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自2021年3月1日起施行。此次修正案歷經三審，修正內容涉及社會生活多方面，備受社會各界關注。其中多項修訂涉及的罪名，如「賭博罪」、「開設賭場罪」、「組織參與國（境）外賭博罪」、「洗錢罪」等，將對本澳博彩業產生重大影響，甚至在未來賭牌競投時均要對此予以充分考慮。
　　博彩「疊碼仔」均可能違法
　　《刑法修正案》第三百零三條關於「賭博」的規定有兩處修改。一是加重懲罰「開設賭場罪」。原為：「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並處罰金；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罰金」。修改為：「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並處罰金；情節嚴重的，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罰金。」可見，刑法對「開設賭場罪」的懲罰大大加重。二是新增跨境賭博處罰。較原來新增「組織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參與國（境）外賭博，數額巨大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依照前款的規定處罰。」也就是說，參與跨境賭博，將依據「賭博罪」「開設賭場罪」的規定處罰。
　　這是我國首次將跨境賭博寫進刑法，所謂跨境賭博，指賭博人員跨越國（邊）境從事賭博活動，主要包括出境賭博和網路賭博兩種表現形式。其中，網路賭博尤以私彩、黑彩等非法彩票比較常見，犯罪分子通過在境外架設伺服器，開設網路賭博網站，組織和吸引境內人員參加的賭博活動。
　　更早之前公安部在北京召開新聞發佈會，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審判第三庭副庭長李睿懿在回答記者關於刑法修正案（十一）第三百零三條調整情況的提問時介紹， 這一條款規定的犯罪主體為一般主體，所有人員包括中國公民和外國公民，組織中國公民參與跨境賭博的，都在打擊範圍之內，都將受到我國法律制裁，體現了中國政府打擊跨境賭博犯罪的堅定決心。李睿懿表示，將重點懲治賭場經營人、實際控制人、投資人、管理人員或者從賭場獲利人員、賭廳、賭台的實際控制人員，賭博網站、應用程式的建立者、提供者、使用者、參與利潤分成的出資者、管理人、代理人等。
　　這將對澳門以俗稱「疊碼仔」為特徵的博彩VIP業務具有重大的影響。疊碼仔是博彩仲介人的俗稱。職業是尋找賭客客源、鼓勵並引誘賭客到貴賓廳賭博、給賭場帶去收益，通過賭客兌換籌碼，以獲取賭場傭金為生。據早幾年的統計，澳門博彩業純收入的分配比例如下：40%的收入繳納政府稅，40%的收入付給仲介人即「疊碼仔」，其餘20%歸公司所有。而繳納政府的稅金中，70%來自「疊碼仔」的「貢獻」。目前，澳門的「疊碼仔」究竟有多少，因多數「疊碼仔」不願暴露其身份，故眾說紛紜。但普遍的看法在一萬人以上。疊碼制度實際上是一把「雙刃劍」，它既在促銷和拓展澳門博彩客源市場上被證明非常行之有效，對澳門博彩業的發展起著推動和促進的作用；另一方面，它又的確衍生出放高利貸、黑社會介入等不少負面問題。
　　後來特區政府制定了《仲介人行政法規》，規定賭廳廳主和疊碼仔必須申領合法牌照。疊碼仔領牌時，要查核是否有刑事犯罪記錄。新行政法規界定，賭廳廳主為「博彩仲介人」，疊碼仔則是「仲介人的合作人」，規定「博彩仲介人」的業務，主要是為博彩人士提供交通、住宿、餐飲和消遣等各種便利，其收入來源則由三大合法財團支付傭金或其他報酬。
