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在澳門的活動(下) 林昶

  1945年初,澳葡方面派人來到鳳凰山區,求見中山遊擊隊一部「白馬隊」的隊長譚生,並向譚生表明來意,稱其是奉澳督的秘密命令而來,並詳細介紹澳門的治安狀況,要求遊擊隊協助捉拿在澳門搶劫、殺人,投靠敵人的「老鼠精」。經過研究,中山遊擊隊決定對這個既充當日偽特務,搜集遊擊隊情報,又倡狂擾民、作姦犯科的漢奸予以堅決打擊,藉此鞏固同澳葡當局的協作關係,遂通知譚生同意澳葡當局的要求,並要求澳方幫助捉拿一名叫鄭實的通敵分子。不久,譚生部智擒了「老鼠精」,並將其移交給澳門當局派來的探長,澳葡方面也如約將鄭實交給遊擊隊。澳葡當局對遊擊隊的合作十分滿意,派人到五桂山會晤歐初,建議設立電臺加強聯絡。遊擊隊也同意,後因形勢變化,此事未能實現。
  在澳門珠江口一帶活動的黃公傑賣身投靠日寇,出任日軍駐澳門地區特務機關的首腦,手下糾合了五六百名歹徒,在澳門橫行霸道,又在海上大肆搶劫,集漢奸、特務、匪徒、海盜於一身,澳葡當局對他又怕又恨。1945年8月中旬,黃公傑一夥被東江縱隊海上部隊俘虜繳械。東縱將黃公傑移交給珠縱一支隊,經歐初、梁奇達、楊子江連夜提審後,由阮洪川將其引渡返澳門伏法。消息傳開,在澳門一帶引起震動,對中共領導下的抗日武裝更加敬佩。
  策反國民黨武裝頭目黃森率部起義
  1947年,在中共香港工委饒彰風的領導下,黃健執行上級交給的任務:在澳門開展工作,組織武裝搞情報,研究策反,並協助珠江地委、中山縣委設立交通聯絡站,迎接解放的來臨。重點任務是策反國民黨中(山)新(會)聯防主任,兼中山縣聯防大隊長黃森及其部屬,進行武裝起義。中共中山八區黨組織根據上級批示,多次派員到澳門與黃森談話,並商定起義事宜。陳滿更是以自己是黃森的舊識至交的關係,向他暢談人民解放軍與國民黨軍隊力量的對比,展望解放軍即將渡江南下,面臨全國解放的前景,終於打動黃森。1949年9月,黃森率部284人,攜帶火箭筒、六零各一門、重機槍一挺、輕機槍五挺及其他武器一批,在8區龍壇起義,嚴重地打擊了國民黨的軍事部署。他們還成功策動廣東保安師一師、東江護路總隊、順德糖廠駐軍等武裝起義,耐心說服已逃往澳門的國民黨某部汽車連歸降中山,增添了迎接解放工作的力量。
  柯麟奉命來澳進行隱蔽戰線工作
  1931年1月遵義會議召開後,擔任紅軍總政治部宣傳部長的潘漢年離開長征隊伍,以中央特派員身分到香港,找到大革命時期就已加入中國共產黨的柯麟。柯麟1931年初受福建省委書記羅明派遣到香港開診所,一直未與中共在香港的組織發生橫向聯繫,在香港站穩了腳跟。1935年中秋節前,潘漢年安排柯麟與剛從國外回來、定居澳門的葉挺見面。之後潘漢年向柯麟提出,希望他去澳門定居,就近照顧葉挺一家,影響葉挺重新參加中共的工作。潘漢年指示柯麟「要保持醫生的名聲,防止暴露共產黨員的身份」。起初,柯麟在板樟堂街開了一個小診所作掩護,從事地下革命活動。他首先在澳門大力進行團結和爭取澳門工商界、知識界的知名人士工作,並與葉挺經常來往,成了葉挺全家的「保健醫生」。通過葉挺的關係,柯麟認識了李濟深在澳門的一些老部下,並交上了朋友。中共與蔣介石談判,決定將中共在南方的遊擊隊改編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四軍(即新四軍)參加抗戰,並由葉挺出任軍長。周恩來委派張雲逸來澳門與葉挺聯繫,在柯麟的引介下與葉挺見了面,葉挺欣然受命,奔向抗日戰場。
