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位」高，意味著往往能超越那些非市場的力量，個人地位和資産積累也更穩固。「工科男」馬化騰、李彥宏，對政治三緘其口，只因他們比誰都「懂政治」。
　　天下的錢都是一樣的，人們獲得財富的「紅與黑」邏輯也大同小異。但是，富豪「段位」却各有不同。
　　所有人都希望成爲富豪，這是階層晋級。但富豪同樣需要晋級，這關乎財富穩固和個人命運。
　　不同的層級，富豪的命運也不同。比方說，一些富豪在「失聯」後，其「複聯」後的消瘦身影，只會出現在電視屏幕中的審判席上。另一些則不然，他們「複聯」後，却西裝革履地出現在跨國資産交易的談判桌前。這種判若雲泥的人生境遇，源自中國富豪的「段位」差異。
　　經過30多年的財富積累，中國富豪出現了明顯的「段位」分化。這種分化，幷非完全按財富多寡來界定，而很大程度上基於富豪的自我定位和宏觀視野，以及在此基礎上對旗下資産結構的配置大框架。
　　目前，中國富豪可以分爲3個「段位」：第一層次是地方土豪；第二層次是全國性超級富豪；第三層次是全球巨富。在特殊的政治經濟背景下，「段位」越高，也意味著你往往越能超越那些非市場的力量，個人地位和資産積累也更穩固。
　　所有人都看到這一點。因此，無論是萬達、復星、安邦，還是BAT互聯網巨頭背後的富豪，以及其他即將崛起或不爲人知的精英，他們全都在進行一場「段位」晋級大戰。
　　「問題土豪」的套利邏輯
　　1999年，薄熙來由大連市長升任遼寧省委常委、大連市委書記。也就在這一年，大連誕生了中國商業足球史上的一筆大生意。
　　萬達集團向實德集團轉讓俱樂部30%股份，球隊取名爲大連萬達實德足球隊。一年後，實德買下所有股份，球隊正式更名爲「大連實德」。足球界戲稱，徐明正式接過了王健林的「棒」。
　　「接棒」之外，這或許也代表了一種分道揚鑣。此後，王健林和徐明走上了不同的富豪之路。前者要做的是全國性的富豪，在全國範圍內配置資源和套利，而後者則更傾向於在特定地區、特定行業獲取超額收益，這是地方性的土豪。
　　兩種富豪的命運是不同的。這些年，那些走上了審判席或者證人席，以及「失聯」很久不知所踪的富豪，多半都屬於土豪層級。
　　所謂「土」，幷不在於其出身，而在於其地方性、封閉性和排他性。出問題的「土豪」，除了公開的商人身份之外，他們的另一重身份必定是某些權貴家族或者地方官員的「私人財富操盤手」。
　　自古以來，在强大的中央集權體系之下，中國富豪的獲利方式其實只有兩種：一是特許經營，二是套利。地方土豪在這兩方面表現得最突出，出問題的人也最多。
　　特許經營多半發生在近代以及之前的中國社會，因爲有政治權力的照顧，一些商人會拿到錢幣鑄造、鹽類經營、錢莊票號的特許證。一個小型的、封閉的富豪圈子，可以進行排他性的生意，沒有競爭，財富積累極快。從呂不韋到近代的胡雪岩都是這一類的典型代表，但幾乎無人得以善終。
　　新中國建立之後，特許經營類的富豪不再有了生存空間。因爲，特許經營成了國有企業的專利，也是新興大國執政的經濟基礎。
　　但國家對資源的全面掌控，也爲套利型富豪的産生提供了基礎。套利型富豪的套利邏輯，是在政治權力的幫助之下，在國家控制的商品或要素市場獲取低價商品和要素，然後高價倒賣。王石曾「倒賣玉米」，而改革開放初期那些拿「批條」，做「倒爺」的高幹子弟，更是套利型富豪的初級版。
　　商品市場的套利之外，更高級的是要素市場的套利。實際上，中國大多數富豪的發家邏輯都是：在商品市場「套利」淘得第一桶金，然後進入要素市場「套利」，從而把生意做大。
　　所謂要素，最重要的只有兩個：一是土地，二是資金。富豪榜上的中國富豪，多數都曾在這兩個要素市場左右逢源。近年來，兩莊涉及政治局前委員級別的腐敗大案，都有著這類富豪的身影。
　　在陳良宇案中，富豪張榮坤非法取得上海社保局32億元資金，用來收購滬杭高速上海段的經營權。這是典型的資金套利行爲。
