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37年1月13日至1947年3月18日，中共中央曾在延安落腳、錘鍊，又從這裡出發，走向全國勝利。因此，延安被譽爲革命聖地。

毛澤東在延安生活、戰鬥了十個春秋，搬了許多次家，其中在楊家嶺居住的時間最長，從1938年11月到1943年10月，差一個月就滿五年。

每次觸碰這段時光，總會有一種化解不開的凝重縈繞心頭。

每次面對這段歷史，總會有一種難訴筆端的慷慨蕩滌體魄。

毛澤東、朱德、張聞天等黨中央負責同志進入延安後，最早住在延安鳳凰山下的窯洞裡。

在那裡，黨中央、毛澤東審時度勢，精心運籌，終於促成了以國共合作爲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適時地將國內階級鬥爭的車輪推上了抗日民族鬥爭的軌道。

在那裡，毛澤東椽筆定乾坤，寫下被列爲世界十大軍事名著的《論持久戰》。

1938年11月20日，是個星期天。人們剛吃過早飯，突然傳來飛機的轟鳴聲。刺耳的防空警報，頓時打破延安往日的寧靜，人喊馬嘶，奔走呼號……隨即看到，市井街衢騰起了黑色煙柱。

這是日本侵略者第一次空襲延安，炸彈爆炸的聲音，使大地都在震顫。

毛澤東等中央領導同志剛剛進入防空洞，又一批敵機飛臨黨中央駐地上空，機翼上的太陽旗都看得一清二楚。第二輪轟炸後，歷史悠久的延安古城，變成了一片廢墟，一堆瓦礫。就在那天，黨中央決定，毛澤東等中央領導同志立即轉移到楊家嶺。毛澤東說：「這個，沒有完，今天的轟炸是個開頭，它還會來的，說不定就是明天。」

於是，中共中央連夜搬到了楊家嶺。

果然不出毛澤東所料，第二天天剛亮，日本侵略者的飛機再次對延安進行狂轟濫炸。好在延安軍民已有準備，都撤到了安全地帶，沒有人員傷亡。

楊家嶺在延河對面，距延安舊城有5里多路，當年只有十幾戶人家。

這是一條很深的山溝，溝內樹木繁茂，遮天蔽日。從外面，從天上根本看不到山溝里的機關與人員。

中共中央從鳳凰山麓搬到楊家嶺的首要考慮就是安全。實踐證明，這個選擇是正確的。在以後的歲月里，日本飛機對延安進行多次轟炸，有時一天兩次，每次多達數十架次，一次投彈數十枚到數百枚。可是，楊家嶺這個地方，敵機從來沒有光顧。部隊挖的防空洞，也從來沒有使用。

中共中央搬到楊家嶺後，面臨的第一個困難就是缺乏住所。原先一個偏僻的小山村，一下子進駐這麼多的機關人員，住所當然是個大問題。爲此，中直機關的工作人員和警衛部隊，全都動員起來，自己動手，開挖窯洞。現在楊家嶺供人參觀的那些掛著某領導「同志舊居」或某「機關舊址」牌子的一排排整齊的窯洞，大都是那個時候挖成的。

爲了防範敵機轟炸，機關學校還挖了許多防空洞，有的防空洞就和居住的窯洞連在一起。夏天的時候，防空洞就會產生一些幽幽的涼風，把帘子吹得飄起來。

1942年2月，毛澤東作《整頓黨的作風》的講演，他十分風趣地說：「這些作風不正，並不像冬天刮的北風那樣，滿天都是。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黨八股，現在已不是占統治地位的作風了。這不過是一種逆風、一股歪風，是從防空洞裡跑出來的。」

由於參加整風的幹部、學員都有挖窯洞、挖防空洞的經歷和體驗，因此，聽到「從防空洞裡跑出來的」，不由得哄堂大笑。

毛澤東說：「延安的窯洞有馬列主義」，這話千真萬確，名副其實。

縱觀毛澤東一生，有幾個理論創作的輝煌時期，延安十年是其一，而楊家嶺時期更是他理論創作的巔峯。僅就《毛澤東選集》1—4捲來看，延安時期所作占到總量一半以上。其中，在楊家嶺的窯洞裡寫的有40篇。

在楊家嶺，毛澤東住在兩間窯洞，裡間是寢室，有一張木牀、一個小木方凳、一個木箱；外間是辦公室，有一個舊書架、一張作爲辦公桌的舊方桌，還有一些小方凳。美國作家斯特朗在訪問記中寫道：「黨的負責幹部，住在寒冷的窯洞，憑藉微弱的燈光，長時間的工作，那裡沒有講究的陳設，很少物質享受，但是住著頭腦敏銳、思想深刻和具有世界眼光的人。」