  柯麟牢記潘漢年的囑咐,不與地方黨組織直接發生接觸,而是憑自己名醫的身份,並在何賢的幫助下,進入鏡湖醫院工作。柯麟醫術高明,醫德高尚。在澳門,尤其是在工人、苦力、漁民、車夫等許多勞苦大眾中成了有口皆碑的「柯醫生」。這為他在澳門開闢工作打下了基礎,創造了有利的條件。柯麟從普通醫生到出任院長,醫院也從一所小醫院發展為澳門最大最好的醫院。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主任廖承志多次到澳門,指示柯麟利用在鏡湖醫院工作的機會,加強與群眾的聯系,並以此為基地開展抗日救亡工作。1938年,八路軍參謀長葉劍英在香港治病後,專程到澳門看望老戰友柯麟,並指導他的工作。
  為此,柯麟上任後,首先提議為了紀念孫中山先生,激發全院工作人員的社會責任感和榮譽感,建新門樓於鏡湖馬路,門樓正中央刻嵌「紀念國父孫中山先生」九個大字;同時,整頓辦公機構和會議制度,陸續增設特診室、X光室、電療室和內科、兒科、婦科、傳染科等各科主任,修建護士宿舍及飯堂,健全和加強各項管理制度;依據醫院宗旨和實際需要,醫院分設一、二、三類病房共五百餘床位,其中二等病床免費收治無錢就醫的窮苦人。1948年,柯麟更系統提出醫院革新和發展的18項建議,獲董事會一致通過。經過數年努力,鏡湖醫院的醫務管理走上了專業化、科學化軌道,並為以後的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柯麟以鏡湖醫院為基地,出色地完成了中共黨組織交給的各項任務。抗日時期,他利用醫院的有利條件,挑選一批澳門本地的和從外地來到澳門的愛國青年,組成一支「青年戰地救護團」,由他親自上課,講授抗日救國道理,給予醫務技術培訓,並把他們輸送到抗日前線和中共領導的敵後根據地。為了加強鏡湖醫院的技術力量,柯麟把廣州淪陷後遷到澳門來的一些名醫如黎鐸、王德光、莫培樾、吳鳴、梁心堯、黃耀堅、鄒貫明等聯絡起來,於1940年成立「鏡湖醫院西醫顧問團」,為該團團員進行救護技術訓練。柯麟換利用鏡湖醫院的陣地,為中共領導下的抗日武裝進行救死扶傷的工作,經常秘密接收五指山地區抗日遊擊隊的傷病員進行救治。
  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攻佔香港後,立即派出大批特務搜捕數百名疏散到香港的文化界人士和愛國人士,情況十分危急。在日軍攻陷九龍的當天,中共南方局和周恩來當即就營救工作兩次急電廖承志、潘漢年、劉少文,明確指示將被困於香港的朋友先接到澳門再轉到廣州灣(即今湛江市),或先赴廣州灣然後集中桂林。
  根據中共中央、南方局的緊急指示,張文彬、廖承志、尹林平、劉少文等立即組織營救工作。一路從香港偷渡到九龍,再轉移到東江遊擊區;另一路從香港經長洲島偷渡到澳門或廣州灣,再分別從廣東境內到桂林,此為營救的西線。由於電影界、戲劇界的文化人士接觸面廣,容易被認出,不能由陸路去東江,廖承志安排他們分四批從西線撤離。這些人士到澳門後,由澳門中共秘密聯絡點——鏡湖醫院幫助他們經廣州灣或經中山、江門、臺山等地到桂林。柯麟為此進行了緊張的工作。夏衍、范長江、梁漱溟、茅盾、金山、蔡楚生、司徒慧敏、千家駒、王瑩、郁風、金仲華、謝和賡、華嘉、孫曉思、孫明心等近百名愛國人士和文化界人士都是經此線轉移的。他們脫險後,都為中共在危險關頭不惜代價的援救所感動,更堅定了與共產黨合作的信心。