　　澳門賭城十年來發展為全球第一，遠超拉斯維加斯，依靠的就是大陸豪客。疊碼仔經常穿梭在北京、上海，以及廣東、江蘇、浙江、福建等富庶省份，尋覓理想中的豪客。疊碼仔就是尋找賭客客源、鼓勵並引誘賭客到貴賓廳賭博的職業，根據《刑法修正案》第三百零三條具體跨境賭博犯罪的認定（詳細條款內容較多，本文略過），這是重點打擊的犯罪行為，可以說疊碼制度為特徵的博彩VIP業務，均可能觸犯《刑法修正案》第三百零三條的規定。
　　此外，按照最高院研究室解釋，組織參與國（境）外賭博罪是第三百零三條第三款（《刑法修正案（十一）》第三十六條）確定的罪名，將本款罪名確定為「組織參與國（境）外賭博罪」。主要考慮：1.本款的入罪門檻與刑法第三百零三條第二款有所不同，且本款規制的是組織中國公民參與國（境）外賭博的行為，該行為類型不能為開設賭場罪所涵蓋。故而，有必要對本款單獨確定罪名；2.本款罪狀使用了「國（境）外」的表述，為準確反映罪狀，不宜簡化為「組織跨境賭博罪」。因此，有本澳人士期望 「國（境）外」不包括澳門，估計要落空了，其括弧中的「境」直接說的就是澳門，不然就不需增加括弧的這個「境」字了。
　　跨境賭博資金或涉洗錢罪
　　跨境賭博犯罪與涉黑、詐騙、綁架、偷渡、金融等多種犯罪相互交織，滋生黑灰產業鏈，嚴重危害人民群眾的人身財產安全。同時，跨境賭博衍生的「地下錢莊」跨境洗錢等犯罪進一步加劇了經濟金融風險，嚴重影響我國經濟安全。初步統計，我國每年從境內流出的涉賭資金超萬億元。
　　《刑法修正案》增強了關於跨境賭博關聯犯罪的認定，如：人為控制賭局輸贏，構成犯罪的，依照刑法關於詐騙犯罪的規定定罪處罰；為賭博犯罪提供資金、信用卡、資金結算等服務，構成賭博犯罪共犯，同時構成非法經營罪、妨害信用卡管理罪、竊取、收買、非法提供信用卡資訊罪、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犯罪收益罪等罪；為實施賭博犯罪，非法獲取公民個人資訊，或者向實施賭博犯罪者出售、提供公民個人資訊，構成賭博犯罪共犯，同時構成侵犯公民個人資訊罪；另外，實施行賄、受賄行為，組織他人偷越國（邊）境、運送他人偷越國（邊）境、偷越國（邊）境，為強行索要賭債，實施故意殺人、故 意傷害、非法拘禁、故意毀壞財物、尋釁滋事等，均依法數罪並罰。
　　不容諱言，長期以來，澳門「疊碼仔」除了兌換泥碼給客人以取得豐厚的利潤之外，有時還轉介賭客貸款以獲得利益，通常貸款是指高利貸款。一般「疊碼仔」不會直接參予高利貸活動，多數是轉介，並不涉及違法行為。但也有不少「疊碼仔」從事高利貸轉介活動，也可能觸犯「催收非法債務罪」。
　　按照我國法律，從內地到澳門，每人現金攜帶量不得超過2萬元人民幣或5000美元的等值外幣。但在澳門賭場，幾十萬或者過百萬才剛夠進貴賓廳的門檻。那麽，內地富豪去賭場該怎樣帶錢呢？有的賭客會通過銀聯卡虛假交易，先在奢侈品店消費，刷銀聯卡，轉手在隔壁櫃檯或者商店典當套取現金，付給對方5％－10％的傭金，這樣錢就從內地出來了。還有的賭客曾經從內地購入銀聯pos機，偷運到澳門，用內地銀聯終端在澳門刷卡。而真正的豪客則通過地下錢莊把錢匯到澳門的仲介人或者疊碼仔的帳戶上。而身份和身家更闊的賭客還可以通過信貸的方式獲得賭資，只要按規定簽署一份檔，那賭場就會給一個額度，可以在額度內自由下注。
