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日本「3‧11」大地震和海嘯使很多城鎮毀於一旦，並引發福島第一核電站核泄漏。十年之後，這場災難的陰影仍盤桓在人們心頭。不久前，日本宣布，計劃將福島核電站上百萬噸經過過濾和稀釋的核廢水排進大海。
　　儘管日本政府堅持該決定的合理性，國際原子能組織也宣稱，這一解決方案「在技術上可行且符合國際慣例」，但該計劃還是在日本國內外引起強烈反對。
　　《紐約時報》援引日本《朝日新聞》（Asahi Shimbun）去年底進行的一項全國民意調查指出，55%的受訪者反對該排放計劃。其中，福島當地漁民的反對尤其强烈，擔心此舉會沉重打擊當地漁業——他們賴以爲生的生計。反對的聲音也來自國外。根據中國外交部網站消息，截至4月14日，除中、韓、俄、歐盟外，還有311個環保團體向日方表示堅決反對，只有美國聲援了日本政府的決定。
　　爭議背後，過去幾十年中，對「核」的焦慮與恐懼，已經成爲人類重要的集體記憶——看不見、摸不著，但會滲透進食物、空氣和水中的核輻射污染；切爾諾貝利事故中，核輻射造成的死亡和甲狀腺癌；福島核泄漏後被遺棄的村莊——雖然現實時空中，這樣的災難與絕大多數人相距甚遠。面對圍繞「核」的諸多爭議、對立時，這些焦慮與恐懼，或許恰好提供了一扇理解的窗口。
　　輻射恐懼症
　　人類對「核」的恐懼，離不開歷史上戰爭留下的恐怖陰影。1945年8月6日和9日，美國在廣島和長崎投下原子彈，當時的新聞紛紛將這種摧毀性的武器描述成「宇宙般的威力」、「地獄之火」、「末日」……廣島爆炸發生那天，一個電臺廣播員說：「我們創造了一個弗蘭肯斯坦。」
　　二戰結束之後，對核武器的恐慌並沒有被驅散，在當時很多票房大賣的電影中，核輻射成了引發各種災難的罪魁禍首。獲得第27届奧斯卡扱佳特效獎提名的《X放射綫》將故事放在新墨西哥的沙漠中——人類在此地進行原子彈試驗，導致這一地區的螞蟻遺傳基因發生突變，變成巨大怪物並爬進了洛杉磯下水道。
　　1954年，在對核武器的恐怖有切身體會的日本，導演本多猪四郎創造了電影史上最著名的怪物形象：哥斯拉。因爲原子彈試驗，哥斯拉從沉睡的狀態被人類喚醒，輻射影響下，這只史前恐龍怪物化身爲更具破壞力的恐怖怪獸。
　　這部電影上映的前半年，美國在比基尼島上試驗了一顆威力巨大的氫彈，放射性物質籠罩了太平洋島國馬紹爾共和國，更波及到在附近作業的日本漁船，23名船員相繼出現輻射症狀。這起事件也直接成爲電影創作的靈感來源。哥斯拉皮膚紋理上的刮痕則是參考了廣島原子彈爆炸後幸存者身上的傷痕。
　　對核輻射的恐懼，遠不僅僅是大螢幕上天馬行空的想像，在現實生活中，也給普通人的生活蒙上陰影，甚至帶來比輻射本身更嚴重的危害。
　　福島核泄漏發生後，日本長崎大學放射衛生專家、著名的輻射研究學者山下俊一（Shunichi Yamashita）接受媒體采訪時說：「由於這次事故，東京電力公司和日本政府已經完全失去了福島人民的信任。人們正在遭受痛苦，不僅是因爲地震和海哺，還因爲對輻射的嚴重焦慮，因爲真正的輻射恐懼症。」
　　在參與調查福島核事故之前，山下俊一也曾研究過長崎原子彈爆炸和切爾諾貝利事故的後果，「通過切爾諾貝利事故，我們認識到，（核事故對）心理的影響是巨大的。（事故後）被疏散人員的預期壽命從65歲降至58歲——這不是因爲輻射導致了癌症，而是因爲抑鬱症、酗酒和自殺。」