  解放戰爭時期,柯麟在澳門大力開展革命統一戰線工作,以自己的合法身份和名醫地位,宣導愛國、團結、民主、科學、進步等精神,團結一切進步力量,盡最大可能爭取大多數人同情中國革命,幫助新中國的建設,使中共的影響逐步擴大到青年、婦女、工商、教育、文化等各階層。他協助著名民主人士取得了澳門中華總商會、教育會的領導職務,並協助成立了澳門中華民主婦女聯合會等人民團體,爭取、團結了何賢(後任全國人大常委)、馬萬祺(後任全國政協副主席)、崔德祺等大批進步人士擁護革命統一戰線,擁護中共中央委員、中共中央華南分局第一書記葉劍英率領解放軍第四兵團、第十五兵團等部隊準備解放廣東。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北京宣告成立。這時,包括廣州在內的廣東省大部分地區尚未解放。柯麟得知新中國宣佈成立的消息後,於10月10日組織鏡湖醫院全體職工舉行慶祝大會,並在鏡湖醫院和自己的診所懸掛起五星紅旗。在國民黨軍隊仍然佔據廣州市和中山縣等地情況下,柯麟這一行動不僅鼓舞了澳門伺胞,而且影響到處於同一地位的香港。
  1950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一周年的喜慶日子到來。當時,國民黨的黨部仍留在澳門。柯麟同何賢為召開全市群眾慶祝大會同澳督展開了一場舌戰,迫使澳督同意他們的申請。澳門各界一致推選柯麟為慶祝大會主席。慶祝大會十分隆重。當柯麟站在主席臺正中,莊嚴宣佈:「澳門各界民眾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一周年大會開始!」這時人們欣喜地看到,不僅在會場上,而且在整個澳門的大街小巷,五星紅旗高高飄揚。
  柯麟積極配合解放軍的戰事。在1949年10月初的一天,人民解放軍一支部隊追殲殘敵第一次進入澳門對面的灣仔地區。在澳門附近的戰鬥中,這支部隊乘坐的木船被敵人擊沉,幾十名戰士(包括傷患)被澳門海上巡邏艇救上海岸,送到鏡湖醫院。在柯麟的精心組織下,戰士們在澳門受到像在根據地一樣的精心治療和熱情款待。柯麟還組織了慰問團,熱熱鬧鬧地把他們送回中山縣。
  1949年11月9日,滯留在香港的國民黨政府中國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全體員工2441人宣佈起義。兩公司總經理劉敬宜和陳卓林率領12架飛機飛到北京、天津,其餘70多架飛機器材留在香港,部分器材留在澳門,聽候中央人民政府處理。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澤東、總理周恩來致電致函兩航全體員工,向他們表示祝賀和慰問。
  不久,柯麟收到廣東省人民政府主席葉劍英的密信,要求他立即與澳門有關單位聯繫,抓緊將「兩航」在澳門的大批雷達器材搶運廣州。柯麟當即聯絡何賢、馬萬祺等迅速趕到總督府,澳葡當局表示准許這批器材內運,但為了避免節外生枝,限令在48小時內離境。柯麟在何賢、馬萬祺的幫助下,組織可靠的搬運工人,連夜火速把所有物資,包括2562箱航空器材,及四座巨型的發電機,裝上兩艘巨大的駁船和大馬力拖輪,連夜運回廣州。台灣方面知道消息後,立即派飛機到澳門偵查,準備進行轟炸,但等他們的飛機到來時,拖船早已到達內河進入廣州。從澳門搶運出的設備器材,是「兩航」海外資產中較為完整內運的一批。這批器材成為新中國民航初期維修所需的主要航空器材來源,用這批器材組建的太原飛機修理廠和天津電訊修理廠,後來成為中國航空工業和電訊工業的物質技術基礎,為新中國航空工業和電訊工業提供了物質技術基礎。