1939年，毛澤東已經46歲，長期的戰爭磨難和艱苦生活損害了他的健康。但是在如此艱苦的環境中，他一面緊張地處理著戰爭年代的繁雜工作，一面堅持進行理論研究，常常通宵達旦，廢寢忘食。

當時擔任他的保衛參謀的蔣澤民回憶道：

「毛澤東寫文章是非常辛苦的。延安地區沒有電，夜晚毛澤東寫文章時點兩根蠟燭照明，燭光昏暗而又跳動，很影響視力，容易使眼睛疲勞。毛澤東寫累了，就揉揉酸脹的雙眼，再繼續寫，一夜之後，他的臉上沾了一層菸灰。毛澤東寫文章用的是毛筆。寫前打好腹稿，然後揮筆而就，疾書成文。他寫東西時，桌子上一般不放書籍和報紙，不參照別人的東西。他埋頭書寫很長一段時間後，往往要停下筆來休息幾分鐘，或者點燃一支煙吸，或者站起來，到外面的空場上走一走。如果他表情是平靜的，面帶微笑，和我們或公務員嘮幾句嗑，那麼他已經完成了一部分文稿了。毛澤東寫好的文章，有的進行反覆修改後，讓我們送給中央首長傳閱，有關軍事方面的文章都要送給朱德看，政治方面的文章送給王稼祥看，認真聽取他們的意見。經過反覆討論後，把大家的意見集中起來，他再一次修改。」

在楊家嶺的窯洞裡，毛澤東撰寫了《〈共產黨人〉發刊詞》《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新民主主義論》等著作，從而構築了新民主主義的全新理論體系。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就是這一篇篇在毛澤東案頭那盞徹夜不熄的燭光下凝結著無窮智慧的理論巨著，照亮了中國革命的航向，使中國革命的航船，繞激流，過險灘，千迴百轉，終於駛向了勝利的彼岸。

延安時期，中央黨校是專門培養黨的中高級理論幹部的學校。自1942年2月1日至1946年春，毛澤東擔任中央黨校校長，更是不同尋常，這項任職是和延安整風運動緊緊地聯繫在一起的。

1943年，爲了給學員創造更好的學習環境，活躍師生的精神文化生活，中央黨校修建了一座占地1200平方米、可容千餘人的大禮堂。將要竣工時，人們左看右看，雖然建築雄偉、寬敞，可總顯得少點什麼。有人提議在正面掛個題詞什麼的。一說題詞，大家就很自然地想到范文瀾先生。但范老試著寫了幾條，連自己也不滿意，於是提議去找毛澤東。

毛澤東欣然命筆，「實事求是」四個雄健瀟灑的大字躍然紙上。

題詞拿回來後，便立即找來了能工巧匠，選了四塊方方正正的石料，將麻紙鋪在方石上，照筆畫開鑿，字形不差分毫。

「實事求是」的石刻鑲嵌入正門後，猶如畫龍點睛之筆，使這座建築熠熠生輝。從此，這一題詞就成了黨校學員直至今天全黨學習研究馬列主義的座右銘。

毛澤東將「實事求是」作爲中央黨校的校訓，給人們耳目一新的感覺。這不僅因爲這一校訓是針對當時存在於黨內的脫離實際、崇尚空談的教條主義，更重要的是毛澤東賦予「實事求是」全新的科學含義。

毛澤東認爲「是」就是事物的規律，「求是」就是認真追求、研究事物的發展規律，找出周圍事物的內部聯繫，作爲我們工作的嚮導。毛澤東還解釋說：學習馬克思主義要「有的放矢」，「的」就是中國革命，「矢」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中國共產黨人所以要找「矢」，就是爲了要射中國革命這個「的」。這種態度就是「實事求是」的態度。「這種態度，有實事求是之意，無譁眾取寵之心。這種態度，就是黨性的表現，就是理論和實踐統一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作風。」

這樣，經過改造後的「實事求是」就進入哲學最高領域，成爲改造主觀世界和改造客觀世界的有力的思想武器，成爲中國共產黨的行動指南。正如後來鄧小平所說：「毛澤東思想的基本點就是實事求是，就是把馬列主義的普遍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毛澤東同志在延安爲中央黨校題了『實事求是』四個大字，毛澤東思想的精髓就是這四個字。毛澤東同志所以偉大，能把中國革命引導到勝利，歸根到底，就是靠這個。」

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正是由於毛澤東大力的推介與宣傳，「實事求是」才這樣家喻戶曉、深入人心，成爲使用頻率最高的政治術語。

