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年前，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召開，標志著中國共產黨的正式成立。當年見證這一偉大歷史時刻的人和事，皆隨歲月的流逝，漸漸淹沒於歷史的長河中。但當年留有中國共產黨建黨和早期活動遺迹的建築、物品仍存於世上，讓我們得以瞻仰緬懷我黨初創時的櫛風沐雨、披刺斬棘，贊頌中國共產黨人在危境中對共產主義信仰的堅定與堅守。
　　在上海中共一大會址紀念館裏，收藏著衆多革命文物。每一件文物背後都有一個感人的故事，見證著一段崢嶸的歲月，映射出中國共產黨人堅定的理想信念與崇高的革命精神。今天我們走進紀念館，如同翻開了歷史長卷，從一件件珍貴的歷史文物中，體會中國共產黨創建時期的艱辛與不易。
　　中國共產黨的「產床」——李公館
　　1964年，毛澤東在會見新中國首任農業部部長李書城時說：「你的公館裏誕生了偉大的中國共產黨，是我們黨的『產床』啊！」1969年，毛澤東在回顧建黨初期的往事時又說：「一大是在李漢俊的哥哥李書城家召開的。」
　　李書城，1902年赴日本留學，後追隨孫中山，參與組織同盟會。從1913年開始，李書城參加了孫中山領導的護國運動和護法鬥爭。當年，他在法租界租了一幢小樓房安頓家人。不久後，他的胞弟李漢俊從日本留學回到上海，也住進了他的公館。
　　留日期間，李漢俊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成為當時中國最精通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革命者之一。滬上重逢，李漢俊向哥哥介紹了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進步思想，並認為這是中國革命的一條新路。李書城受到極大的震撼。李漢俊還向李書城提出，自己傳播馬克思主義需要一個相對安全的場所。李書城立即表示：「我家就是你的活動場所、「避風港灣」，我就是你的「保護神」。就這樣，李書城的公館成為李漢俊從事革命活動的重要據點。1921年初，李漢俊以李公館為大本營，開始了緊鑼密鼓的籌備建黨的工作。
　　1921年6月，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尼克爾斯基與李漢俊、李達在李公館秘密會見，並建議儘快召開黨的全國代表大會，成立全國統一的共產黨組織。經過反復磋商，李漢俊和李達决定將中共一大的會址設在李公館。原因有二：一是李書城是民國元老，聲望顯赫，具有很好的掩護作用，他的公館一般不會引起其他人的注意；二是李公館地處市郊，周圍環境比較僻靜，對會議的安全非常有利。
　　1921年7月23日，口音不同、衣著各異的13名中共一大代表聚集在李公館醞釀成立中國共產黨，馬林、尼克爾斯基作為共產國際代表列席了會議。代表們在一樓餐廳圍坐在一起，醞釀成立中國共產黨。7月30日晚，中共一大在李公館舉行第六次（閉幕）會議時，法租界巡捕房密探突然闖入會場，隨後匆匆離去。具有秘密工作經驗的馬林當即建議立即休會轉移。代表們離開會場十幾分鐘後，十幾名法租界巡捕闖入了李公館。李漢俊從容不迫，以房主親屬身份與巡捕周旋。巡捕在作了一些盤問後只得離開。8月3日，會議代表轉移到浙江嘉興南湖的一艘畫舫上舉行了最後一次會議，隨即中共一大勝利閉幕。
　　深藏於衣冠冢裏的《共產黨宣言》
　　在中共一大會址紀念館展廳中央的展櫃中，擺放著兩本薄薄的小册子，這就是《共產黨宣言》的第一個中文全譯本——1920年8月首版本和9月再版本。而在9月版的《共產黨宣言》背後，隱藏著一個鮮為人知的故事。
