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順章從小好勇鬥狠，曾是青幫小頭目，在上海灘的幫會、流氓鬥毆中表現顯眼。他精明勇猛，在20世紀30年代上海工人運動中脫穎而出。他精通化裝術、魔術，雙手開槍彈無虛發，國民黨老牌特務稱他是「全能特務」「大師」。他曾是中共中央最年輕的政治局委員、中央特科領導人，叛變後使中共中央險遭滅頂之災，周恩來稱他是「中共歷史上最危險的叛徒」。
　　上海是近代中國工人階級較爲集中的城市，是中國先進生産力的聚集地，中共中央領導機關就設在上海。初創的中共師從俄國十月革命模式，把革命工作重點放在工人運動上，深入到工廠中去，宣傳馬克思主義，喚醒工人的階級覺悟，發動和組織工會，通過工會組織維護工人自身利益，反抗不平等的社會制度。顧順章好打抱不平的表現及其在工人中的影響力，引起了深入工廠領導工人運動的向警予和李立三的注意。通過正面接觸談話、側面瞭解觀察，向警予、李立三等認爲，像顧順章這種工人出身，有正義感，在勞資鬥爭中工作積極，有一定群衆基礎，又聰明伶俐的人，若加以教育培養，完全可以成爲一個無産階級先鋒戰士。
　　1924年9月，因南洋烟草公司制定陋規嚴重損害工人權益，引發該公司工人罷工。顧順章代表工人到百老匯路的公司總部抗議，公司總經理簡玉階下令保鏢武力驅趕上訪工人代表。顧順章遭受資方毒打，還被賊喊捉賊的資方喚來的租界巡捕打得遍體鱗傷奄奄一息，並被抓進巡捕房。在中共上海地委的大力營救和關心下，顧順章得以被釋放出獄送進醫院治療。顧順章痊愈出院後，向向警予提出加入中共的要求。顧順章浪迹上海灘的複雜歷史和「拿摩溫」的身份引起了黨內同志的不同看法，中共組織經過一番慎重討論，最後批准他加入中共。他和向警予、李立三（化名李成）、唐景星、陳倩如等8名黨員一起，組成中共上海南洋烟草公司制烟廠支部。
　　在大革命風潮中一躍進入中共高層
　　顧順章入黨之時，正是中國大革命的前夜。因向警予、李立三等中共著名活動家的職責所在，必須把身心投人到更高層次的革命活動，這在客觀上給予顧順章很多工作鍛煉的機會。顧順章也珍惜機會，幹得很賣力，1925年上半年成爲中共南洋烟草公司制烟廠支部書記。顧順章與其他黨員一道，一邊發動和組織烟廠工人與資方鬥爭，一邊開展黨組織建設工作。到了1925年上半年，其支部已有18名黨員，增長率爲125%。他們是：向警予、李立三、顧順章、唐景星、陳倩如、陳雁如、余得富、李純一（李立三之妻）、姚坤發、歐陽賀之、石賢福、張雲龍、俞福生、張長根、唐金生、錢華章、杜如生、楊有爲。其中不乏革命資歷比顧順章老的，顧却後來居上，排名在向、李之後。顧的政治取向還影響了胞兄顧維楨，後者於1925年5月8日加人中共，編入中共俄國上海領事館支部/五卅運動期間，顧順章率領本支部積極投入鬥爭，他又是南洋制烟廠工會的領導人，領導該廠工人罷工，有力配合其它地方的反帝鬥爭。在與資方鬥爭中，他表現得非常勇敢，也展示出較出色的組織能力，在領導工人糾察隊保衛罷工安全方面的工作更爲出色，受到李立三的賞識，李任命他爲上海總工會第七（閘北）辦事處主任。顧順章入黨以來的表現使自己在黨內産生一定的影響，引起了近在咫尺的中共中央的關注，党的領導人認爲他是可用之才，不斷提高他的黨內地位。1925年8月21日，顧順章與莊文恭、何量澄、尹寬、鄭超麟、汪壽華、李立三等七人擔任由中共上海地委改組的上海區委委員，顧負責組織工作。之後，中共上海區委主要領導人及委員幾經變化，至1926年夏天，主要領導人由尹寬至王一飛又到羅亦農，委員變動更大，但顧順章穩坐釣魚臺，始終保持擔任著上海區委委員的職務。