  1951年春,柯麟接到中共中央華南分局第一書記葉劍英的調令,離開澳門到廣州,出任中山大學醫學院院長、黨委書記,及中共廣東省委委員。澳門各界人士依依惜別。從此,柯麟結束在澳門16年的隱蔽戰鬥。
  據上海辭書出版社出版的《中國人名大辭典•當代人物卷》所載:柯麟(1901—1991),廣東海豐人。曾用名輝萼。1924年加入社會主義青年團。1926年轉入中國共產黨。同年畢業於中山大學醫學院。曾任中山大學醫學院黨支部書記,國民革命軍第四軍軍醫處醫務主任、後方醫院副院長。1927年參加廣州起義。後在上海、廈門、香港等地從事黨的秘密工作。1935年後任澳門鏡湖醫院慈善會副主席、鏡湖醫院院長、澳門華僑協會主席、澳門南通銀行董事長。建國後,歷任中山大學醫學院、華南醫學院、中山醫學院院長、中華醫學會廣東分會會長、廣東省科協主席,衛生部顧問,澳門鏡湖慈善會名譽主席、鏡湖醫院名譽院長。是第一至三屆全國人大代表,第五、六屆全國政協常委。
  柯正平創立中央駐澳機構
  1911年出生於廣東海豐的柯正平(柯平),1927年參加彭湃領導的海豐工農革命軍。1929年輾轉來到香港,開了一家柯記菸絲店,一邊學著做生意,一邊從事愛國進步活動。彭湃在上海犧牲後,柯正平的哥哥柯麟奉命來到香港,計劃一邊開藥店坐診營生,一邊創造條件開展黨的地下工作。由於開藥店沒有任何經費,柯正平將自己的菸絲店以3000元的價格出手,支持哥哥開藥店。「南華藥房」既是公開的藥店,又是黨中央在香港的單線聯絡點。1935年,為了到澳門照料葉挺將軍,柯麟舉家移居澳門開闢新的「隱蔽戰線」,藥店交給柯正平負責。1936年,柯正平在香港加入中國共產黨。抗日戰爭爆發後,柯正平在香港從事抗日救亡活動,為當時的東江縱隊提供後勤服務,並參加了東江華僑回鄉服務團香港辦事處的工作,協助海外華僑回鄉參加抗戰。柯正平按照八路軍香港辦事處的指示,將「保衛中國大同盟」捐贈給八路軍的物資由香港運往內地。1941年底香港淪陷後,柯正平參加廣東人民抗日遊擊縱隊,活躍在抗日前線,一大批來不及從香港撤退的幹部和進步文化人士,在柯麟、柯正平等人的幫助下取道澳門轉移。
  1943年,柯正平受中共組織委派長駐澳門,從此他的一生與澳門緊緊地捆綁在一起。行前,曾生等領導與他談話,要求他「長期打算、埋頭苦幹、打好基礎」。柯正平到澳門後,在柯麟等人幫助下很快站穩腳跟,並以經商為掩護,恢復並加強了東江抗日根據地與南路、海南島等抗日根據地的聯繫,開闢了澳門經廣州至重慶南方局的交通線,設法將電台和東江縱隊報務人員安全送往瓊崖縱隊,使瓊崖縱隊恢復了與黨中央的電訊聯繫,出色地完成了黨組織交給的各項任務。