　　切爾諾貝利事故發生後，對核輻射的恐慌也跨過了一道又一道國境綫。
　　雖然長期研究表明，在事發時暴露於事故發生時釋放的放射性碘，導致白俄羅斯、俄羅斯和烏克蘭一些地區兒童和青少年的甲狀腺癌病例顯著增加。但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說法，並沒有實質性的證據證明，與那些不在切爾諾貝利影響區域的婦女相比，由事故地點附近的婦女分娩的嬰兒，會出現更明顯的出生缺陷。
　　然而，許多人並不相信當局會告訴民衆真實的污染情况及其危害。出於恐懼，在蘇聯的烏克蘭境內，僅在災難發生後的一個月內，就有數千名婦女要求墮胎；恐慌也傳播到了西歐，日本環境省引用一項研究指出，切爾諾貝利事故發生後半年多，希臘的生育率急劇下降，即使遠在北歐的丹麥，人工流産率也有所增加。
　　這些事實都證明，對核輻射的恐慌能帶來多大的影響。2008年的一項研究認爲，切爾諾貝利事故造成的精神健康損失是「迄今爲止由事故引發的最大公共健康問題」。
　　恐懼與希望交織
　　但與恐懼如影隨形的，還有人類寄托在核能身上的巨大希望，不管是過去還是現在。
　　1953年，美國時任總統艾森豪威爾在一場題爲「原子能爲和平服務」的聯合國演講中提出，應該將核能發展成能够拯救人類的資源，動員專家將原子能應用於農業、醫藥和其他和平發展的需要，並爲世界上電力匱乏的地區提供充足的電力能源。
　　近年來，越來越多研究也證明，相比於化石燃料等我們習以爲常的能源，核能更安全、更持久、也更清潔。
　　2013年發表在學術期刊《環境科學與技術》（Environmental Science & Technology）上的一篇研究中，兩位哥倫比亞大學學者通過對歷史數據的分析指出，從1971年到2009年，核電的應用大量减少了燃燒化石燃料造成的溫室氣體排放，並避免了全球184萬例與空氣污染有關的死亡，僅在2000到2009年間，平均每年就有76000例死亡因爲核電的應用而被避免。
　　當氣候問題日趨嚴峻時，作爲一種充足且不會産生碳排放的淸潔能源，核能也承載恭越來越多的期待。然而，正如長期推動新能源研發的比爾•蓋茨在新書《氣候經濟與人類未來》中所指出的，切爾諾貝利和福島核泄漏這樣的事故，讓我們意識到核能發展中的一些問題和風險，但「遺憾的是我們並沒有著手解決它們，而是停下了在這一領域前進的步伐」。
　　2011年福島事故之後，日本全國各地民衆的反核情緒一度高漲，在各方壓力之下，也爲了避免類似事故發生，政府決定關停全國的核電站。
　　然而，2019年的一份新近研究顯示，關停核電站雖然避免了再次發生核事故的可能性，但這一舉措也有新的代價。當時，日本三分之一的電力供應依賴核能，核電站停産後，重新啓動早已停産的化石燃料電廠帶來巨大成本，導致電價急劇上升。大多數日本家庭都用電取暖，漲價導致電鈕消費萎縮，尤其是在冬季，這間接導致死亡率增加，尤其是在老年人群體中。反核的聲音也擴展到了日本之外。據《福布斯》雜志報道，福島事故之後，德國有至少八個核電站被關停。
　　而在未來幾十年，如何帶著對「核」的焦慮和期待，在核能的巨大優勢，和對「核」的恐懼之間找到平衡，仍將是我們必須面對的一道難題。
（李幸／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