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火」催生新結婚時代：「兩頭」婚，「兩頭」難
　　王遙一大早趕到浙江嘉興農村迎親，這一天，新娘小姐妹會堵住閨房，用各種問題和遊戲刁難新郎，沒有一個小時不算完。出人意料的是，王遙上樓剛敲了一下門，新娘子就主動打開房門，歡歡喜喜走了出來。
　　新娘家不攔門，也不要新郎塞進來的紅包，因爲他們結的是「兩頭婚」，這是時下江浙一帶新興的婚姻形式，沒有彩禮，也沒有嫁妝。
　　在一片鑼鼓喧天，鞭炮齊鳴中，王遙和他的新娘拜堂成親。接著，他們開始一桌一桌敬酒，酒席上都是妻子的親戚朋友，隔壁村的人也來了不少。敬酒的時候，王遙只是輕輕碰了一下杯，他和妻子急著趕回嘉興，那邊還有一場婚禮、一輪酒席等著他們。小兩口婚前就說好了，結婚酒席兩家各辦各的。
　　上午11點，宴席還未結束，王遙和妻子便匆忙上車，往市區趕。天空飄起雪花來，他心想，「這是個白頭到老的好兆頭。」王遙沒想到的是，他們結婚的這種形式會在2020年底沖上熱搜，並引來全國三億網友圍觀。目前，「兩頭婚」正被越來越多的年輕人接受，儼然成爲新結婚時代的一股潮流。
　　「男不娶、女不嫁」
　　七年前，女方家提出「兩頭婚」，王遙沒多想，一口答應了。他家裏條件一般，爲了娶個媳婦進門，不算彩禮，光儀式和酒席就要花幾十萬。他朋友不久前結婚，彩禮已經高達56萬元。
　　王遙的妻子家裏也不太寬裕，她還有個妹妹，父母剛花光積蓄翻新了老宅。女方曾提出招女婿入贅，王遙想都沒想就拒絕了，在他看來，「這是一件沒面子的事兒。」
　　「兩頭婚」無疑是兩家人都能接受的方案。很快，雙方家長在一起吃了個飯，商量了幾句，就把婚事定了。
　　33歲的沈敏是浙江桐鄉一名中學老師，2012年10月，她也選擇了「兩頭婚」。沈敏驚訝地發現，這種婚姻形式正悄然流行。
　　2016年年底到2017年年初，復旦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學院博士趙春蘭開始關注「兩頭婚」的現象。
　　她在《論婚姻與生育的社會屬性——少子化背景下浙北鄉村婚育模式嬗變的田野觀察》（以下簡稱《觀察》）中指出，近20年以來，在浙江北部的水村，「兩頭婚」已成爲當地非常普遍的選擇。在80後人群中，以「兩頭」形式結婚的比例大約達到70-80%。除非當地男子娶了外地的女子，而且這個女子並非是家裏的獨女，才會以男娶女嫁的「嫁娶婚」方式來結合。
　　這種婚姻形式也並非水村及其周邊區域內獨有，在整個浙北地區，以及蘇南、江漢平原等地相繼出現。
　　「兩頭婚」普遍的做法是，男方不言娶，女方不說嫁，各自戶口不變更；男女雙方家中各自裝修新房，夫妻婚後在雙方家庭輪流居住；雙方經協商，婚後生兩個孩子，分別隨父母姓；有義務贍養雙方父母，也有權利繼承雙方財産；孩子稱雙方長輩均爲「爺爺、奶奶」。
　　和王遙一樣，「兩頭婚」的婚禮流程與「嫁娶婚」基本相同，上午，新郎來迎親；中午，至親被邀請在新娘家見證迎娶儀式，並享用午宴。下午，新娘的娘家親戚正常送親；晚上則爲正宴。
　　不同的是，「兩頭婚」由男女方各自設宴招待所有親朋好友，禮金各自收取，酒宴費用也由雙方根據各自親友的宴席桌數分別承擔。
　　「從婚姻的締結到日常生活的安排都來自夫妻雙方及其家庭的協商，具有相當的靈活性，甚至被認爲沒有統一的規定。」趙春蘭在《觀察》一文中說。
　　沈敏記得，在結婚前三天，兩家人最後一次坐下來商談，因爲在女方家拜堂的事情吵了起來。婆婆當著沈敏父母的面，指著兒子說，「你要在她家拜堂，我就給你買個_戴，我丟不起這個人。」
　　那一刻，氣氛降到冰點，沈敏滿腦子都是：別結婚算了。幸好公公出來打圓場，說這只是一個儀式，才讓婆婆最終妥協，婚禮如期舉行。
　　「都是香火惹的」
　　「他們都認爲我嫁出去了，我們家就絕後了。」沈敏結婚時，她母親明確要求「兩頭婚」，態度很强硬。
　　沈敏也理解，農村家庭如果沒有男性子嗣，就意味著祖宗的香火斷了，各種各樣的社會壓力會撲面而來。
