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澳門黨組織的建立
　　中共在澳門有組織的活動，是從抗戰時期開始的。隨著抗日救亡運動的高漲，1936年9月，中共南方臨時工作委員會成立，薛尚實為負責人。在南方臨時工作委員會的領導下，廣州市委（書記王均予）、中山縣委（書記孫康）等各地黨組織相繼成立。
　　根據鬥爭形勢和澳門的群眾基礎，廣州市委、香港市委認為澳門成立黨組織的條件已經具備。1937年6月，廣州市委委派杜曉霞、廖錦濤赴澳門開展建黨工作。8月，杜曉霞、廖錦濤吸收澳門中山紀念中學的余美慶入黨。11月，中共澳門支部成立。1938年1月，澳門支部改為澳門特支。
　　1938年5月，廣東省委將澳門特支交香港市委領導，由周伯明負責指導。10月，廣州淪陷，廣東省委職工委書記梁廣以及楊康華、溫焯華等奉命經澳門撤到香港，成立粵東南特委，梁廣任書記。澳門特支由粵東南特委領導，具體由楊康華負責指導。澳門特支後發展為澳門工委。
　　澳門黨組織發展的另一個渠道是中山縣工委。該工委組織幹事兼鴉崗學校黨支部書記葉向榮，在澳門接收了陳少陵的組織關係。此後，葉向榮每週或每兩週與陳少陵聯繫一次。1937年末或1938年初，葉向榮將陳少陵的組織關係轉交澳門黨組織。陳少陵入黨後，介紹原在廣西入黨並參加左江起義而受國民黨通緝輾轉逃到澳門的謝英重新入黨。隨後，謝英介紹黃哲君入黨。
　　澳門黨組織成立後，注意在各抗日團體、產業工人、學校中培養髮展黨員，不斷壯大自身力量，先後建立了學生支部、婦女互助社支部、拱北海關支部、岐關車路公司支部、紗廠女工支部。為了提高黨員思想覺悟，中共澳門工委在黨組織活動據點之一的砲兵馬路2號（黨員樑鐵的家）秘密舉辦黨員骨幹培訓班，由粵東南特委宣傳部部長楊康華給學員上抗戰形勢教育課。澳門黨的工作「有了相當發展，到廣州失守時有黨員50人」。
　　1935年，受潘漢年領導、在香港從事黨的地下聯絡工作的柯麟奉命到澳門開闢工作。是年秋，柯麟舉家遷往澳門，在板樟堂街租了一間小屋，開設診所作掩護，從事地下革命活動。他首先在澳門大力進行團結和爭取澳門工商界、知識界的知名人士工作。潘漢年還交給柯麟一項特殊任務，就是與居住在澳門的葉挺保持聯繫。此後，柯麟和葉挺經常來往，並成了葉挺全家的「保健醫生」。通過葉挺的關係，柯麟認識了李濟深在澳門的一些老部下，並交上了朋友。
　　柯麟牢記潘漢年的囑咐，不與地方黨組織直接發生接觸，而是憑自己名醫的身份，設法進入澳門慈善醫院，即鏡湖醫院工作。柯麟醫術高明，醫德高尚。在澳門，尤其是在工人、苦力、漁民、車夫等許多勞苦大眾中成了有口皆碑的「柯醫生」。這為他在澳門開闢工作打下了基礎，創造了有利的條件。
　　黃健、杜嵐主持的濠江中學也成為積極開展抗日救亡工作的陣地。
　　大批澳門同胞奔赴抗日前線，馳騁戰場殺敵
　　1938年1月，以廖承志為負責人的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成立。辦事處以合法名義協助中共地方黨組織開展抗日救亡活動，動員和組織大批海外華僑、港澳同胞回國回鄉參加戰地服務。
　　1938年8月，旅澳服務團在陳少陵等率領下，分3批共27人到中山三、九區開展抗日救亡活動。在當地黨組織的支持下，他們到各村莊發動群眾，組織兒童團、婦女會、抗日自衛隊等，並配合當地武裝迎擊入侵之敵。10月21日，旅澳服務團在當地黨組織和群眾的幫助下，轉移到高明縣。此時，許多返回內地的港澳青年紛紛加入該團，該團人數增至54人。