　　在這本9月版印製的《共產黨宣言》正文首頁，蓋有一方長方形的圖章，上書「張靜泉（人亞）同志秘藏山穴二十餘年的書報」。這裏提到的「張靜泉」是我黨早期黨員之一。1923年，正當工人運動陷人低潮時，張靜泉改名「張人亞」，從事黨、團工作及領導機關書報的發行工作，因而有機會看到9月版的《共產黨宣言》。大革命失敗後，張靜泉帶著一批重要的書報文件秘密回到老家，這裏面就包括兩本9月版的《共產黨宣言》。張靜泉的父親思想開明，在兒子向他求助要幫他保護這些革命書籍和文件時，馬上答應下來。老人對外聲稱兒子張靜泉已經在外喪生，為了掩人耳目，老父親還為他修建了一座衣冠冢，並將兩本《共產黨宣言》和其他書報文件用油紙精心包袈起來，秘藏在衣冠冢裏。直到新中國成立後的1950年，張靜泉仍然沒有與家人取得聯繫，張老先生料想兒子很可能已經遭遇不測，於是挖開了墓穴，取出當年埋藏的文件，並讓三子張靜茂帶到上海，交給上海市政府。張靜茂為了紀念父親和兄長為保存珍貴革命文物不惜冒生命危險的壯舉，專門刻章印於書上，這就是那方印章的內容。張靜泉的家人一直在尋找親人的下落，多年後才得知：張靜泉當年將書籍和文件托付給老父親後，就離開家鄉，於1931年12月到達江西瑞金，從事革命工作。不幸的是，在瑞金工作的第二年12月，張靜泉因勞累過度在蘇區病逝，年僅35歲。
　　1959年，上海革命歷史紀念館籌備處開始向社會各界徵集文物，張靜茂獲悉後，立即將保存多年的兩本《共產黨宣言》無償捐贈給紀念館。1995年11月，經國家文物局全國一級革命文物鑒定確認專家組鑒定，確認這兩本《共產黨宣言》為館藏國家一級文物。這一珍貴的文物凝聚著張靜泉烈士為革命奮鬥終生的信仰，也寄托著烈士一家對黨的事業無限忠誠的感人情懷。
　　李大釗撰寫文件的打字機
　　在紀念館的展櫃中放置著一台打字機（國家一級文物），當參觀的人們駐足觀看這台打字機時，仿佛還能聽到當年使用者敲擊鍵盤的「噠噠噠」的聲音。這台打字機的主人是中國共產黨主要創始人之一李大釗。這台打字機是李大釗開展革命工作的重要見證。
　　其實，這台打字機的原主人是孫中山的秘書吳弱男。吳弱男是著名愛國人士章士釗先生的夫人，國民黨第—位女黨員。當年，年僅14歲的吳弱男遠赴日本留學，在日本結識孫中山，並深得孫中山的信任，擔任其機要秘書。在日本讀書期間，李大釗經常向章士釗創辦的《甲寅》雜志投稿，《甲寅》是一本中國近代史上影響極大的政論性刊物。章士釗按照信上附的地址寫信給李大釗，從此兩人經常通信聯繫，並相約見面。在長期的交往中，李大釗與章士釗夫婦結下了深厚的友誼。1917年，李大釗和章士釗夫婦一同回國。1918年1月，在章士釗的力薦下，李大釗擔任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作為中國早期共產主義者，李大釗在這裏學習並傳播馬克思主義。
　　1925年秋，為了便於開展革命工作，李大釗向吳弱男借用了這台打字機。利用這台打字機，李大釗打印了大量黨的秘密文件。李大釗英勇就義後，章士釗和吳弱男夫婦悲痛萬分。為了懷念摯友，吳弱男一直精心保存著李大釗送給她的簽名照、書信等與摯友有關的物品，其中就包括這台打字機。1964年7月，吳弱男把這台打字機捐贈給中共一大會址紀念館。
　　李白烈士的發報器材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中共中央社會部派李白前往上海，架設秘密電臺，建立起上海地下黨組織與延安聯繫的空中通道。為了安全考慮，黨組織派地下黨員、女工裘慧英以「妻子」的身份與李白組成「家庭」。兩人在工作中產生感情，一年後被黨組織批准結婚，假夫妻變成真伉儷。
　　1942年8月，李白夫婦轉移到福履裏路（今建國西路）384弄10號的一幢三層樓裏，為了隱藏電臺，他們將發報機功率降低到15瓦，但即便如此還是被日本特務發現，夫婦二人雙雙被捕。在刑訊中，李白看出敵人並未掌握實情，便一口咬定這是一個商業電臺。雖遭敵人酷刑逼供，但李白仍未暴露自己的真實身份。1943年5月經黨組織營救獲釋。
