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十次會議昨日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開幕並舉行第一次全體會議。這次會議的其中一項重要議程，是審議全國人大常委會關於增加《香港基本法》和《澳門基本法》附件三所列全國性法律的決定草案。據知，所增列的全國性法律，是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二十九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外國制裁法》。
　　《反外國制裁法》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爲應對外國制裁但相關法律手段不足而制定的法律。其適用情况是「外國國家違反國際法和國際關係基本準則，以各種藉口或者依據其本國法律對我國進行遏制、打壓，對我國公民、組織采取歧視性限制措施，干涉我國內政的，我國有權采取相應反制措施」。而制裁措施有三類：
　　一、不予簽發簽證、不准入境、註銷簽證或者驅逐出境；二、查封、扣押、凍結在中國境內的動産、不動産和其他各類財産；三、禁止或者限制中國境內的組織、個人與其進行有關交易、合作等活動。此外，還有「其他必要措施」的包底條文。
　　《反外國制裁法》將能發揮針鋒相對、「以『毒』攻毒」的作用，對美歐各國干涉中國內政的行為毫不妥協，「一飯之德必償，睚眥之怨必報」。其實，美歐各國就香港事態所作的所謂「制裁」，並沒有傷到香港特區。但如果中國進行反制裁，對方可能損手損腳。就以目前正在進行訴訟的孟晚舟案來說，是因為匯豐銀行而起事。如果加拿大法庭裁決將孟晚舟引渡到美國，匯豐銀行就將會是被反制裁的對象。此舉對香港金融的損害不大，匯豐銀行撤走，自有其他金融機構頂上，但匯豐銀行的損失則是重大，將會損失五分之三的營業份額。
　　那麼，澳門的情況如何？目前，尚未見美歐各國有甚麼動靜。曾經管治過澳門的葡國，一來本身沒有甚麼實力，二來與中國也沒有甚麼矛盾，相反還較為友好，對澳門發生的事情，除了幾個政客以個人名義說三道四之外，作為政府，葡國還是默認甚至是不反對的。因此，《反外國制裁法》基本上不是以葡國為實施對象。當然，日後葡國國內政治態勢丕變，跟隨「五眼聯盟」反華，並干涉屬於中國內部事務的澳門事務，那又是另一回事。
　　因此，《反外國制裁法》主要是針向對中國極不友好的美歐各國，其中又以美國為主。不過，從目前情況看，美歐諸國對澳門，尚未使用「制裁」手段。這當然首先是因為澳門特區踐行「一國兩制」，高度自治有出色表現，有關為維護國家安全立法，完全是澳門特區履行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的憲制責任而自行立法，而無須最高國家立法機關直接立法。而為落實「愛國者治澳」原則，取消被認定為「不擁護、不效忠」者的參選資格，也是澳門特區的選務管理機構和立法機關自行根據澳門特區的選舉法律作出決定/裁定，而無需最高國家權力機關專為完善澳門特區的選舉法律制度而做出任何決定。何況，由於澳門具有深厚的愛國愛澳優良傳統，「反中亂澳」勢力根本「郁不得其正」，澳門特區也就無需動用較為激烈的手段實施管控。因此，美歐各國根本就沒有對澳門「下手」的籍口。
　　即使是前一段時間依法「DQ」被認定「不維護、不效忠」者的參選資格，雖然歐盟和美國也發表了相關的談話，這當然是干涉中國內部事務的嚴重挑釁行為，因而遭到中國相關權責機構的強烈反擊；但相對於美歐各國對香港的事態的反應而言，在程度上還算是較「輕」的。
　　美國沒有可能對澳門進行「制裁」的籍口及機會，但中國卻有對美國進行「反制裁」的正當性及對象，那就是美國在澳門博彩業市場的巨大利益。這是因為，其中兩個美國博企的持牌人，曾經長期充任美國朝野政黨政客的「金主」，而且與美國情治機構的關係極為密切，對中國的國家安全和澳門特區的政治安全構成重大的威脅。如果中國實施對其實施「反制裁」，不但是美資博企損失巨大，而且美國朝野政客也將會「斷米路」。因此，不但是美資博企不願看到會有此前景，而且美國朝野政客也將會「一百個不希望發生，一千個不甘願」。
　　其實，無需等到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將《反外國制裁法》增列為在澳門特區實施的全國性法律，就是為了維護本身的巨大經濟利益，希望在未來的賭牌重新開投中能夠「保住」賭牌，也已經注意到避免「瓜田李下」，改變了策略，實行「揸FIT人本地化」改革。其中一家美資博企趁著其創辦人及持牌人逝世，正好趁此機會進行澳門企業管理層轉型；另一家美資博企更是主動出擊，藉著其創辦人兼持牌人涉嫌性騷擾被美國司法機關追究刑事責任，將其「踢」出董事局，並由具有省級政協委員身份者掌管行政大權，不但是將該美資博企牢牢地掌控在「愛國愛澳者」的手中，而且更是推動落實「企業除罪化」。實際上，這位「盲俠」大享此前長期與美國中央情報局合作，不單止是美國政客的「金主」那麼簡單。這兩家美資博企的「出招」雖然手法不同，但殊途同歸，頗為聰明，對其在參與賭牌重新開投中爭取到有利位置，掌握到主動權。
　　不過，即使如此，美國資本仍然在這兩家美資博企中佔有主要股份。在新冠肺炎疫情發生前，從澳門特區攉取了大量財富，並成為挹注美國政客的主要資金來源，甚至連特朗普的美國總統就職典禮的開銷，也有來自澳門賭場的得益。此外，有的本來應該留在澳門進行再生產發展的盈利，流到新加坡開設新賭場，或意圖參與日本新賭場的投資建設（後主動放棄）。如果這兩家美資博企能夠成功重新獲得賭牌，在疫情受到控制之後，仍然是「會生金蛋的鵝」，美國股東繼續坐享「紅利」。除非是修改《博彩法》，對每一家參與競投的公司，嚴格地限制其股本結構，外國資本不能超過一半或更小的比例。
　　美國當局似乎「聞到陣除」，因而在對香港繼續色厲內荏的同時，卻對澳門「笑臉相迎」。其中一個顯著的例子，就是美國國務院在今年八月上旬發表的「二零二一年度全球投資環境報告」中的澳門部分，竟然一改以前的態度，聲稱並警告美國公司在香港的「風險上升」的同時，讚揚澳門特區政府「致力於維持對投資者友好的環境」，強調「澳門對外國投資沒有限制」，並強調當地經濟仍然「透明、非歧視和自由市場」。
　　這就顯示，美國當局似乎是不想在澳門議題上刺激中國政府，以至在澳門重新開投賭牌時斷絕了其「米路」。當然，這個「報告」是在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反外國制裁法》，並聲明將會列入香港、澳門基本法的「附件三」之後的兩個月發表的，其「規避」《反外國制裁法》的意圖也就十分明顯。
　　因此，中國政府及其直接管轄的澳門特區，不怕美國「制裁」澳門，反而掌握著極為有力的「反制裁」武器。