  1946年6月,東江縱隊北撤山東解放區時,曾生指示柯正平繼續留在澳門堅持工作,指出在澳門大有可為。柯正平聯絡澳門工商界知名人士馬萬祺等合作,在新馬路開設了「新中行」經營進口業務,成為屈臣氏牌汽水、洋酒和西藥在澳門的總代理。生意興隆的「新中行」,既在經濟上支持黨的工作又方便聯絡,是當時黨在澳門工作的新據點。1948年,周恩來、陳毅相繼派遣朱慎修、蘇樹德等人到澳門,在柯氏兄弟和馬萬祺的全力支持下,開闢了一條從山東、蘇北解放區至澳門的海上秘密航線,將解放區的大豆、花生、中藥材等土特產運抵港澳,再購進解放區急需的西藥、布匹、紙張、儀器設備、大小五金器材。航線開通後,供求兩旺,運輸繁忙,有力地支援了北方解放區的經濟重建工作。1949年10月1日新中國成立,柯正平發動澳門的社團將濠江中學校長杜嵐親手製作的五星紅旗在澳門升起,時間比廣州升起五星紅旗還要早一個多月。
  柯正平一手創辦了南光行、南通銀號和澳門日報、澳門中國旅行社,並擔任董事長。在全國解放前夕,中共中央就預見到「要準備帝國主義的長期封鎖」。為了在獲得政治獨立後能夠保持經濟獨立,防止在新中國成立後美國等西方國家的全面封鎖和對蘇聯的過分依賴,於是極具遠見性地對港澳制定了「暫時維持現狀」、「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戰略決策。周恩來和葉劍英也提出:「在澳門這一特殊地區,必須有我們自己的機構與組織。」南光行的成立,便是這一國家戰略與意圖在澳門的執行和體現。1949年5、6月間,柯正平接到在澳門創立貿易公司的指令。經過數月籌備,同年8月28日,柯正平借用新馬路100號「新中行」的閣樓設立了「南光行」。正是這家當初只有啟動資金5萬港元、4套辦公桌椅、4名員工的公司,在此後60多年的漫長歲月裡,在與祖國共命運、與澳門同呼吸,成長壯大為在澳門進入最早、規模最大、實力最強的中資企業。在澳門回歸之前,這家公司有力地促進了澳門平穩回歸的進程;在澳門回歸之後,為實施「一國兩制、澳人治澳」方針,推動澳門穩定繁榮和更大發展盡心竭力。
  創辦初期的南光行在支前司令部的領導下,1949年至1950年的主要任務是為支援廣州市解放、海南島解放和萬山群島解放,為北方解放區輸送糧食等短缺物資;1951年1952年的主要任務是「搶運」戰略物資,支援抗美援朝戰爭。這在內容上是經濟工作,但在性質上卻是作為當時最重要也最緊迫的政治任務去完成的。除了前述的配合柯麟搶運「兩航」物質之外,還執行三項「支前」任務:一是支援廣州解放。主要任務是負責把從開灤煤礦運到公海的煤炭過駁到船上,再把煤押運到廣州五仙門發電廠,以保證剛剛獲得解放的廣州的電力供應。南光行的運煤船在一個班解放軍戰士的保護下,每天對開往返於澳門與廣州之間,不可以遲到,遲到一天廣州就會停電。二是支援海南解放。1950年1月2日,中共華南分局作出《關於支援海南島作戰決定》。根據華南分局安排,南光行也投入到緊張的備戰物資準備工作中。瓊崖縱隊負責人之一的符鐵民年初進入南光行,肩負起領導南光行在澳門為海南島解放籌備物資的任務,大量購買大米和電台,貨物一到立即安排運往內地,有力地支援了解放海南島的渡海作戰。三是支援解放萬山群島。1950年5月,人民解放軍對國民黨軍據守的廣東省萬山群島發起進攻作戰。為支援這次戰爭,南光行協助開展物資補給,購買食品送到珠海,同時還安置了30多名在萬山群島作戰中落水後被救援到澳門的解放軍戰士,幫助他們順利返回前線。
  此外,南光行還大力支援廣東度春荒。1950年初,廣東各地面臨嚴重糧荒且殃及港澳。時任華南分局第一書記、廣東省主席和廣州市市長的葉劍英,指示香港華潤公司和澳門南光行利用歸國華僑在海外的關係,設法以私人名義購入糧食,先運到香港或澳門,再設法運往廣州。經過艱苦努力,在歸僑蟻美厚和鄧文釗先生等奔波斡旋下,大量大米分批從國外運抵港澳並轉運至廣州,既幫助廣東渡過了難關,又緩解了港澳本地糧食困難,還有力地支援了進軍海南島部隊的糧食籌措。