　　《刑法修正案》其中有關第191條「洗錢罪」的修正，將「自洗錢」行為正式定義為犯罪。新修正案相比原條文刪除了「明知」、「協助」的表述。通俗的說，企業在犯洗錢罪上游犯罪後的贓款處置行為可能再被以洗錢罪定罪，並和上游犯罪數罪並罰處理。而協力廠商的協助行為不受影響，仍依照之前原則定罪。自洗錢入罪意味司法機關在偵辦上游犯罪時，還可以單獨針對嫌疑人的自行洗錢行為立案調查，將增大司法機關的調查、追贓力度，直接威懾所有洗錢行為參與方。跨境金融服務企業儘管不是懲處「自洗錢」的打擊對象，但隨著追贓力度加大，也要更加審慎對待更加嚴格的刑事合規風險。而涉嫌從事跨境金融詐騙、跨境網路賭博的金融科技企業，具備自行轉移所得收益即「自洗錢」的能力，可能面臨較之前更嚴重罪行指控。
　　新修正案細化了洗錢的行為方式，「協助將資金匯往境外」被改為了「跨境轉移資產」，地下錢莊等的「支付」結算行為也規定為洗錢方式之一。從字面上解釋，跨境轉移資產增加了資金入境的行為方式，意味著資金匯入境內也將被明確歸為洗錢罪行為模式之一。
　　中場業務及非博彩項目發展良機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將對本澳博彩業格局產生重大影響，如要避免觸犯中國相關法律，未來的趨勢是貴賓廳(VIP)業務將受到極大限制，博彩業的發展方向一是實現賭權開放時的初衷，貴賓廳(VIP)業務以吸引大量國際豪客為主；二是大力發展「小賭怡情」為特徵的中場(Mass)業務以及以家庭休閒為主的非博彩項目。
　　本澳博彩業在博彩項目的提供方面，主要分為貴賓廳(VIP)業務和中場(Mass)業務，其中中場又分為高端中場(Premium Mass)和普通中場(Base Mass)。貴賓業務是向貴賓客人提供單獨的貴賓廳，當中除了百家樂賭枱外，往往帶有客廳、臥床、浴室甚至小型酒吧、SPA等其他設施，過去貢獻了大部分的博彩毛收入(GGR)。高端中場的最低投注額限制較高，需要經過投注資金驗證後才能進入高端中場投注區。中場業務自2012年來占比不斷上升，目前體量已和VIP相當，是重要的發展方向。
　　澳門的賭客群體過去主要來自香港，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內地經濟體量和增速遠高於香港，配合2002年開始的自由行政策，陸客占比迅速上升，現在遊客/賭客群體均以陸客為主。對於博彩行業而言，核心客群是過夜遊客。遊客轉化的賭客對應的是中場收入，按照占比超過70%的過夜遊客比例來看，陸客對中場收入的貢獻巨大;不僅如此，澳門博彩業的VIP業務是世界範圍內唯一的大體量、成體系的VIP業務，澳門VIP業務可以說幾乎全部由中國人貢獻。因此，大陸的政策對於VIP/中場兩塊業務都具有很大的影響。簽證管理的放鬆、收嚴，內地反腐風暴，反洗錢等金融監管政策都在歷史上對澳門博彩業的收入有重要的影響。
　　博彩與人性息息相關，中國人口和經濟規模量級都十分龐大，對應著巨量的博彩潛在需求——澳門是中國唯一一個開放博彩的區域， 根據澳門大學的測算，賭客/遊客轉化率為33%。澳門遊客量只要超過3000萬人次，按照每人訪澳次數1.8次計算，就有1700萬長期客源，560萬賭客。由遊客滲透率提升、賭客轉化率提升、會員賭客占比提升三個方面，足以支撐澳門中場業務發展的巨大空間。
　　遊客量的增長亟待非博業務的支撐和配合：在觀光游轉向休閒遊的趨勢下，澳門傳統的「大三巴」牌坊、玫瑰聖母堂、大炮臺以及幾個地標賭場已經無法繼續推動遊客量快速提升。遊客對娛樂設施的需求日益增長，包括舞臺劇、大秀、遊樂園、電影、餐飲等項目和設施的建設及改善都亟待推動。不僅可以在澳門地區發展非博業務，而且隨著交通、住宿條件的改善，周邊珠海、中山甚至廣州、深圳的娛樂設施都可以成為澳門新增客流的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