　　按照我國的法規，地方的社會保險基金除按規定預留必要的支付金外，須全部存入銀行和購買國債，一律不得進行其他投資。但這也意味著地方社保基金的收益率極低，在不法商人看來，「老百姓養命錢」是一筆低成本資金，挪作他用，可以賺取收益差。
　　在薄熙來案中，徐明的套利表現在土地要素上。徐明在大連和重慶拿地，得到了薄熙來的不少照顧。地産業內人士驚呼：「能在此地拿地的開發商，背景都非同一般。」
　　不過，除了套利之外，這些腐敗案件同樣有特許經營的影子。比如，張榮坤的福禧投資用杠杆收購方式，將滬杭高速上海段30年經營權納入囊中，成爲了公衆視野中的「公路大王」。這既是國有股權的低價轉讓，也是一種權力護航的特許經營。
　　2004年，在薄熙來出任商務部長期間，大連實德獲得了成品油國際貿易經營權牌照。石油貿易是國家管制最爲嚴格的貿易領域，一般的民營富豪難以涉足，而當時的徐明不過三十出頭。
　　王健林曾回憶說，萬達一度在大連過得很難受。「一個是當時的領導也不太喜歡我們，因爲我們也不表示啊，老不表示。」「（在大連）跌跌撞撞的，很少直接從一手拿到地。」
　　2008年，王健林將萬達總部由大連遷往北京CBD萬達廣場，在公司結構層面搭建起了全國性的布局。而此時的徐明，正忙於在重慶拓展項目，在「問題土豪」的路上如魚得水，越走越遠。
　　超級富豪的「國家責任」
　　不過，萬達搬到北京未必真是混不下去，而是王健林本人希望這家企業是真正的全國性企業，自己成爲一個全國性的超級富豪。
　　對比而言，無論是徐明，還是張榮坤的致富故事，都具有明顯的地方性特徵。儘管他們的財富曾位居富豪榜前列，但他們根本算不上全國性富豪，而只是地方土豪。張榮坤的「福地」主要是蘇南和上海，而徐明則主要是大連和重慶。
　　另外一些「出事」的富豪也大多情況類似。劉漢主要在四川和西南發家，經營基建、甚至電力，而樓忠福主要在浙江發家。他們之所以發迹，顯而易見的是他們和地方官員的「關係」。
　　這幷不是說，地方性土豪都有問題。實際上，許多地方性土豪正是地方經濟的支柱，也是推動一方發展的積極力量。但與全國性富豪相比，從根本上來講，地域只是表現，而真正的區別在於，他們對全國統一的要素市場—特別是資金市場的利用程度有所不同。
　　地方土豪偏居一隅，苦心經營地方政經網絡，希望從有限的投入中實現效益的最大化。而超級富豪們則更傾向於全國範圍內的套利，他們的格局明顯不同。地域性的套利，由於經濟規模、市場容量方面的限制，想要獲取超額收益，很大程度上必須通過與權力的合謀來實現。這也是他們容易出問題的原因。
　　全國性的套利則有所不同，因爲市場廣袤，以及中國金融市場的特性—銀行沉積了大量的廉價資金，富豪套利在很多時候只需要利用信息不對稱即可。對面向全國市場的全國性富豪而言，「薄利多收」同樣可以實現財富的迅速積累，他們尋求地方官員庇護的衝動相對較低。儘管其很多套利行爲可能是灰色的，但未必都觸及了法律紅綫。
　　某種意義上講，全國性超級富豪的産生是中國商業文明的重大進步。一個容易被忽視的現象是，在改革開放以前，中國數千年歷史上，其實幷未出現過真正意義上的全國性超級富豪。
　　在帝制時代，中國的商人多是「行商」。因爲中央集權的需要，地方官經常異地調換，這意味著他們背後的商人群體必須經常轉移市場，才能獲取庇護。
　　這種獨特「行商」文化，甚至催生了中國文學中一個規模不小的詩歌流派—「閨怨詩」。它們多半寫的是商人流動性太强，轉戰南北，而那些正值繁花盛開歲月的婦女，無法忍受「嫁做商人婦」的孤單和凄涼。
　　在近代，江浙財團盤踞長三角，但國民政府始終未能真正統一中國，因此無法建立全國性的商品和要素市場，中國也沒有真正的全國性超級富豪。只有在改革開放後，中國才誕生了真正意義上的全國性超級富豪，王健林是個典型。