　　11月初，經中共西江特委批准，陳少陵、包華等率領旅澳服務團轉往四會縣，參加由愛國人士田竺僧任處長的國民黨廣東省稅警總團政訓處政治大隊，以合法的身份堅持抗日。參加政治大隊的10多名共產黨員建立了中共稅警總團政訓處黨支部（後改為特別支部），書記陳少陵。至1939年5月止，政治大隊中的黨員發展至30多名。這時，陳少陵、包華被任命為上尉觀察員，分隊長也多由中共黨小組長擔任。這樣，中共黨組織便掌握了這個政治大隊及其下屬6個分隊的實際領導權。
　　1939年5月，田竺僧出任國民黨三水縣縣長時，在政治大隊挑選了20多名政工隊員隨其到三水赴任，其中有陳少陵等10多名共產黨員。包華等仍留在政治大隊工作，並任政訓處特別支部書記。陳少陵等到達三水縣後，立即成立三水縣政府中共特別支部（以下簡稱「三水特支」），書記陳少陵。陳少陵等積極而慎重地發展黨組織，從5月至8月，發展了14名先進分子入黨。他們在三水特支的領導下，認真執行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深入國民黨部隊、地方團隊和行政機關中，與三水的頭面人物建立了較好的抗日合作關係。不少黨員還擔任了政府和地方團隊的政工隊隊長、視察員、區長、幹事、政訓員、班長、排長等職務，從而掌握了相當部分的基層領導權。中共三水特支還努力掌握部隊，團結教育官兵，積極帶領抗日武裝到前線抗擊日軍。中共三水特支實際上已成為三水救亡的戰鬥核心。共產黨員陳少陵、李靜山、馮劍青、李偉洪等在戰鬥中犧牲。
　　1938年10月12日，日軍在大亞灣登陸，並向廣州推進，華南局勢嚴峻。15日，澳門「四界」救災會召開了全澳青年愛國團體聯席會議，商討發動青年回鄉參加戰地服務問題，並決議當即成立澳門「四界」救災會回國服務團工作委員會，專責處理招收團員和集訓等事宜。廣州淪陷當天，「四界」救災會回國服務團正式成立，並在港澳各報多次刊登徵招男女團員啟事。報名者十分踴躍，經考核後，共吸收了百餘名青年參加。團員出發前都集中在中山縣灣仔鄉廣善醫院接受為期7至10天的培訓。服務團11個隊167名男女青年在團長廖錦濤、副團長沈文略率領下，先後開赴廣東的西江、東江、北江以及珠江三角洲抗日戰場。在黨組織領導下，服務團進行了艱苦卓絕的抗日工作。
　　1939年10月3日，日軍出動3000餘人，大舉「掃蕩」東江南岸。服務團第三隊隨東江游擊隊參加了此次阻擊戰。梁捷等5名游擊隊員，承擔炸毀觀瀾附近一座大木橋的任務，以堵截從南頭前來增援的日軍，達到聚殲敵人的目的。戰鬥中，梁捷等3人犧牲。梁捷是服務團員中犧牲的第一人。此外，服務團中的侯取謙、馬敬榮、黎景尹、陳壽彰、陳曼、蘇達民、梁滿、崔楷等先後為民族解放流盡了最後一滴血。
　　香港淪陷後中共在澳門的活動
　　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攻占香港後，立即派出大批特務搜捕數百名疏散到香港的文化界人士和愛國人士，情況十分危急。在日軍攻陷九龍的當天，中共南方局和周恩來當即就營救工作兩次急電廖承志、潘漢年、劉少文，明確指示將被困於香港的朋友先接到澳門再轉到廣州灣，或先赴廣州灣然後集中桂林。
　　根據中共中央、南方局的緊急指示，張文彬、廖承志、尹林平、劉少文等立即組織營救工作。一路從香港偷渡到九龍，再轉移到東江游擊區；另一路從香港經長洲島偷渡到澳門或廣州灣，再分別從廣東境內到桂林，此為營救的西線。由於電影界、戲劇界的文化人士接觸面廣，容易被認出，不能由陸路去東江，廖承志安排他們分四批從西線撤離。這些人士到澳門後，由澳門中共秘密聯絡點——鏡湖醫院幫助他們經廣州灣或經中山、江門、台山等地到桂林。柯麟為此進行了緊張的工作。夏衍、范長江、梁漱溟、金山、司徒慧敏、蔡楚生、千家駒、王瑩、郁風、金仲華、謝和賡、華嘉、孫曉思、孫明心等近百名愛國人士和文化界人士都是經此線轉移的。他們脫險後，都為中共在危險關頭不惜代價的援救所感動，更堅定了與共產黨合作的信心。
　　對澳葡當局的統戰工作