　　出獄後，李白化名李靜安，在慕爾鳴路（今茂名北路）141弄6號以開設「良友商店」為掩護繼續從事地下工作。1944年秋，潘漢年領導的中共中央華中情報局安排李白打人國民黨的國際問題研究所任報務員，利用敵臺為我黨工作。當他乘船到浙江淳安時，裝在籮筐裏的電臺被國民黨警察查獲。因有合法的身份，再加上組織的營救，李白第二次脫險。
　　抗戰勝利後，李白夫婦於同年10月返回上海。他們租下虹口區黃渡路107弄15號。隨著解放戰爭的進程發展，李白在小閣樓上的收發報頻率越來越高。1948年12月29日晚，李白在向延安發完國民黨軍在長江南岸進行布防的絕密情報後即遭到敵特的逮捕。1949年5月7日，敵人將李白秘密殺害。20天後上海宣告解放。
　　上海解放第三天，時任中央社會部部長的李克農專門致電陳毅市長，提出要不惜代價查明化名李靜安的李白下落。軍管會和裘慧英四處查訪，直到6月20日，才找到李白烈士遺體。中共上海市委為李白、秦鴻鈞、張困齋等烈士舉行了隆重的追悼大會。中共上海市委在敬獻的挽聯上寫道：「你們為人民解放事業而戰鬥到最後一滴血，你們的英名永垂不朽!」
　　李白當年從事地下情報收發工作的電臺所需要的維修器材，是李白的夫人裘慧英保存下來的，1959年無償捐贈給中共一大會址紀念館。
　　受到毛澤東贊揚的《游擊隊歌》原始曲稿
　　在紀念館浩如烟海的革命文物中，有一張陳舊泛黃的紙。洇開的水漬流露出歲月的滄桑，在銹迹斑斑的騎馬釘兩側，布滿了小蝌蚪般的音符和潦草的鋼筆字，輕輕的，不經意間，很容易被人所忽視。不過，當你知道了它是由著名音樂家賀綠汀創作的《游擊隊歌》的原始曲稿時，你一定會肅然起敬，感受到它那金子般的光彩和沉甸甸的分量。
　　抗戰爆發後，賀綠汀毅然參加了上海文化界救亡演出隊第一隊，從武漢、開封一直演到西安。在西安，賀綠汀應邀訪問了八路軍剛剛成立的一個炮兵團。指戰員們指著一門門大炮興奮地告訴他：「咱們過去沒有一門大炮，這些大炮都是繳獲日本鬼子的。」此時，賀綠汀突然來了靈感，化作一串火熱的音樂旋律。幾天後，他在防空洞內完成了《游擊隊歌》的詞曲創作。1938年元旦，這首歌首次在山西洪洞縣高莊八路軍高級將領會議上演出，得到朱德、劉伯承、賀龍、任弼時等領導同志的贊揚。
　　1946年4月，賀綠汀被調回延安。在王家坪的一次晚會上，毛澤東親切地對賀綠汀說：「你的《游擊隊歌》寫得很好啊！你為人民作了好事，人民是不會忘記你的。」這年11月黨中央撤離延安時，毛澤東在匆忙中還關切地詢問道：「還有個賀綠汀呢？」
　　《游擊隊歌》原始曲稿這件珍貴的革命文物又是怎麽保存到中共一大會址紀念館的呢？原來1961年8月，紀念館的前輩陳紹康老師在上海《解放日報》上看到了賀綠汀寫的文章《游擊隊歌創作經過》，萌動了徵集原曲稿的想法。幾天後，當他應約來到賀家親眼見到了這份珍貴的原稿時，竟情不自禁輕輕哼唱起來，賀老聽了哈哈大笑，並真誠地表示：「《游擊隊歌》曲稿捐獻給你們，由國家收藏，這就更好了。」
　　上海常德路65號榮泰烟行
　　解放戰爭時期，在國民黨特務上報的情報中，幾乎沒有一次不提到中共地下組織領導人劉長勝的名字，並把他列為黑名單上的首要分子。可是他們哪會想到，沉穩的劉長勝就住在上海愚園路81號，而榮泰烟行老闆的身份正是巧妙的掩護。
　　1933年，劉長勝在莫斯科國際列寧學院學習並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35年4月，因紅軍長征與共產國際失去了聯繫，共產國際便委派他携帶聯絡用的密電碼回中國尋找中共中央。劉長勝接受任務後，歷盡艱險，輾轉跋涉，終於在1936年5月到達陝北的瓦窑堡，圓滿地完成了任務。中共中央和共產國際又恢復了通訊聯系，毛澤東曾稱贊劉長勝「為黨立了大功」。1937年9月，中共中央委派他到上海參加恢復和重建上海地下黨的工作，協助劉曉領導上海工人運動。從此，他開始了在白色恐怖下12年的地下鬥爭歲月。
　　1941年1月1日，上海常德路65號的榮泰烟行開張了。「劉老闆，恭喜發財哦。」「謝謝，以後要靠大家多關照了哦。」這位「劉老闆」身著一件藍布對襟長棉袍，圓圓的臉上架著一副寬邊圓眼鏡，看似家境殷實。誰又能想到，他就是延安派來從事上海地下組織工作、時任中共中央上海局副書記的劉長勝同志。1945年，在中共七大上，劉長勝當選為候補中央委員。1945年8月抗日戰爭勝利後，他回上海任中共上海市委書記。