　　可以說，在地方財權向中央集中的大背景下，萬達這樣的房地産巨頭其實猶如一套民間的「轉移支付系統」。資金通過國家控股的銀行貸給開發商，而這些資金通過各種方式，最終流向了地方的城市建設。這和中央財政對地方的轉移支付相比，效果異曲同工。
　　實際上，在上世紀朱熔基的財政金融改革之後，地産商的這套「轉移支付系統」的確成爲了國家治理和經濟發展不可或缺的一環。近年來，王健林「底氣」越來越足，必然和他深知自己的「重要角色」有很大關係。
　　除了全國性的地産富豪，另一類全國性富豪是綜合財團背後的大佬。最初，他們橫跨多個行業，在不同的行業之間騰挪資金。綜合財團的最大好處是，如果A行業能够拿到的融資比較便宜，而B行業收益高，那麽他們便會在A行業融資，在B行業投資。
　　一個有意思的現象是，中國很多超級富豪的財富版圖中，竟然有鋼鐵這種利潤幷不高的行業，即便行業走入下行周期也不放弃。這背後的主要原因是，在一些落後地區，鋼鐵行業關乎地方政績，會得到地方政府的隱性支持，同時也易於和銀行搞關係，因此會對整個財團的融資有幫助。
　　但現在，中國的財團們顯然已經不再滿足於資金騰挪，它們很多索性拿金融牌照，建立保險公司爲代表的低成本資金來源。復星，以及後來崛起的安邦、寶能等，便是典型。
　　不論是地産富豪，還是綜合財團大佬，作爲全國性超級富豪，他們在一國經濟中扮演的地位越來越重要。在地方官面前，他們腰杆筆直。王健林說「親近政府、遠離政治」，不是富豪的大佬王石說「從不行賄」，這背後的邏輯是一樣的。地方土豪容易出事，而全國性的富豪往往得以從一些政治變動中全身而退。
　　就背景而言，地方土豪和全國性富豪是有所區別的。張榮坤出身於蘇南一個普通的石庫門大宅院，徐明出身於東北農村一個茅草屋，劉漢也出身於四川的貧寒之家。他們都沒有受過像樣的大學教育，但天資聰穎，有著出人頭地的野心。
　　這些地方土豪有點像司湯達筆下的於連。於連將上層社會的婦女作爲自己攀爬的階梯，而中國的土豪則將實權地方官作爲打造商業帝國的籌碼。實際上，他們「紅與黑」的邏輯都是相同的：靠近權力，獲取超額收益，迅速實現社會階層和個人財富的大跨越。
　　對比而言，許多全國性富豪則顯出不同的一番格局。王健林出身於幹部家庭，父親是老紅軍，在四川擔任過中層幹部。復星的郭廣昌雖然出身農家，但上了復旦大學，是中國式階層流動工具—高等教育的受益者。
　　這不是「出身决定論」，但沒有人會否認，不同的成長經歷會讓一個人在冒險性，以及對權力的認識上有所不同。財富大格局，往往始於微處。
　　走向全球巨富
　　全國性富豪階層的崛起，另一個必須提及的群體是互聯網精英。他們是中國富豪從富豪的「第二層級」通向「第三層級」的過渡階段。
　　一個有意思的現象是，除了「性情中人」馬雲偶爾把持不住之外，中國的絕大多數互聯網精英幾乎不談政治，甚至一點都不談。這幷非他們都是「工科男」，而是源自於這個行業的特殊性—互聯網産業是中國享受「大國紅利」最多的行業，沒有之一。
　　互聯網産業的精髓根本就不是什麽「打破信息不對稱」、「降低交易成本」之類，而在於這個産業具有最低的擴張成本，用經濟學的術語來說，就是企業的産品質量和市場規模達到一定程度之後，在全國範圍內繼續擴張的邊際成本幾乎爲零，這讓它們享受「大國紅利」最多、最快。
　　但「大國紅利」也是一把雙刃劍。企業做大，市場擴張是幾何級增長，反過來，國家政策的任何變動，對行業的影響也是幾何倍數級的。
　　廣告法規的立法和執行是否變動？財政收入增速下滑，網店會否全面收稅？考慮到青少年健康成長，國家會否嚴控網絡游戲？你要知道，百度是中國最大的「廣告公司」，阿里巴巴是最大的網店平臺，而騰訊是最大的游戲供應商。這三方面的政策變量，會立刻影響BAT三巨頭的股價。這種政治和財富的「聯動」程度，在互聯網産業甚至超過了房地産。
　　以前，和房地産公司相比，互聯網産業幾乎不需要處理和地方政府的關係，和地方政治的「摩擦成本」幾乎爲零。但現在，這種局面也在改變。互聯網公司開始熱衷於到地方「拿地」，變相搞房地産，或者拿地方的「大數據」項目，和那些不重視考察産品質量與服務績效的政府機構做生意。