　　香港淪陷後，日、偽和海盜、土匪等勢力乘虛而入，屢向澳葡當局挑釁。澳葡當局難於控制局面。此時，中共領導的中山敵後游擊根據地（也稱五桂山抗日根據地）蓬勃發展，人民抗日武裝的影響日益擴大。澳葡當局從自身利益出發，希望得到中山人民抗日武裝的幫助。
　　經過了解，澳葡當局找到當時旅居澳門的黃槐。黃槐原在國民黨中山縣政府任職，在中山、澳門都有一定的聲望，與中山人民抗日游擊隊領導歐初算得上是舊交。黃槐通過游擊隊三鄉稅站傳來口信，說澳門的警廳廳長有事找歐初。歐初覺得事關重大，遂向駐五桂山區的南番中順游擊區指揮部匯報請示。經過研究，指揮部批准中山人民抗日游擊隊派人到澳門談判。
　　8月，黃槐到澳門，同澳方代表慕拉士會談。澳葡當局要求游擊隊配合維護澳門外圍治安，打擊騷擾澳門的偽軍、土匪，游擊隊同意他們的要求。同時，澳方也作出三點承諾：一是同意游擊隊在澳門進行不公開的活動，包括發動募捐籌款以及向避居澳門的中山富商徵收愛國軍糧等；二是同意游擊隊在澳門採購部分物資，包括子彈、藥品、通信器材，允許游擊隊人員攜帶手槍秘密進入澳門執行特殊任務，協助將在澳門的電台運回五桂山根據地；三是同意游擊隊送部分傷病員到澳門就醫。以後，澳方遵照協議，做了一些有益於抗戰的工作。游擊隊在澳門不僅募得捐款，還得到了一批急需的藥物。鏡湖醫院救治游擊隊送去的重傷員，還為游擊隊培訓了一批醫護人員。中山游擊隊還在澳門設立了不公開的辦事處。
　　地下交通和情報工作
　　1943年初，柯正平（柯平）奉黨組織的指派到澳門工作。柯正平到澳門後，在哥哥柯麟的幫助下站穩腳跟，恢復和加強東江抗日根據地與南路、海南島等抗日根據地的聯繫，開闢澳門經廣州灣至重慶南方局的交通線。後來，還按上級指示，將電台和東江縱隊報務人員張小章、葉佐平、方明等五人安全送往瓊崖縱隊，使瓊崖縱隊恢復與中央的電信聯繫。柯正平每年到東江游擊區向廣東省黨的領導機關匯報工作，都取道五桂山游擊區，由中山游擊隊護送到東江。1946年6月，東江縱隊北撤至山東解放區，柯正平繼續留在澳門工作。
　　此外，黃健也在積極開展黨的地下情報工作。1938年，南方局派到香港負責情報工作的李少石到澳門，找到正在養病的黃健，佈置他利用濠江中學校長的身份在澳門負責情報工作。在澳門，黃健白天在濠江中學主持校務，晚上到俱樂部或通過親朋介紹，拜訪有關人士，與國民黨官員、地方實力派頭面人物，甚至敵偽人員打交道，從中獲得敵偽方面的消息。
　　香港淪陷後，中共香港的情報領導機構和領導人陳曼雲撤到廣州灣。黃健繼續向陳曼雲提供情報。陳曼雲也派人到澳門與黃健接頭。在此期間，黃健考慮香港淪陷後，許多青年失學來澳，為幫助失學青年讀書，他在濠江中學舉辦免費中學和免費夜校，初中部100餘人，小學部400餘人，女工夜校600餘人，還組織了婦女互助社200餘人。學校的發展，使黃健在社會上更有地位和影響力，工作開展更為順利。
　　解放戰爭時期中共在澳門的革命鬥爭
　　1945年8月，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澳門結束了「三年零八個月」的「孤島」時期，進入了抗日戰爭勝利後的複興時期。這一時期，中共以澳門為橋樑，利用其特殊的社會環境，進行愛國民主統一戰線活動，以配合內地的革命鬥爭。
　　抗戰勝利後，中共黨組織在澳門的任務是鞏固陣地，繼續團結各界愛國人士，從事愛國民主活動。因此，柯麟繼續留在澳門，同工商界、教育界等各界人士保持廣泛的聯繫，並在潘漢年、連貫等領導下，從事愛國民主統一戰線工作。
　　1946年內戰爆發後，柯麟向各界人士揭露國民黨政府挑動內戰、禍國殃民的真相，同時介紹內地革命鬥爭的形勢，宣傳中共的政策主張，消除一些人對中共的疑慮，號召大家反對內戰，支援人民解放戰爭，為建設一個民主自由、和平統一的新中國努力奮鬥。柯麟、柯正平還聯絡工商界人士馬萬祺，合作組織了一個商業機構——新中行。新中行經營進出口業務，生意興隆，既在經濟上支援了黨的工作，又方便了聯絡，成為黨的工作據點。
