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共產黨百年華誕和香港回歸二十四周年的前夕，國務院於六月二十三日依照《香港基本法》的有關規定，根據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的提名和建議，決定任命李家超為政務司司長、鄧炳強為保安局局長、蕭澤頤為警務處處長，同時免去張建宗的政務司司長、李家超的保安局局長、鄧炳強的警務處處長職務。
　　此一人事任免決定引發人們的震動和議論、思考。主要是圍繞著三個方面，一是賞罰分明，在犒賞三軍的同時殺一儆百；二是發出明確信號，防範「兩面派」，「偽裝者」佔據「港人治港」、「澳人治澳」的重要職位；三是對未來行政長官選舉及組建治理班子指明路向。
　　頗為「湊巧」，就在國務院作出此一人事任免決定之前幾天，全國港澳研究會在澳門舉行二零二一年度的年會暨學術研討會，國務院港澳辦副主任鄧中華和澳門中聯辦副主任羅永綱都分別提出「愛國者治港/治澳」的六項標準/要求。與之相比照，新獲任命的三位官員，都基本符合上述要求，因而除了是「普遍性」地代表中央提出參與治理香港、澳門特區的官員的標準及要求之外，似乎也是「特殊性」地為李家超等三人的任命及張建宗的免職，提前進行「先導輿論」。
　　在賞罰分明方面，明顯地體現了中央對警務隊伍尤其是高層的欣賞及信任，以及林鄭月娥對其的依賴。實際上，在從應對非法「佔中」到暴力「反修例」的全過程中，香港特區的三萬警務人員，盡忠職守，不畏艱難，英勇作戰，前仆後繼。如果沒有他們，香港事態的發展不堪設想。但與此同時，那些十幾萬的文官尤其是精英高層，卻是袖手旁觀「不粘鍋」，以至是火上澆油甚至有個別人明裡暗中參與「黑暴」活動。他們對中央和特區政府的各項指示，基本上是敷衍應對「做半套」。作為率領公務員隊伍的政務司長張建宗，不但沒有發動公務員抵抗「反中亂港」勢力，反而對暴徒損害立法會、中聯辦的行為不吭一聲，甚至荒唐地「替警隊」向市民道歉。據說，林鄭月娥在一次與工商界的內部會面中大吐苦水，她只有三萬多警員可用。即使是在中央出手，為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立法，及作出完善香港選舉制度的決定之後，負有主要責任的政務司長張建宗，仍然是以「做又三十六，唔做又三十六」的態度敷衍應對。但李家超領導的警務隊伍，以霹靂之勢解決了《蘋果日報》等老大難問題，並誓言要為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如果不實行賞罰分明的措施，可能無法按照中央的部署，依時完成相關的任務。
　　在防範「兩面派」、「偽裝者」方面，對某些由前港英當局長期培養，因而「殖民意識」仍然根深蒂固的精英高層，發出警告，不能「身在曹營心在漢」，甚至是有意無意地維護英美的利益。而就在這段時間，中央提出要警惕顧順章、張國燾之類的叛徒、內奸，應是也可適用於特區。參與治港治澳的愛國者，必須真心尊重和維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必須真心尊重和維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必須真心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對特別行政區擁有並行使主權，必須真心維護祖國統一，必須真心支持建立健全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必須真正支持港澳融入國家發展大局。而在澳門特區，還應具體到支持澳門特區政府依法施政，維護澳門社會和諧穩定，關心澳門民生福祉。
　　還有一條支線，就是愛國者治港/治澳原則，能力重要過學歷，確保「愛國」與「能力」的統一，防範「忠誠廢物」佔著茅坑不拉屎，或是以高學歷取人卻是「紙上談兵」，講理論就天下無敵，做實際就周身無力。愛國者治澳固然必須以忠誠為第一原則，但忠誠也必須輔之以足夠的能力和擔當。李家超的學歷可能不如那些文官精英高層，但他的忠誠和能力，就遠高於這些「學富五車」的「秀才」。
　　在未來行政長官選舉的人選方面。本來是有一個軌跡，政務司長往往是行政長官的「後備軍」。實際上，香港回歸之後，除了陳方安生「反骨」被剔除之外，從曾蔭權到林鄭月娥，基本上是如此。本來，時任政務司長的唐英年，也是如此，但卻遭梁振英「狙擊」僭建問題而飲恨（其實梁振英當選之後也被揭發同樣存在著「僭建」問題）。如果李家超在明年三月第六任行政長官選舉之前的八個多月任期內，做出更大的成績，尤其是啟動為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相信機會高於爭取連任的林鄭月娥，或是五年後第七任行政長官選舉的「第一人選」。
　　香港的事態，對澳門有著現實的啟迪意義。其一、澳門不能自滿，要朝乾夕惕。回歸以來，澳門特區憑藉著愛國愛澳的優良傳統，各項成就一直走在香港特區的前頭，因而習近平主席盛讚「風景這邊獨好」。但也有被香港超過的危險，尤其是在林鄭月娥剛當選並出任香港特首之時，在港珠澳大橋開通典禮的出場排序上，第一排是習近平主席與香港行政長官林鄭月娥，第二排是韓正副總理與澳門行政長官崔世安，並在談話評價中，破天荒地表揚香港多於澳門之時，澳門就面臨著已經被香港「彎道超車」反超前的「威脅」。只是在香港發生暴力「反修例」，而澳門選出執行力較強的行政長官賀一誠之後，才恢復了澳門特區領先的原狀。現在，李家超的能幹，可能又會將澳門的主要官員給比下去。如果其當選行政長官，受到廣大「澳人」稱贊的賀一誠，可能也將會感受到「良性競爭」的「威脅」。這是好事，給予澳門特區各級官員警覺，「山外青山樓外樓，英雄好漢爭上游；爭得上游莫驕傲，還有英雄在後頭」。
　　其二、各級官員必須全心全意為澳人服務，為「一國兩制」奮鬥，不能做「兩面派」——披着愛國者外衣的「潛伏者」、「偽裝者」。相對於香港的公務員深受前港英政府的殖民教育而言，當年前澳葡政府排拒華人出任公務員，卻是「壞事變好事」，在《中葡聯合聲明》簽署，澳門進入過渡期，北京提出「中文官語化」、「公務員本地化」和「法律本地化」的要求，獲得葡方配合之後，進入公務員體系的澳門華人青年，因此而並未沾染到殖民體系的氣息，因而基本上沒有類似陳方安生之類的「反骨」，及張建宗之類的「兩面派」。但在精神面貌上，可能仍有不足，較為滿足於追求「錢多事少離家近」，過安逸日子，缺少「當家作主」的主動進取作為精神。尤其是與內地的公務員相比，就顯得更為突出。因此，有意參與管治者必須努力提升能力水平，做到德才兼備、樂於服務市民，具有過硬的政治判斷、駕馭和把握大局、體察民情、銳意變革等從政必備能力，接受澳門市民的選擇和監督。必須堅持人民至上，善意關切住房、醫療、交通等民生事宜，與政府同心協力，真正解決問題，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做澳門美好家園的忠誠建設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