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作爲臺灣代表參加政協第一届會議

   田富達,1929年生,高山族,臺灣新竹人。1947年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1949年畢業於華北軍政大學,同年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届全體會議,並參加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大典。新中國成立後,歷任國家民委委員,全國人大民委委員、研究組副組長,臺盟總部第一届理事,臺盟第二、三届副主席,第一至七届全國人大代表,第二至五届全國政協委員。
  被選爲參加政協會議的代表
  1949年,我很榮幸地參加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届全體會議。回憶過去這一段歷史,感慨良多。
  那年,我正在中國人民解放軍華北軍政大學臺灣隊學習。8月份,我們接到通知,說是要在華北軍政大學的高山族同胞中選出一位代表,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届全體會議。當時,我們臺灣隊的16個高山族學生都非常興奮,感到這是黨和各族人民對我們臺灣少數民族的關懷。在軍大的16個高山族學生當中,因爲我的學習成績不錯,工作也不錯,當時還擔任班裏的班長,經常幫助很多同學一起完成學習任務,所以在選舉當中,他們一致推輔故代表。
  名額是怎麽來的呢?後來在跟臺盟其他領導同志的接觸當中,我才知道了當時的情況。
  1949年6月,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籌備委員會上,周恩來同志向會議提出了一個問題,就是要讓臺灣人民派代表來參加這次會議。同時他還問:「有什麽方式可以使臺灣人民派代表來參加政治協商會議?」當時李維漢同志是秘書長,他回答說:「臺灣民主自治同盟是臺灣人民的革命組織,由他們派代表參加就可以。」周恩來同志在會議上徵求各方面意見,最後確定了下來。
  我從童小鵬同志那裏瞭解到,臺灣民主自治同盟作爲參加這次會議的組織,分配到的名額是6今——5個正式代表名額和1個候補名額。這些名額由中央統戰部和中共中央華東區以及臺盟中央的負責人共同商量産生,也廣泛徵求了當時在上海和其他地方的臺灣各位民主人士的意見。當時臺盟的主要負責人是兩位同志,一位是主席謝雪紅,一位是秘書長楊克煌。他們在戰爭時期作爲民主革命的負責人,曾長期進行工人運動,所以這次作爲臺盟的主要代表參加會議。第三位代表是王天强先生。當時他一直在臺灣從事農民運動,是農民方面的代表。第四位是李偉光先生。他曾長期在臺灣山區同胞當中從事抗日宣傳活動,又在解放戰爭時期從事民主運動,在幫助臺灣同胞兩岸之間的來往、學習方面亦做過很多工作。後來他擔任了上海市臺灣同鄉會會長,之後又擔任了臺盟駐上海的主任委員。還有一個名額是留給高山族同胞的。這個代表是怎麽産生的呢?經過研究,決定從華北軍大的臺灣隊中産生。因爲當時正處於戰爭環境,很多高山族同胞還在前綫,比較集中的都在華北軍大,所以就由軍大中産生。最後一位代表,是從工商界産生。後來選定在北京從事工商業活動的林鏗生先生擔任,他是原來北京市臺盟的主任委員。這就是台盟六個代表的産生情況。
  出席政協第一届會議
  我記得,當時接到參加會議的通知是在9月初,是華北軍大的下屬單位通知的我。當時我的漢語很不好,我是講高山族話的,臺灣的閩南話我不太行。閩南話是在大陸工作時,跟閩南人一起才學了一點。在臺灣,我都是講客家話,就是廣東方言。那個時候,在學校我努力學習漢語,應該說在高山族同學裏我的漢語算是最好的,那時我還經常幫助其他高山族的同志學漢文。
  當時臺盟總部爲了參加這個會議,從香港遷到大陸來。開始是在石家莊,後來到北京,當時住在乾面胡同20號。那個時候我們沒有汽車,都是三輪車,下了火車以後,羅幹群同志安排我坐上了一部三輪車,把我送到了乾面胡同,這樣我徹啦利地到了臺盟總部所在地。
  會議是1949年9月21日傍晚開幕的,到1949年9月30日結束。這一段時間,我參加了各種會議,基本上是上午小組會,下午開大會,並且多數時候是開大會。
  這次會議我印象最深的,是周恩來副主席爲會議內外做了大量的工作,特別是民主黨派的工作。我作爲臺盟的代表之一,各民主黨派的活動參加得比較多,不管大的小的。