走進楊家嶺毛澤東的舊居，就會看到牆壁上懸掛著的毛澤東身穿打了大塊補丁的棉衣棉褲，給幹部作報告的照片。見了這幅照片，有的人也許很難理解，身爲一黨領袖的毛澤東，難道連一件像樣的衣服都沒有嗎？穿得這樣是不是太寒酸？其實，要穿得好一點並非不可能，但是毛澤東自覺地踐行他所倡導的艱苦奮鬥精神。正是這種精神，使我黨領導的革命不斷取得勝利。

毛澤東在延安時，僅有三件襯衣，穿破了，捨不得丟，縫了又縫，補了又補，直到破得實在穿不上身了，才讓人把三件補成兩件，繼續穿。警衛員見此情形，多次提出給他換一件新的。毛澤東不但不同意，反而給警衛員算了一筆帳：「咱們現在是困難時期，全國幾十萬軍隊，一人換一件，該得多少布和棉花？」這一算，大家無話可說。

毛澤東穿的棉衣就更不用說了，不但灰色褪成了白色，而且袖口、胳膊肘、膝蓋等好幾處補了一層又一層補丁。拆洗後，再也無法補了，警衛員便偷偷給他領了一件藍布新棉衣。毛澤東沒有穿，責備警衛員道：「爲什麼給我換新的？還是穿舊的好。」

警衛員說：「舊的實在縫不起來了。」

毛澤東看了看領來的新棉衣，問道：「你們都是穿藍色的棉衣嗎？」

警衛員答：「不是。我們穿的是灰的」。

毛澤東一聽，立即叫警衛員把藍棉衣換成和戰士們一樣的灰棉衣。

在大生產運動中，毛澤東身體力行，親自參加生產勞動。他在繁忙的工作之餘，在楊家嶺自己居所的坡下開墾了一塊荒地，並親自種上各種蔬菜，爲全黨樹立了「自己動手、豐衣足食」的榜樣。

1940年，在楊家嶺的窯洞前，毛澤東宴請南洋華僑領袖陳嘉庚。席上的佳肴只有戰士們自己種的蔬菜和鄰居送來的一隻母雞。而在重慶，蔣介石請陳嘉庚吃飯，一頓飯就花了八百大洋。這兩頓飯的差別，使陳嘉庚對兩個政黨的差別有深刻的體驗。

回去之後，他這樣記述自己延安之行的感受：「余觀感之下，衷心無限興奮，喜慰莫可言喻，認爲別有天地，如撥雲霧而見青天。由是斷定國民黨蔣政府必敗，延安共產黨必勝。」

1945年4月，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延安隆重舉行。4月21日，在預備會議上，毛澤東作報告，簡要地回憶了中國共產黨成立的情況。他說:一九二一年，我們黨開第一次代表大會。在十二個代表中，現在活著的還是共產黨員的(叛變了的如張國燾之流不算)，一個是陳潭秋，現在被國民黨關在新疆監牢裡，一個是董必武，現在飛到舊金山去了，我也是一個。十二個代表中現在在南京當漢奸的就有兩個，一個是周佛海，一個是陳公博。會是在七月間開的，我們現在定七月一日爲黨的周年紀念日。……所謂代表，哪有同志們現在這樣高明，懂得這樣，懂得那樣。什麼經濟、文化、黨務、整風等等，一樣也不曉得。當時我就是這樣，其他人也差不多。當時陳獨秀沒有到會，他在廣東當教育廳長。我們中國《莊子》上有句話說:「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現在我們還沒有「畢」，已經很大。接著，毛澤東回顧了中國共產黨走過的24年曆程，滿懷豪情地說:「我們黨嘗盡了艱難困苦，轟轟烈烈，英勇奮鬥。從古以來，中國沒有一個集團，像共產黨一樣，不惜犧牲一切，犧牲多少人，幹這樣的大事。」

毛澤東這個講話實際上是對全黨進行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的教育。

毛澤東這番講話，透露了許多鮮爲人知的信息。比如，一大召開的時間、地點、代表人數，爲什麼要移到南湖開會，當時還活著的代表的情況，以及毛澤東本人入黨的情況等等。但核心的內容，是講中國共產黨怎樣由「簡」到「巨」，由「年幼無知，不知世事」到「翻天覆地」的。當時絕大多數代表是第一次聽到關於中共一大的情況介紹，感到很新鮮，很興奮，同時又備受鼓舞。

1945年6月17日，在中國革命死難烈士追悼大會上，毛澤東發表演說，又一次引用了這句話，並解釋說:「『作始』就是開頭的時候，『簡』就是很少，是簡略的，『將畢』就是快結束的時候，『巨』就是巨大、偉大。這可以用來說明是有生命力的東西，有生命力的國家，有生命力的人民羣衆，有生命力的政黨。」