  朝鮮戰爭開始以後,美國加緊對中國實施封鎖禁運。1951年5月,美國操縱聯合國大會通過《實施對中國禁運的決議》,強迫與會各國參照美國對華禁運的貨單,向中國禁運武器、彈藥、戰爭用品、原子能材料、石油及具有戰略價值的運輸器材等,品種多達1700多種。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國家對中國實行全面封鎖和禁運,先後參加禁運的國家共有45個。在西方對中國實行經濟封鎖時期,香港、澳門成為中國同資本主義國家進行轉口貿易的重要通道。為了衝破美國的「禁運」,葉劍英指示加快南光行的發展,由南光行負責並請何賢、馬萬祺等愛國知名人士協助,籌措中國人民志願軍急需的戰略物資。
  雖然香港和澳門是中國搶運物資回國最重要的國際口岸,但由於澳萄當局在禁運問題上較港英當局靈活,使澳門成為了中國突破封鎖和禁運的薄弱環節和前沿陣地。當時內地與香港的貿易經由澳門轉口的數量極大。把貨物從香港運輸到澳門的最大承運人是霍英東先生的東昇公司,其承運的貨源來自四面八方,種類豐富,在抗美援朝的高峰期天天不停。由於港英政府對禁運和封鎖逐步升級,1951年,香港華潤公司註冊了一個小公司「興隆行」,把從香港聯繫到的物資秘密運往澳門交給南光行,再由南光行負責運往國內。
  與香港的情況不同的是,在澳門的主要中方機構,都是柯正平發揮主觀能動性一手創辦起來的。——在早期香港的幾家中方機構,如香港新華社、華潤公司等,是分別由喬冠華、錢之光等人奉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命令,攜帶資金到香港創辦的。而在澳門,則是柯正平奉東江縱隊指示到澳門開闢工作後,以個人在香港和澳門的經商所得,先後創辦了南光行、南通銀號、中旅社等商號,以經商為掩護,進行中共的地下工作的。在新中國成立後,他把上述商號都無條件奉獻給國家,使之成為中央或國務院的駐澳機構。澳門的幾個主要的傳統愛國愛澳基層社團組織——街坊總會、工會聯合會、婦女聯合會、澳門學聯等,也是柯正平領導創建。
  柯麟、柯正平兩兄弟,都是地下共產黨員,但隸屬於不同的組織,而且兩人一直對對方保密自己的身份,但卻「心有靈犀一點通」地相互密切配合。直到新中國成立後,兩兄弟才正式互稱「同志」,成為澳門當代史上的一段佳話。柯麟、柯正平兩兄弟在澳門的奮鬥歷史,各有千秋,但都在各自不同的崗位上作出了重大貢獻。柯麟的「潛伏」是戰略性的,是直屬於周恩來、葉劍英領導的中央南方局的,專志於長期的高層統戰工作,其性質有如潘漢年的工作那樣。而柯正平則是屬於接受地方黨組織所指派,進行既是戰略性又是戰術性的「潛伏」,在澳門以貿易為掩護,創建地方地下黨組織,團結和組織廣大基層民眾,投入新民主主義的鬥爭;新中國成立後,又對外代表中國政府與葡方進行交涉,對內則代表中央政府加強與澳門愛國同胞的聯繫,並將之組織起來,建立各界別的社團,為形成「半個解放區」打下組織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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