  第二個印象是毛主席、周恩來、朱德、劉少奇以及其他的領導人,威信都相當高。參加會議的各界代表,包括解放區的代表,軍隊的代表,各人民團體的代表,都很清楚毛主席、黨中央在解放戰爭中所起到的領導作用,他們的貢獻確實是無可非議的。包括各民主黨派在內,大家都堅決擁護中國共産黨的領導,擁護毛主席。當時這種感受很强烈。在解放戰爭時期和抗日戰爭時期,各民主黨派就在黨的領導下同舟共濟,與黨一起工作,這種親密的關係已經達到了高潮。不管會內會外,這種全國人民團結一致,要把全中國從蔣介石、國民黨手裏解放出來、人民共同奮鬥的熱情確實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中國共産黨領導下的全國各族人民、各黨派、各階層團結一致、共同奮鬥的氛圍也達到了高潮。
  我印象很深的還有對《共同綱領》的討論,其中第一個問題就是關於社會主義革命和共産主義的問題。這個問題當時《共同綱領》裏面沒有提,因爲我參加各民主黨派的分組活動,所以對各民主黨派的濟也有,但是農村沒有,只有比較簡單的合作經濟,所以還要發展一段。實業和商業經濟也要發展。還有私有制,農村基本上是私有制,城市也有,但是這些都要發展,所以四種經濟要同時發展。除了這個以外,就是在選舉國家領導人這個問題上也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我的大會發言
  9月26日下午,會議秘書處通知我,希望我能够在大會上發言。當時我挺緊張的,一是因爲我漢語不太好,二是沒有上臺發言的準備,但他們還是希望我能够發言。當時在少數民族地區,很多地方都還沒有解放,包括西南地區,所以大會希望少數民族的代表能够發言。臺盟中央秘書長、政協代表楊克煌同志,還有謝雪紅主席,也都希望我能够發言,所以我就開始準備。首先由我自己提出幾條建議,然後在楊克煌秘書長和謝雪紅主席的幫助下再整理成稿子,就這樣,第二天我真的上臺發言了。當時我有一個很深的感受,就是一提到臺灣的少數民族代表要發言了,底下大家都爆發出了熱烈的掌聲。當時我非常激動,這是臺灣少數民族代表在國家的講堂上第一次發言。臺灣有幾千年的歷史,是中國的一部分,也是我國遭受帝國主義欺侮、侵略和占領最早的地方之一。臺灣人民,包括漢族,受外國侵略者統治的歷史比較長。當時有一個說法,在日本統治時期,日本是一等公民,漢族是二等公民,臺灣的少數民族是三等公民。漢族除了個別的漢奸以外,沒有參與政權的權力,高山族的同胞更是沒有權力。所以當時聽到各族、各界、各黨派、各人民團體代表鼓掌,我心裏確實非常激動,也覺得很榮耀。我當時還注意到,在我發言時,毛主席也在不斷地鼓掌,使我心裏面感到很溫暖。當時我講話的主要內容是希望解放軍早日解放臺灣,按照黨的民族政策處理好民族關係,並且解除臺灣少數民族在政治上和經濟上所受的壓迫和剝削,能夠跟漢族一樣,在經濟上、政治上得到平等。我發言的主要內容,無非就是這三點。這個發言得到各民族、各階層的熱烈、鼓掌。後來我回到軍大,也向高山族同伴們傳達了這個信息,他們都流下了眼淚。
  我的一點感想
  第一届政協一次會議已經過去了60多年,回顧這60多年,我感受很深的是黨的統一戰綫政策確實是正確的。黨的統一戰綫政策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是戰勝敵人的法寶;在全國解放以後,在經濟建設、政權建設、文化建設和各個戰綫的建設中,統一戰綫政策都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也是法寶。臺灣民主自治同盟是1947年臺灣人民「二二八」起義後,由一部分從事愛國民主運動的臺灣省人士根據當時臺灣人民實現民主和地方自治的要求,於同年11月12日在香港成立的。它是與中國共産黨通力合作的一個參政黨,也是在中國共産黨幫助下成立的一個愛國組織。正是在中國共産黨的領導和幫助下,我們的工作才取得了這樣的成績。因此,不管是在戰爭年代,還是在和平建設時期,正是因爲各民主黨派在中國共産黨的領導下同甘共苦、榮辱與共,才把我們國家建設成了這樣一個初步現代化的國家。香港、澳門相繼回到了祖國的大家庭,我希望臺灣也能够早點回歸,實現全國的大統一、民族的大團結,以及中國的統一、中華民族的振興。到那個時候,我們國家必將是一個强大的、富裕的、民主的社會主義國家。
(田富達/口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