　　以澳門為橋樑進行革命鬥爭
　　抗戰勝利後，按照中央指示，中共廣東區黨委以澳門為橋樑進行了一系列革命活動。1945年9月，廣東區黨委在澳門設立中共澳門中山特派員，特派員黃佳、副特派員羅明林（羅光連），領導中山、澳門和順德的地下黨組織及武裝工作。1947年2月，黃佳、羅明林調離，中共澳門中山特派員撤銷，改設中山特派員，特派員曾谷，管轄中山特派室，包括中山的一、二、四、五、六區黨組織和中山九區特派員、八區特派員以及順德九區、十區一部分黨組織。特派員隸屬中共香港分局。1948年2月，中共珠江三角洲地方工作委員會（簡稱「珠江地工委」）成立，書記謝鶴籌，後由黃佳代理。地工委隸屬中共香港分局，中山特派室、三區、九區、八區以及後來派駐石岐的特派員均屬地工委領導。1949年3月，中共中山縣委成立。3月下旬，中共珠江三角洲地方委員會（簡稱「珠江地委」）成立，由黃佳、劉向東先後任書記。中山縣委、珠江地工委的領導機關曾設在澳門。在以上機關的領導下，地方黨組織以澳門為橋樑做了大量的工作。
　　日本宣布投降後，針對國民黨發動內戰，妄圖消滅人民革命力量的陰謀，廣東區黨委作出決定，原轉移至珠江休整的珠江縱隊一支隊，無須回師中山。留在五桂山區的武裝部隊，仍繼續分批轉移至東江。
　　主力部隊轉移後，留下30多名連排骨乾和一些民主鄉政人員，成立珠江縱隊中山特派室，在中共澳門中山特派員的領導下，在五桂山區繼續堅持鬥爭。
　　中共在澳門慶祝新中國成立和所領導的各種愛國進步活動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澳門同胞和全國人民一樣，歡欣鼓舞，以各種形式慶祝新中國的成立，並組織勞軍慰問，掀起了一場轟轟烈烈的愛國進步運動。
　　新中國宣告成立的當天，濠江中學校長杜嵐主持在濠江中學升起澳門歷史上第一面五星紅旗以示慶祝。澳葡當局得悉，即傳問杜嵐：「為什麼升五星紅旗？」杜嵐理直氣壯地反問：「澳門是中國領土，為什麼不允許升掛中國的國旗？」澳葡官員自知理虧，無言以對，但只同意升掛一天。杜嵐自豪地回憶說，濠江中學堅持掛了3天！堅持鬥爭就是勝利！
　　1949年10月10日，黃健等人在澳門組織反對掛國民黨旗，而要掛五星紅旗，並舉行慶祝中央人民政府成立聚餐大會，200多人參加，氣氛熱烈。這次聚餐活動被譽為「澳門革命人士第一次公開集會」。會後，黃健、盧克誠認為經過這次聚餐會，積極分子起來了，可以組織為一個團體。經與群眾商量，並經上級組織同意，成立新民主主義協會，有會員七八十人。
　　11月20日，澳門同胞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廣州解放暨勞軍大會在澳門平安戲院隆重舉行。
　　1950年2月春節期間，澳門各界代表160多人組成慰問團，代表澳門廣大市民，去中山石岐進行慰問。馬萬祺身體力行，駕駛汽車走在最前頭。澳門同胞的慰問活動，受到駐在中山的中共珠江地委、珠江專員公署、解放軍和中山市民的熱烈歡迎。馬萬祺代表澳門各界講話。他說：「解放軍打到哪裡，澳門同胞就支援到哪裡。」
　　澳門中華總商會和澳門中華教育總會的改組
　　解放初期，由於澳門中華總商會受一些落後、頑固甚至反動勢力操縱，總商會的一些進步活動受到阻止。1949年10月1日，馬萬祺、何賢原打算在總商會懸掛五星紅旗，但因董事會來不及討論而沒有實現。10月9日，總商會召開臨時理事會，商討紀念辛亥革命是否應該懸掛國旗問題。馬萬祺等人主張懸掛五星紅旗，但有的理事受制於國民黨分子，主張懸掛青天白日旗，雙方各執一詞。最後採取折中辦法，懸掛總商會會旗。
