改革方向符合美國利益。美國還需要借助這些國際組織主導國際規則的制定。

杰克•沙利文和庫爾特•坎貝爾曾表示，美國需要和盟友與夥伴一起制定科技、貿易和知識産權規則與標準，從而留給中國一個選擇——要麽達到我們的水平，要麽就得在國際體系中接受一個比現在低的地位。

拉特納則建議在5G等高科技領域加强與日本、歐洲、澳大利亞和韓國等盟友的協調合作，確保安全可靠的供應鏈，並制定技術規則，來鞏固抵抗北京的籌碼。

將價值觀作爲外交政策的核心

美中競爭也涉及到兩種價值觀之爭，拜登的智囊們認爲，贏得價值觀之爭爲美國在世界範圍內爭取更廣泛的支持。

布林肯曾表示，全世界目前正出現「民主的衰退」，而中國正試圖利用這一點，「爲我們自己的麻煩火上澆油」，因此，美國在這個時候更需要擔當自由世界的領導角色。他說：「如果我們在國內復興我們的民主，在世界範圍內首先重振我們與民主國家聯盟，這將爲我們的行動奠定基礎。」

坎貝爾2019年10月在CBS的一個訪談上表示，美中之間在價值觀和意識形態上的競爭「並不一定是傳統冷戰式的競爭」。

他說：「我們需要做的是，支持良好的治理，支持民主制度。」

拜登的中國問題顧問們在著力於美中競爭的同時，也都表達了美中在氣候變化、應對疫情、防止核擴散等全球議題上合作的必要性。

今年4月，100多名前官員和學者發表聲明，認爲中國應對新冠疫情負責，但同時呼籲美國在抗擊疫情上與中國合作。這封公開聲明的簽署者當中就包括賴斯、布林肯和沙利文。

布林肯在談及與中國的合作時，强調美國應該站在「强勢的地位」上與中國展開合作，這需要美國首先提升自身的競爭優勢。

沙利文和坎貝爾在《外交事務》上發表的文章指出，美國不應該與中國先合作再競爭，應該避免讓合作變成中國討價還價的籌碼；而是必須準備好「全程競爭」，只在「我們真正有效地設定了競爭條件後才合作」。同時，美國要改變「與中國合作是中國在幫我們的忙」的想法，而是要讓中國看到這符合中國的利益，也是中國應該盡到的大國責任。

站在强劫地位與中國合作

拜登的中國問題顧問對南中國海的關注主要集中在航行自由的問題上。

布林肯2020年5月在CBS的一個訪談上表示，拜登政府多多少少會比特朗普政府更積極地參與南中國海的領土爭端。但他强調，美國在南中國海的政策的基礎是確保自由航行，其參與會是從堅持國際法，以外交手段解决領土爭端的角度出發。

在臺灣問題上，坎貝爾曾表示，不單方面改變現狀可能是最好的戰略。

布林肯在CBS的訪談上表示，美中關係多年來的一個成功之處，就在於「我們如何應對中國和臺灣關係所帶來的挑戰」。他認爲，在特朗普政府近來在臺灣問題上採取某些行動之前，美國對臺灣問題的應對是「穩定的來源」。他表示，未來應該「恢復這種平衡」。當主持人追問他，如果拜登當選是否會和臺灣總統通話。布林肯以「我們看看1月份會發生什麽」回避了這個問題。

多位拜登的中國問題顧問都曾表達繼續「重返亞太」戰略的意願。奧巴馬時期制定的「重返亞太」戰略曾承諾將60%的美國海軍軍力部署在亞太地區。

布林肯稱奧巴馬時期的「重返亞太」戰略是一項行之有效的工具。

坎貝爾今年4月在《大西洋月刊》上發文稱，美國需要建立一個聯盟，將必要的軍事能力轉移到太平洋地區，並將長期專注於中東地區的國家能力轉移到亞洲。他說：「美國起步較晚，在實現以亞洲爲中心的戰略的道路上走了幾次彎路，但現在報復性地開始了。」

在《外交事務》的文章中，坎貝爾和沙利文表示，並不需要美國在印太地區擁有軍事主導地位，而只需要美軍確保在印太地區的「威懾能力」。這可以通過發展「不對稱的制衡能力」，以遠程無人艦載戰鬥機、無人水下航行器、導彈潜艇和高速打擊武器等實現。他們還强調，美中需要建立危機管理機制，减少誤判風險。

在一些具體的對華政策上，拜登的中國智囊團目前並沒有給出明確的答案，比如是否會取消特朗普時期加征的對華關稅，是否會堅持美中第一階段貿易協議，是否會取消對某些中國科技公司的禁令，是否會重返TPP，等等。布林肯在談及美中貿易時，只强調了拜登政府未來會比特朗普政府更重視補貼和網絡商業間諜的問題，力圖解决與中國經貿關係中的「系統性問題」。

喬治‧布什美中關係基金會總裁方大爲對美國之音表示，拜登如若當選，他的政府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恢復奧巴馬的對華政策，「但是現在美國對中國事務的氣氛和大環境已經變了很多」，所以很難說拜登的政策具體會是什麽。他同時表示，雖然拜登在關稅和交往方式等問題上會與特朗普有所不同，但其對華政策和特朗普時期相比會有一定的延續性。他對美國之音說：「因爲美國國會在這三年半中通過很多關於中國的法律，這些是法律，而不是一下就可以改的政策。」

（鄭禮／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