　　1946年至1949年，劉長勝居住在榮泰烟行附近的愚園路81號，這裏是當年中共中央上海局和中共上海市委的秘密機關之一，上海局書記劉曉常到這裏和劉長勝討論開會。劉長勝家在二樓，當時的地下市委書記張承宗則住三樓，而同樓還住有一個國民黨特務。每次，地下黨在劉長勝家中開會，劉長勝的妻子和孩子都在屋外放哨，一發現動靜，他們便借著搓麻將的名義將麻將搓得嘩嘩響。久而久之，周圍人都以為這位榮泰烟行的老闆最愛搓麻將，雖然人來客往，却從未引起過外人懷疑。
　　今天，鬧中取靜的愚園路上，靜靜遛立著一幢磚木結構歐式小樓，這就是重新修建後的劉長勝的故居。歷史不會忘記，人民不會忘記，曾經在這裏戰鬥的英雄。
　　再現長征之路的漫畫
　　在一些有關紅軍長征的書中，經常可以看到一組生動的漫畫插圖，它描寫了長征途中的艱難和勇敢，署名「黃鎮」。不少讀者會好奇：這個「黃鎮」難道就是馳騁沙場、功勛卓著的黃鎮將軍嗎？在中共一大會址紀念館的文物庫房中，收藏著三本《西行漫畫》原印本，可以回答讀者的疑問。這三本書是1938年10月15日由上海「風雨書屋」出版、由原上海圖書館趙邦榮捐贈的。《西行漫畫》也稱《長征漫畫》，的確是黃鎮將軍在紅軍長征途中繪製的，它是真實而生動地反映二萬五千里長征的珍貴歷史文物。
　　1931年12月，黃鎮參加了寧都起義，隨即參加了紅軍，在紅五軍團任文化科長。早年，他曾經在上海就讀於上海美術專科學院，並在上海一所中學裏任過教。紅軍長征時，黃鎮在艱苦的行程中，見聞了許多難忘的場面、動人的事迹、英雄的壯舉。紅軍戰士們鋼鐵般的意志和革命樂觀主義精神，極大地觸動了他的創作靈感。黃鎮拿起畫筆，一路走，一路看，一路畫。十分可惜的是，這些珍貴的手畫稿在戰火紛飛的年代裏大都丟失了，只有25張畫稿因被拍成了照片，得以保存下來。後來，蕭華將軍將這些照片帶到了上海。黃鎮將軍的畫稿是如何丟失的，蕭華將軍又是怎麽得到這些照片的？兩位當事人生前都沒有留下文字記錄。唯一可以作為綫索的，只有黃鎮夫人朱霖的一些回憶。她曾說：「過草地時，黃鎮的腳上已經沒有鞋了，他就用撿來的一張破鼓皮，做了一雙鞋子，用麻繩綁在了腳上。破鼓皮很硬，很快就把黃鎮的腳磨破了，經草地的毒水一泡，就紅腫起來，傷口潰爛。快到岷縣哈達鋪小鎮時，黃鎮的腳已經不能走路。後來聽他說，當時打前站的人回來說：『哎，前邊看到有房子了！』黃鎮就一下子走不了了，是讓人抬到哈達鋪的。他的畫，也就畫到這裏。此後，這些畫如何到了蕭華同志那兒，黃鎮也記不淸了。」隨著時間的推移，漫畫輾轉的來龍去脉成為謎團。
　　1938年，在時任八路軍第115師第343旅政委蕭華的主持下，黃鎮的這些漫畫被編印整理並公開出版。1962年4月，人民美術出版社為紀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20周年，决定重新精印這本反映長征題材的漫畫册。隨後，人民美術出版社的同志拿著漫畫册的原印本（即中共一大紀念館所收藏的那三本）去拜訪黃鎮將軍。黃鎮將軍翻開《西行漫畫》第一頁後激動不已地問道：「這是在哪找到的？我還以為找不到了呢？」人民美術出版社的同志聽後也興奮不已，因為之前還不能確定《西行漫畫》的作者。時隔25年，25頁漫畫的真正作者終於找到了。後來，黃鎮這樣描述了自己第一次看見《西行漫畫》原印本時的感受：「《長征漫畫》的第一頁，畫上的形象使我激動不已。一位年已50開外的老同志，戴著深度近視眼鏡，黑夜，左手提著馬燈，右手執著手杖……這就是林伯渠同志。他和徐特立、董必武，德高望重的老人，以半百的年紀，參加了長征，這一切歷歷在目，猶如昨日。這幅畫喚起了我的記憶，仿佛我自己又走上了艱苦的二萬五千里的行程。」
（王建柱／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