　　1950年初，總商會第37屆理事會換屆改選。為了將總商會領導權從落後分子手中奪過來，柯麟、何賢、馬萬祺針對總商會一部分理事搞選舉作弊，「把死人當活人」（把已故會員也當作選舉人，簽名冒領選票）的事件，進行揭露。澳葡當局經濟局局長對舊總商會的所作所為也有所不滿。當他聽到總商會選舉作弊的醜聞時，即以澳葡當局的名義宣布這次選舉作廢。於是，柯麟、何賢、馬萬祺經過研究，及時推動了新的選舉，召開澳門總商會會員大會選出第38屆理事、監事。選舉結果，何賢任理事長，週賜達、馬萬祺任副理事長，柯正平當選為監事。總商會的改選對澳門商會團結工商會、維護群眾合法權益等工作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澳門中華教育總會成立於1920年，是澳門文化知識界最早的專業性組織，是澳門歷史悠久的大社團之一。解放初期，澳門的各種舊勢力都想把它佔為自己的陣地。為了使教育總會的領導權掌握在進步人士手中，柯麟、馬萬祺等人根據教育總會會長陳道根的情況，由馬萬祺出面熱情邀請當時正患重病的陳道根到鏡湖醫院治療。陳道根住院期間，柯麟對他進行說服爭取工作。陳道根深受感動，把教育總會的組織、權力和檔案託付給馬萬祺等人。在柯麟、馬萬祺等人的努力下，終於使得舊勢力無法繼續霸占和利用教育總會這塊陣地，教育總會步入新的歷程。
　　完成解放初期的特殊任務，支援祖國經濟建設
　　早在1948年，柯麟、柯正平、馬萬祺等設立了一家貿易公司南光公司，由柯正平任總經理。1949年底，為支援解放軍解放海南島和萬山群島，柯麟根據黨的指示，與柯正平及何賢、馬萬祺等人一起，通過南光公司及其他渠道，組織內地急需的糧食、五金、器材、汽油等物資，運回內地，支援大軍解放海南島和萬山群島。1950年，抗美援朝戰爭爆發之後，國際反華勢力宣布封鎖中國沿海，禁止多項物資輸入中國。柯麟等在葉劍英的指示下，大力發展南光公司的業務，承擔起為祖國建設進口急需物資的任務。
　　柯麟還在澳門愛國人士的支持下，將兩航起義存放在澳門的大批器材、物資運送廣州。1949年11月9日，滯留在香港的中國航空公司（簡稱「中航」）和中央航空公司起義。早在八九月間，兩航起義在秘密籌劃之中，中航通信課的製造車間和器材因受港英法令限制，不能進入香港，於是從上海輾轉遷到汕頭、台南，最後遷到澳門。通信課在澳門共有員工60餘人，運往澳門的設備和器材，由柯麟通過何賢、馬萬祺放在信達倉庫，準備運回內地。可是，1950年1月，美方向澳門法院提出訴訟，妄圖凍結中航公司在澳門的財產。在此緊急關頭，葉劍英寫信給柯麟，要求他設法把這批人民空軍急需的物資運送到廣州來。柯麟接受任務後，即找到何賢、馬萬祺，在他們的協助下，把存放在信達倉庫的全部器材搶運裝船，總計2477箱，用4艘木船運抵廣州。柯麟還通知中共珠江地委書記曾生，派人連夜前往澳門接應，等待木船進入內河時再由部隊武裝護送到廣州。在各個方面的配合下，這批通信器材被安全地運到廣州後再轉運北上，為人民空軍加強雷達設備裝置發揮了作用。
　　澳門工商界人士積極推銷國貨，開拓海外市場。大華行主要經銷內地的建築材料、工藝品、抽紗刺繡等產品，新中行主要經銷內地輕工業產品。在新馬路、十月初五街新設立中國土特產公司、藥材公司、中國國貨公司，積極發展與內地的經濟聯繫，努力拓展中國產品的國際市場。馬萬祺等還在香港、澳門兩埠參與中國皮鞋公司和各類副食品批發業的投資，為內地產品通過港澳轉口海外做出了貢獻。
　　澳門同胞還積極直接或通過南光公司，為國家恢復和發展經濟提供所需的物資設備，促進祖國建設。20世紀50年代，在何賢、馬萬祺等人的推動下，澳門的工商界人士多次到廣州參觀訪問，參與內地建設的各項工商投資，參加物資交流和商品交易會等活動。
（潘琦／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