　　1926年9月至1927年2月，顧順章與陳賡、陸留一起到蘇聯學習隱蔽鬥爭技術。回國後正值北伐戰爭節節勝利，北伐軍逼近南京上海。顧順章先後參加領導杭州、上海工人武裝起義，任上海區委軍委主任，中共中央、中央軍委、上海區執委聯合組成的特別軍委會委員，排名在書記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總指揮的周恩來之後，負責糾察隊工作。後任上海總工會工人糾察隊委員會書記，負責籌措武器，協助周恩來指揮武裝起義。在進攻北洋軍閥堡壘的閘北戰鬥中，顧順章表現出自己的膽識和勇敢，不怕生命危險，冒著槍林彈雨，闖到商務印刷館俱樂部對頑敵勸降。起義勝利後，當選爲由19人組成的上海市政府委員之一。
　　1927年4月12日，以蔣介石爲首的國民黨右派叛變革命，屠殺中共人士和革命志士，顧順章和周恩來曾被叛變者扣留，後脫險輾轉到武漢。在中共五大上，顧順章地位再次攀升，當選爲中共中央委員，其時他人黨不到3年。
　　擔任中央特科負責人，上海灘大顯身手
　　中共遭到國民黨右派的突襲，猝不及防地蒙受了巨大損失，開始重視隱蔽戰綫鬥爭，顧順章以其在黨內的地位和自身條件，適合於擔任中共隱蔽戰綫的領導工作。在武漢時，他就曾任中央軍委委員兼軍委特務科（處）負責人，開始了他的特工生涯。中共「八七會議」上，顧順章當選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委員，分管交通局。1927年9月至10月，中共中央陸續從武漢遷移到上海。不久，成立中央特科，顧順章受周恩來的委托，負責特科具體工作。
　　特科肩負著中共中央機關及其領導幹部的安全的重大任務，其工作機制是個系統工程，有後勤、保衛、聯絡和搞情報等項工作。除了協助周恩來處理特科的全面工作外，顧順章側重於安全保衛。特科從1927年冬至1929年冬先後建立了主管後勤的總務科、情報的情報科、安全保衛的行動科（紅隊）和聯絡內外的通訊科，顧順章在特科創建之初兼任行動科科長，親自參加營救被捕重要幹部和處置叛徒特務的行動，重要行動舉例如下：
　　1928年4月間，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常委羅亦農被秘書何家興夫婦出賣，被捕犧牲。顧順章親自營救失敗，後經周密布置，帶隊到叛徒的住處，擊斃何家興，其妻賀稚華受重傷。
　　1929年8月間，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常委、軍事部部長楊殷，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農委書記、江蘇省軍委書記彭湃，中央軍委委員兼江蘇省委委員顔昌頤，江蘇省委軍委兵運負責人邢士貞，上海總工會糾察隊副總指揮張際春等5人，被中央軍委秘書白鑫出賣，前4人英勇就義，後一人被保釋。在周恩來領導下，顧順章通過陳賡的協助，摸清了白鑫的行踪，制定鋤奸計劃，於11月11日晚上叛徒要逃離上海前，在法租界霞飛路和合坊4弄43號門前，將叛徒擊斃。據兩天后上海《時報》報道：白鑫中彈是子彈從後腦進、前額出。有人指出：這一槍是彈無虛發的顧順章開的。
　　顧順章還帶領特科人員將計就計除掉剛留蘇回國出賣周恩來的中共重要幹部黃第洪，又巧設「飯局」誘殺國民黨密探，乾淨利落處決叛徒戴冰石、陳慰年。這些行動都是在室內進行的，解決時室外聽不到槍聲，巡捕查看現場看不出痕迹。1927年冬至1931年春，中共中央能比較安全地立足上海領導中國革命，特科發揮著重大作用，其中按說也有顧順章的一份功勞。
　　居功自傲，腐化蛻化爲叛徒
　　顧順章是中共黨內一個複雜的高級領導幹部。他在中共隊伍中時有不少優點，如武功高强、槍法精准、身懷魔術絕技、精明能幹肯幹、膽大心細、有勇有謀、處事果斷、服務周到等。但是，他也有許多不良作風，如講江湖義氣，把不純分子帶進革命隊伍；濫用職權動用革命武力爲朋友報私仇；懲處叛徒特務時有草率簡單從事和蠻幹現象；個人英雄主義和居功自傲，鋪張浪費和生活腐化等。最爲嚴重的是，他平時不學習政治理論、不看文件，不接受政治教育，開會不常說話，無法讓同志瞭解他的內心世界。這樣，他的革命理論和思想無法提高，精神「缺鈣」，無法明辨是非正確對待個人和組織的關係，也無從正確對待黨內政治鬥爭，容易迷失人生方向和政治方向，亦容易借著一個歷史偶發事件走向反面。