　　可以說，即便拋開社會穩定、輿論政策之類的問題不談，就商言商，中國的互聯網公司也比其他任何行業都需要「講政治」。「工科男」馬化騰、李彥宏，對政治三緘其口，這只是因爲他們比誰都「懂政治」。
　　2015年的一項數據顯示，中國互聯網經濟占GDP的比重已超過美國，達到4.4%的水平。在全球市值排名前10的互聯網公司中，中國企業占據1/3。但是，數據幷不能說明中國的互聯網富豪已經躍居世界級。它們只是比第二層級的全國性富豪略高，還遠遠沒有達到第三層級。
　　第三層級是全球巨富，他們位於全球財富金字塔的頂端，這不單是指財富數量，更是指政治經濟地位。在這個塔頂，可以避免一國政治、經濟變動可能造成的財富貶損，而第二層級則沒有這個能力。在中國，只有李嘉誠這樣少數的頂級富豪勉强做到了。
　　爲何如此？從財務學上講，所有的富豪其實都是在「套利」，他們在投資端的投資收益减去融資端的融資成本便是「套利所得」。世界巨富的要求是，這兩端都必須是世界級的。
　　在融資端，李嘉誠旗下上市公司的資金來自於香港股市，這是一個世界化的融資平臺。因此，在融資端，李嘉誠是世界級的。
　　在投資端，李嘉誠的資産在英國、中國內地和香港，以及美國、以色列廣泛配置，這意味著它的投資端也是世界級的。中國的互聯網公司儘管在美國或香港上市，但它們只有融資端是世界級的，而投資端即主要的業務板塊局限於內地，因此還說不上存在真正的全球巨富。
　　反觀美國億萬富豪，他們的「兩端」國際化程度都較高。「兩端」國際化的價值之一是套利方便，可以在不同市場獲取低成本資金；另一優點則是財富配置安全，因爲富豪有足够的「國家選擇權」。最近，英國議會計劃辯論「是否該響應50多萬人簽名請願，阻止發表反穆斯林言論的美國富豪政客特朗普進入英國」，特朗普就透過發言人說，如果自己被禁入境，將取消對英國10億美元的投資。
　　中國目前政治穩定，是世界上最理想的投資地之一，扎根中國是富豪們明智的選擇。但不可否認，中國富豪們的全球味還不够濃，這也是他們努力的方向。實際上，國家權力對中國富豪晋級「全球巨富」這一點也是支持的，因爲這是中國企業收購海外優質資産的最好路徑。
　　韓國崛起最成功的經驗，是國家權力對私人財團的大力支持。韓國私人財團得到最大的支持來自於兩方面：一是金融法規對財團內部結構的「寬容」，産融結合，利於海外擴張；二是銀行業對企業出海的絕對支持，國民的高儲蓄很容易「借給」大財團進行海外投資。
　　對中國而言，韓國經驗值得學習。一個簡單的道理是，中國國企的海外擴張和投資，往往會遭遇極大的政治阻力；相反，私人財團則屬於「兩頭討好」。在國內，金融機構可以大力支持其「出海」，而對國外合作者及政客而言，私人財團也更容易被接受。
　　但是，私人財團也不能成爲「離岸富豪」，即公司注册在海外，財産轉移到海外，賺錢却在國內。某種程度上，不做「離岸富豪」是中國新一代富豪的行爲「底綫」。可以說，包括復星、安邦、平安這樣的綜合財團和金融財團，早已看到這個大趨勢。它們讀懂了國家的戰略意圖，也明確了自己的定位和行爲框架。
　　無論是王健林這樣的地産大亨，還是馬雲、馬化騰這樣的互聯網巨頭，他們都深諳作爲中國超級富豪有著什麽樣的「國家責任」，更清楚現在和未來應該做什麽。他們的心中，這條由「第二層級」晋級「第三層級」的路正緩緩鋪開。
　　2016年初，最新彭博億萬富豪指數顯示，截至去年底，王健林個人財富達369億美元，居亞洲第一。就在一個月前，另一個消息則頗顯悲涼：前實德董事長徐明的骨灰在親屬護送下回到了大連。
　　一個走出了大連，一個永遠都無法再走出大連。一個成功「晋級」，一個沒有。
（譚保羅／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