「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這句富有哲理的話正是中國共產黨的真實寫照。中國共產黨剛剛成立時，只有幾十名黨員，也沒有什麼重大影響。胡喬木說:「『一大』開過了，似乎什麼也沒有發生，連報紙上也沒有一點報導。但是中國的偉大事變在實質上卻開始了。」中國共產黨由「簡」到「巨」的事實雄辯地證明，代表人民羣衆根本利益、代表歷史前進方向的新生力量是充滿旺盛生命力的，是不可戰勝的。

在楊家嶺，機關工作人員與警衛部隊還自己動手修建了中央辦公廳的辦公樓和中央大禮堂。

辦公樓於1941年建成，因形似飛機亦稱飛機樓。整個建築共三層，一層的北翼爲中央圖書室，南翼爲中竈飯廳。1942年5月，中宣部召開文藝座談會，有近百人參加。毛澤東親臨會場聽取意見，並作了重要講話。《講話》是毛澤東文藝思想的成熟與豐富的集中體現，是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重大發展，是指引革命文藝前進的旗幟，雖歷經60多年的風風雨雨，對於繁榮社會主義文藝仍然具有指導和啓迪意義。

1945年4月至6月，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大禮堂隆重召開。主席台上方的橫幅上醒目地寫著十二個大字：「在毛澤東的旗幟下勝利前進」。正是在這次大會上，中國共產黨構築了自己第一座理論大廈——毛澤東思想。大會通過的黨章，第一次寫入了這樣的內容：「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實踐之統一的思想——毛澤東思想，作爲我們黨的一切工作的指針。」

楊家嶺雖說隱蔽、安全，但卻不是理論研究、著書立說的理想處所。施工建設，噪音很大，特別是修建辦公樓，就在毛澤東住所的下面，叮叮噹噹鑿石頭的聲音，一響就是好幾個月，實在影響工作與休息。

再有，中央直屬機關比如中央書記處、辦公廳、組織部、宣傳部、統戰部、職工運動委員會、青委、婦委、政策研究室等等，均設在這不大的山溝里，人員來來往往都要經過毛澤東的窯洞前，難免不發出聲響。而中央書記處又特別需要清靜。

1943年10月，儘管楊家嶺的土木施工已經結束，中共中央還是下決心將書記處遷到棗園。這樣，毛澤東也離開了楊家嶺，到了清靜而秀美的棗園。

「蕭瑟秋風今又是，換了人間」。

1949年9月，開國大典在即，中央領導層形成一致意見，要在天安門城樓上懸掛毛主席的畫像，於是，究竟掛哪一幅畫像的問題，就擺在了周恩來的面前。爲此，他多次派攝影記者來到豐澤園，爲毛澤東拍攝了幾幅正面肖像。不久，這些照片擺在了菊香書屋的案頭，讓書屋的主人挑選。

然而，這位日理萬機的人民領袖對這些照片都不滿意。他對工作人員表示:「我不喜歡這一本正經的標準像，如果天安門上一定要懸掛我的像，最好從那些隨隨便便拍下的照片中選一張。因爲隨意拍的照片比這樣的照片自然。」

在得知毛澤東的意見後，周恩來又派人送來幾幅毛澤東在延安的生活照，其中有一張毛澤東和朱瑞的合影。

那是一個秋天的清晨，毛澤東和正在延安組建炮兵學校的朱瑞沿延水河邊散步，兩人一邊走，一邊聊天，親切融洽，於是隨行的攝影師便悄悄地拍攝下來。

這是一張留下難忘紀念的照片。

告別延安後，朱瑞奔赴東北戰場。1948年10月1日，在解放遼寧義縣的戰鬥中，作爲中國人民解放軍炮兵部隊的創始人之一、東北野戰軍炮兵部隊司令員的朱瑞，不幸踩到地雷壯烈犧牲，年僅43歲。

毛澤東是從第四野戰軍政治部轉送中央的朱瑞烈士遺物中，意外發現了那張他和朱瑞的合影。望著這張略顯泛黃的照片，毛澤東又想起朱瑞在延安多次給他寫信要求上前線的往事，眼裡滿是淚水。於是，毛澤東建議，將這幅合影中的自己放大加工，作爲肖像懸掛在天安門城樓前。這就是開國大典第一幅領袖畫像的來歷!

「艱難困苦，玉汝於成」，這是毛澤東常愛說的一句成語。

中共中央機關進駐楊家嶺的五年也是抗日戰爭最爲艱苦的歲月。在那裡，黨中央、毛澤東領導全黨團結奮鬥，勵精圖治，特別是開展了大生產運動和整風運動，在物質與精神兩個層面，爲抗日戰爭的勝利打下了堅實的基礎，譜寫了中國現代史上最偉大的歷史篇章；在那裡，勝利召開了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

所有這一切，使得楊家嶺這個小小的山村青史留名。

（劉明鋼／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