　　顧順章在負責特科時的黨內地位有些小落小起：在中共六大出現「滑坡」，從臨時中央政治局委員降爲中央委員。兩年多後的中共擴大的六届三中全會上，回升爲政治局候補委員。1930年2月，還擔任中央軍委委員。對這些職務變動，顧順章是否有想法直至對他後來改變立場是否有影響，歷史沒有留下這方面的資料，不得而知。
　　1931年4月初，顧順章護送張國燾、陳昌浩去鄂豫皖蘇區後，在逗留武漢時於4月24日這個「黑色的星期五」被捕，並馬上叛變，供出黨內很少人知道的許多高級機密，給中共蒙受巨大的損失，成爲「中共歷史上最危險的叛徒」。
　　不受蔣介石待見，萌生異志被國民黨槍決
　　4月27日，顧順章被解押到南京。他認爲自己奇貨可居，蔣介石會親自接見他並給予重用。當國民黨武漢特務機關頭子蔡孟堅帶他見蔣時，出乎意料，蔣對他很冷淡，僅說「你歸順中央甚好，以後聽從蔡同志安排，爲國效力，再見」。顧順章心裏凉了半截，加上後來沒受重用，反被關押監居，因此對出賣黨的機密有所保留。
　　之後，蔡孟堅迫於壓力把顧順章轉交給國民黨中統特務頭子徐恩曾。徐把顧關押在南京白露洲大院，自己則率領以國民黨中統特務張沖爲首的骨幹，根據顧供述的情報，趕赴上海執行大搜捕任務。不久之後，徐恩曾通過在武漢、上海等地根據顧順章口供進行搜捕的效果，證實情報的真實性，才解除對顧的關押，把他安排到南京雙塘巷居住，實際是監居。
　　徐恩曾雖然在政治上和工作上對顧順章不放心，但是考慮到顧「奇貨可居」，還是千方百計拉攏他，在生活待遇上儘量滿足他。徐本人就是一個出手闊綽，很懂得揮霍的公子哥，所以對顧在經濟上也不吝嗇，給他大量的錢，讓他可以和自己一樣花銷揮霍。徐了解到顧的妻子張杏花被中共處置後，委托親信王思誠爲顧物色了後妻張永琴，並在婚後給安排到位於南京細柳巷41號一棟四開間兩層的樓房。
　　顧順章除了出賣一些昔日同志外，還幫國民黨訓練特務。1933年夏天，顧順章對他的特務生涯作了實踐回顧和理論總結，在秘書臧公惠幫助下形成《特務工作之理論和實踐》一書。他的本意是要「貢獻於關心社會的人士作參考」的，當然是貢獻給國民黨特務的，但却不經意撩開他一向神秘的特工面紗，留給後人一些他在特科的蛛絲馬迹。
　　永遠不會滿足是顧順章的個性之一。顧順章不受蔣介石待見，不受國民黨重用，受監控又不時被徐恩曾、顧建中等人訓斥甚至威脅生命，他由此而産生表面的沉默怨恨到公開的憤懣並有了新的打算。1933年6月中旬，顧順章隨國民黨特務到上海，參與史濟美暗殺案的調查。在滬期間，他秘密會見了在國民黨特工總部上海「行動區」的共産黨變節分子，大肆散布對國民黨不滿的言論，號召他們「白麵紅心」跟隨他組建新共産黨。顧順章曾被借調到剛崛起的復興社特務處（後來的軍統）擔任南京訓練班的顧問和教官，對戴笠給予他的重視感恩戴德，想背著中統投軍統。徐恩曾也是機靈精明之人，很快就覺察到顧的異志。他先是降低顧的生活待遇和嚴格約束，命令他把家搬到住房條件較簡陋的南京安品街70號，並公開提出警告；後則再令其搬家到南京甘露寺5號，對其嚴加監管。最後，於1934年10月2日實施逮捕，關進蘇州反省院。
　　1935年6月，顧順章被國民黨中統特務秘密處死於鎮江看守所，一代特工梟雄，就此烟消雲散。處決前，因傳說他會催眠術、土遁術，特務們給他穿了「琵琶骨」，即用鐵鏈把他的胛骨鎖定，然後封住他的武功，行刑槍決。顧順章死狀甚慘。
（劉育鋼／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