　　當地普遍認爲，自家女兒嫁出去，財産很可能被男方家庭獲得，沒有後代財産也可能白白送給了外人。沈敏父母總覺得，把女兒嫁出去了，自家就成了絕戶，擔心晚景凄凉。「兩頭婚」看似能把姓氏傳下去，不管生的孩子是男是女，都是香火的傳遞。
　　沈敏婚後生了一個女兒，隨男方姓。2015年10月，「一對夫婦可以生育兩個孩子政策」全面實施。沈敏的母親就盼著她生二胎，傳宗接代。
　　母親總是旁敲側擊，念叨二胎的好處。一年後，看沈敏沒反應，她每次打電話哭訴，「人家說，家裏沒人傳宗接代，死了到下面，連吃飯都得站著。」「你要是不生二胎，我就去抱養一個小孩。」趕上周末回家，母女倆總是鬧得不歡而散。「總感覺我對不起她。」沈敏說。
　　趙春蘭在《觀察》一文中指出，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開始，計劃生育政策催生出大量獨生子女家庭，尤其是爲獨女戶帶來傳宗接代的困境。
　　「兩頭婚」的出現使得「嫁出去的女兒，不再是潑出去的水」，締結姻親的雙方家庭關於血脉延續在婚前達成協議，即夫妻生育兩個孩子，一個隨父姓，一個跟母姓。
　　關於第一個孩子跟誰姓的問題，王遙和女方家庭商量了幾個來回，女方最後提出，「誰家買車，孩子就姓誰的。」
　　儘管「兩頭婚」在很大程度上彌補了香火的繼承問題，但實際上，年輕人對於生育二孩意願並不强烈，「我再多生一個孩子，對娘家有一個交代，對婆家也有一個交代。」
　　沈敏懷上二寶後，她的母親開心極了。「她知道有孩子的時候，我又是她女兒了，沒有的時候我就是她的敵人。」
　　然而，「在男嗣偏好文化仍存續的中國社會中，倘若頭胎是女兒，隨男方姓，二胎是兒子，隨女方姓，男方便可能會覺得吃虧了，容易産生矛盾。」趙春蘭在《觀察》一文中表示。
　　現實中，爲孩子姓氏而離婚的夫妻也不少，有時候是因爲男方家在二胎出生時突然反悔，也有因爲頭胎女兒、二胎兒子的情况下雙方開始爭搶兒子冠姓權，矛盾總會在一次次協商失敗後逐漸升級。一對小夫妻三個月不到離婚了，兩個人因爲孩子跟誰姓，甚至鬧上了法庭。
　　「這哪是結親，根本是結仇」
　　30歲的朱心怡結婚四年，她在杭州安了家。「房款是婚前一家一半，其他都是各付各的。」她形容自己的「兩頭婚」說，「雙方就好像做生意一樣。」
　　結婚時明算賬，朱心怡的娘家和婆家什麽都箅得淸清楚楚。但真正棘手的問題總發生在婚後。
　　在通常的約定中，孩子跟誰家姓，就由誰家來幫忙帶。朱心怡頭胎生的是兒子，隨男方姓，夫妻二人暫時也沒有生二胎的計劃。朱心怡母親現在照看孩子，但在她眼中，却是「幫他們家帶小孩」。
　　每次爭吵，母親都會把結婚的一本本舊賬翻出來算，婚前說好一家負擔一半的房款，朱心怡娘家拿出全款，而婆家只能貸款，儘管貸款人是公公婆婆，但事實上也是小夫妻還款，家裏的小車也是她父母在婚前購買。
　　一筆又一筆舊賬，記在朱心怡母親心裏，並在每一次爭吵中擺上臺面。現在，兩方親家已經不再見面，「這哪是結親，根本是結仇。」朱心怡說。
　　她的鄰居剛生了一對雙胞胎兒子，原本是一件高興的事兒，但因爲雙方父母帶小孩的種種爭吵，最後只能一家帶一個，雙胞胎被婆家和娘家分開撫養。
　　「想解決獨生子女的問題，讓婚後的矛盾減少，但其實矛盾反而更多。」朱心怡說，雙方都在斤斤計較。「要讓三個家庭變成一個家庭，太難了。這『兩頭婚』快硬生生把我們這個小家庭拆成了兩半。」
　　沈敏一家住在婆家購置的新房中，大女兒出生後，婆婆一直幫忙帶孩子，她經常有意無意指著親家告訴孫女，「那是外公外婆。」小孩敏感而聰慧，當兩邊爺爺奶奶都來了，她怎麽也不肯張嘴說話。這讓沈敏的母親感到委屈，「這孩子怎麽不叫人呢。」
　　逢年過節，王遙夫婦的婆家和娘家人都聚在一起吃飯，婚後兩邊住一直是他們的生活常態。平時夫妻倆和孩子就住在男方家，到了周末，一家三口又回村裏丈母娘家住。在那裏，他還專門開了一個攝影工作室，添置了沙發和家庭影院。他自己也是這個家中的一分子，不是外人。
　　在王遙看來，雙方父母對「兩頭婚」應持開明的態度，懂得妥協，不計較，兩口子也要負責任，有自己的生活主張。「大家都商量著來嘛。」
（勞駿晶／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