貧困縣「清零」,中國爲什麽能做到

  2020年11月23日,貴州宣布該省紫雲縣等最後9個貧困縣退出貧困縣序列,中國貧困人口最多的省份實現了貧困縣「清零」,這意味著國務院扶貧辦確定的全國832個貧困縣已經全部脫貧摘帽。
  千百年來困擾中華民族的絕對貧困問題,迎來了歷史性一刻。那麽,中國的脫貧攻堅戰爲什麽能够成功?
  有組織、有計劃的政府行爲
  貧困問題是個世界性難題,反貧困是人類共同面臨的一項歷史任務。截至2019年底,全世界仍然有13億貧困人口,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更是導致大量人口返貧,而且主要集中在欠發達國家和地區。正因如此,脫貧不僅對中國意義重大,對全世界也有重要影響。作爲世界最大的單一國家市場,14億中國人安居樂業,不僅符合中國利益,也是爲全人類的共同發展創造機遇。
  過去數十年,發達國家的政府和學者研究過很多援助計劃、救助方案,但正如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安格斯•迪頓所言,這些援助基本上都以失敗告終。至於失敗的原因,就是醫不對症,很多發達國家一味輸出一種名爲「聽我的,我是爲你好」的方案。雖然救助是一種善意的表現,但方式却治標不治本,有時甚至連標都找不到、治不了。
  如何消滅貧困,中國給出了不一樣的回答——那就是以土地革命和工業化爲基礎,開展有組織、有計劃的政府行爲。
  首先是實施土地公有制。土地屬於國家和集體,按人口均分使用權。歷史上,北魏孝文帝確立均田制,穩定了北方局面。但到了唐朝中期,由於社會生産力的提高和商品經濟的發展,土地兼並空前盛行,導致最後「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最終,强大的唐朝再一次亡於農民起義。民國時期,孫中山也堅持「平均地權」,但是侵犯了大買辦和大資本家的利益。私有制下,有錢人怎麽肯把自己的地分給農民?
  而只有新中國做到了真正的「耕者有其田」。通過分離所有權與使用權,從根本上杜絕了兼並的可能性。當然,這並不能消滅貧富差。所以在工業化時代,我們講究效率,講究解放生産力,講究先富起來。在此過程中,農民爲了國家工業化做出了大犧牲,但生活並沒有太大的改善。理想中的先富帶動後富,也沒有真正實現。
  這時候怎麽辦呢?市場在「最後一公里」是失能的,扶貧還是城市與鄉村、工業與農業關係的再均衡,沒辦法靠市場的自發力量。唯一的辦法,就是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
  早在1986年,國務院就成立貧困地區經濟開發領導小組。隨後,各省、市、縣政府也相繼成立扶貧領導機構。這一年,中國第一次確定了331個國家重點扶持貧困縣,此後分別在1994年、2001年、2011年進行過三次調整,到2012年,中國共有592個國家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全部分布在中西部地區。
  從那時起,扶貧就是政府日常的一個考核任務。此後,中國政府每十年就會推出一個扶貧戰略。比如1994-2000年的《國家八七扶貧攻堅計劃》,2001-2010年的《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
  中國的扶貧工作,核心的理念之一是「開髮式扶貧」——利用市場作爲基本的機制,在發家致富的驅動下,把貧困地區各種可以利用資源轉化爲産品,發展生産力,並在這一過程中提高農民綜合素質。
  在這個過程中,政府各級部門提供政策、基礎設施、信貸方面的支持。授之以魚,也授之以漁。
  2015年,在减貧與發展高峰論壇上,中國亮出了一個小目標:要「一個不能少」地告別絕對貧困,不再爲穿衣、吃飯、住房、看病、小孩上學等人類基本需求犯愁。根據這一要求,全國「精准扶貧」的大幕也就拉開了。
  「精准扶貧」模式
  實際上,「精准扶貧」的模式,早在2013年就提出了。2013年11月3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湖南省湘西州花垣縣十八洞村考察時首次提出「精准扶貧」重要論述。其思路是,扶貧工作不單單是布置到縣、到村,而是要到戶、到人。
  這一新方法要求對每一戶貧困人口,都有專門的負責人,每一戶都有「精准」的措施幫助其脫困。這個任務被分解到各個省、各個縣、各個村,成爲貧困地區各級政府部門的最重要工作。我們對 「扶誰」「誰來扶」「怎麽扶」之類的問題,都制定了詳細的政策目標、操作辦法和保障措施。最後,舉政府和全社會之力整體動員扶貧。
  比如在山區等自然資源差的地區,就有村集體或者村裏的「能人」成立公司、農民專業合作社等經營主體。貧困戶以自家的土地入股,通過專業經營者帶頭發展,帶來基本的租金和利息收入。
  再比如 「扶貧工廠」模式——政府在貧困村建設廠房,采取招商引資的辦法,從外部引入項目經理人,做服裝、工藝品加工。附近沒有就業機會的人,就可以在這些「貧困工廠」裏務工,嘗試學一門技術,獲得30元到100元人民幣的日工資。
  另外,在精准扶貧的過程中,國企、東部發達地區、知名地産企業也都承擔了對口扶貧的任務。先富的必須帶後富。在國家强制力的作用下,資本選擇服從。
  這時候,城鄉的循環就開始了。我們看到,那些貧困地區創業動力,主要就是長期在城市的企業家、「鄉賢」和大學生群體。這些人把城鄉溝通起來,並在城鄉之間發掘、創造出新的機遇,開發出新的産品來。
  這一過程,也是加强黨和群衆關係,鍛煉幹部,培養幹部的過程。在這場歷時數年的戰鬥中,全國共派出25.5萬個駐村工作隊、累計選派290多萬名縣級以上黨政機關和國有企事業單位幹部到貧困村和軟弱渙散村擔任第一書記或駐村幹部,目前在崗91.8萬。扶貧幹部揮灑了青春熱血,有的甚至獻出了寶貴生命。很多人不知道,截至目前,已經有800多名公務人員因病、因意外犧牲在扶貧的工作崗位上……
  可以說,中國政府有堅定的決心改善人民生活,並付諸持之以恒的行動,這是很多外國政府難以做到的。在貴州山區,我們給只有幾戶人家的村子通電,幾百年的電費都不足以抵消建設費用。在甘肅荒漠,我們給沒有工業的地方通路,所得收益遠遠比不上投資。
  這就是「有形的手」。在這只「手」的作用下,中國兩千年來的鄉土社會,真的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當然,脫貧攻堅只是消除了絕對貧困問題,鞏固脫貧成果、推進鄉村振興、實現共同富裕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接下來該怎麽幹?《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已經給出了答案:實現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同鄉村振興有效銜接,健全防止返貧監測和幫扶機制。在西部地區脫貧縣中集中支持一批鄉村振興重點幫扶縣,增强其鞏固脫貧成果及內生發展能力。
  相信這場由國家主導的脫貧運動,將繼續改變著中國農村與中國社會。
(吳嘉禾/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